中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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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制造,新软件、新工艺、机器人和网络服务正在逐步普及,大量个性化生产、分散式就近生产将成为重要特征,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将终结。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当今全球正面临着以能源生态化、制造数字化为核心,以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有其必然性,它是以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结果.。
尽管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国内外均有不同认识,分歧点既有对工业革命划分的不同(如有人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是第六次科技革命),也有对其程度和影响的不同看法。但由于国际上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观点契合了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能源短缺、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萎缩等实际问题,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甚至是部分决策者的认同。例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尼亚明确表示,欧洲需要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们认为,国际上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势性判断,与国内近一段时间对全球正孕育着以新兴技术和产业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判断相一致,是对已有现象的归纳和提升。应该说,当前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但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逐步深刻的影响,对其认识也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但由于其蕴含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将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动态跟踪。
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生产方式从大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和分散式就地生产,这种转变可以将曾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重新回到发达国家,因此,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在我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
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考虑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30%,未来几年我国的成本优势将进一步缩小,2015年我国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将是美国的45%,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我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地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我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我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我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
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我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我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我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
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我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因此,从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引发全球性结构大调整的高度,中国首先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大力加快人才培养和支持核心技术攻关。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因行业间利润失衡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推进结构调整。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
当今全球正面临着以能源生态化、制造数字化为核心,以互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为特征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有其必然性,它是以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形成的产业发展模式不可持续的结果.。
尽管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理论,国内外均有不同认识,分歧点既有对工业革命划分的不同(如有人认为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也有人认为是第六次科技革命),也有对其程度和影响的不同看法。但由于国际上有关“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观点契合了当前全球面临的经济危机、能源短缺、气候变化、发达国家实体经济萎缩等实际问题,还是得到了许多人甚至是部分决策者的认同。例如,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塔尼亚明确表示,欧洲需要第三次工业革命。
我们认为,国际上对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趋势性判断,与国内近一段时间对全球正孕育着以新兴技术和产业引领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判断相一致,是对已有现象的归纳和提升。应该说,当前出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端倪,但要经历较长时间才能对经济发展产生逐步深刻的影响,对其认识也是一个动态深化的过程。但由于其蕴含的一系列革命性变化,将有可能对不同国家的竞争力产生深远影响,对此应给予高度重视和动态跟踪。
由于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使生产方式从大批量生产转向个性化定制生产和分散式就地生产,这种转变可以将曾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工作机会重新回到发达国家,因此,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我国的机遇与挑战并存,近期挑战大于机遇。
在我国竞争优势亟待转换升级的关键时期,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因素将加大调整的压力和难度
数字化制造将使劳动力成本影响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性下降。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速度已明显快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研究表明,2010年我国考虑劳动生产率差异并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约为美国的30%,未来几年我国的成本优势将进一步缩小,2015年我国修正后的劳动力成本将是美国的45%,数字化制造的影响有可能加速削弱我国的既有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数字化制造并不是简单地机器替代劳动,数字制造技术、知识产权、设计、软件、品牌对产业竞争力的影响程度提高,这些非物质要素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而这些方面恰恰是我国的短板。
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不同产业的影响有差异。数字化制造的优势体现在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和提供个性化产品,因此对那些贴近市场最终需求的产业影响较大,而我国许多产业是大量进口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进行加工组装生产最终消费品,其受影响的范围和深度要大于其它国家。此外,发达国家与我国在新能源、互联网等新兴产业的竞争更加激烈,不可能像传统产业一样出现新一轮的大规模跨国间产业转移,面临的贸易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更加多发。
第三次工业革命当地化、分散化的生产方式,将对我国依赖大规模出口的产业体系形成挑战
数字化制造将使得某些行业(特别是生产生活资料的行业)规模经济变得不明显,个性化定制、分散生产成为新特点。为更贴近市场,更快响应市场需求,企业会更多选择在消费地进行本地化制造。从而,将对全球产业分工格局和全球生产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产业分工体系有可能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延续产业链分工,主要体现在原材料、零部件等生产资料领域;另一是靠近市场需求的就地生产,主要集中在个性化需求突出的生活资料领域。后一种趋势将使全球化呈现新的发展方向,对地区产业格局逐步产生深刻影响。
就外商直接投资而言,一方面,外资企业将更加看中我国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更加贴近消费需求,会加大在我国设立研发、设计等机构的力度。另一方面,部分外资企业考虑贴近消费者、规避市场风险、享受发达国家再制造业化政策以及我国成本上升等因素,会将已在我国的部分外资回流到发达国家。
此外,也促使国内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并且更多地采取在国外投资设立生产企业的方式。
第三次工业革命合作、分散、开放的特征,提出了体制机制适应性的新要求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扁平化结构、分散合作式商业模式更为普遍,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这些变化对体制机制的适应性提出了新要求。目前,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直接干预多,不利于创新的行政性审批多,缺乏针对性的集中决策多,此外,在信息和能源等领域市场垄断、行政性垄断问题突出,促进创新的体制机制环境仍不完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意味着需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大力度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总体而言,以技术为引领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进一步凸显了市场规模、需求多样性的重要性,内需扩大还将提高我国超大规模国家的市场优势。就此意义上说,第三次工业革命不仅不会终结中国的崛起,如果把握住机会反而成为推动经济转型的机遇,但近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
因此,从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引发全球性结构大调整的高度,中国首先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研究,强化工业和实体经济的战略定位,大力推进以数字化制造为重点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大力加快人才培养和支持核心技术攻关。采取有效措施纠正因行业间利润失衡造成对实体经济的侵蚀,注重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升级传统产业有机结合起来,以更大力度推进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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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用30多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巨大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中国人口众多,资源有限,完全效仿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一定会遇到资源超前消费、生态环境恶化的发展瓶颈。危机与机遇共生,目前的困境,对中国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了一种“倒逼”机制。
随着经济不断增长,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1960年代到现在,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更快,能源消费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60年代美国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5%,中国仅占5%;现在中国增长到22%,美国却下降到17%。全球煤炭消费中国占了50%还多。中国的石油消费现在一半以上靠进口。由石化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现在也已超过美国。我国中东部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和PM2.5严重超标,正在警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已经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的理念。过去这种以大量能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然与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们必须在GDP的增长速度和改善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衡点。
推进以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必将助推美丽中国梦。它不但不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会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有自己的优势。首先,中国拥有发展新能源优良的资源和环境禀赋;其次,中国的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已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第三,中国正在进行积极的改革,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环境。实际上,技术的首创或模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必须主导开发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
随着经济不断增长,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是一个客观规律。1960年代到现在,能源消费增长速度更快,能源消费的格局也发生了巨大变化。1960年代美国占全球能源消费的35%,中国仅占5%;现在中国增长到22%,美国却下降到17%。全球煤炭消费中国占了50%还多。中国的石油消费现在一半以上靠进口。由石化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中国现在也已超过美国。我国中东部持续出现的雾霾天气和PM2.5严重超标,正在警示我们,保护生态环境已经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改变经济发展的理念。过去这种以大量能源消耗和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必然与生态处于不可调和的矛盾状态。我们必须在GDP的增长速度和改善生态环境之间找到平衡点。
推进以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必将助推美丽中国梦。它不但不会影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反而会有利于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中国有自己的优势。首先,中国拥有发展新能源优良的资源和环境禀赋;其次,中国的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已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第三,中国正在进行积极的改革,为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环境。实际上,技术的首创或模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必须主导开发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技术,抢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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