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时期出现的新的史书体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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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史学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注重“通变”，从而促使通史特别发达。
自汉代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之后，直到唐朝，除了南朝梁武帝时曾编修过一部通史外，其余史著，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无一不是断代为史。从唐代开始，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各种制度的变化，明辨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不仅统治者“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1] ，史家们也倡议并尝试“酌古之要，通今之宜”。而要探索王朝兴衰之由，寻求历史演变之迹，只有贯通古今的通史才能做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本身也提出了“通”的要求。在唐代，先是刘知几为了总结以往史书编纂的经验，分析其得失，以指导今后史书的修撰，写了《史通》一书，从理论上阐述了“通”的要求；随之，杜佑又汇通各朝典章制度，集于一书，开创了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是唐代虽已开始重视通史，通史著作却仍如凤毛麟角。
到了宋元时期，通史思想已几乎成了史家们的共识，如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的司马光，力图做到“贯五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的郑樵，着眼于“推寻变通张弛之故”的马端临等，莫不以“会通”相标榜，并身体力行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历史进行贯通古今的考察，以“通变”思想回答社会历史发展提出的课题。而他们编纂的几部以“通”字命名的巨著，也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几乎成为中国封建史学的代表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通史，虽然它只是一部政治史，但并不影响它成为编年体这一史书体裁的代表作；南宋郑樵的《通志》使纪传体通史在司马迁之后再现史坛，并有所创新；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继杜佑《通典》之后，又把典章制度史的编纂推进了一大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不仅使纪事本末体跃居史坛，为历史书籍的编纂开辟了新途径，而且是独立于纪传、编年之外的另一体裁的通史名著。可以说这些不同史体的通史著作与主张会通明辨的史学思想，已经成为宋元史学发展的主流。
自汉代司马迁创立纪传体通史之后，直到唐朝，除了南朝梁武帝时曾编修过一部通史外，其余史著，无论是纪传体还是编年体，无一不是断代为史。从唐代开始，随着封建政治、经济的高度发展和各种制度的变化，明辨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不仅统治者“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 [1] ，史家们也倡议并尝试“酌古之要，通今之宜”。而要探索王朝兴衰之由，寻求历史演变之迹，只有贯通古今的通史才能做到。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史学的发展本身也提出了“通”的要求。在唐代，先是刘知几为了总结以往史书编纂的经验，分析其得失，以指导今后史书的修撰，写了《史通》一书，从理论上阐述了“通”的要求；随之，杜佑又汇通各朝典章制度，集于一书，开创了典章制度通史的先河，为史学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但是唐代虽已开始重视通史，通史著作却仍如凤毛麟角。
到了宋元时期，通史思想已几乎成了史家们的共识，如欲“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穷探治乱之迹”的司马光，力图做到“贯五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的郑樵，着眼于“推寻变通张弛之故”的马端临等，莫不以“会通”相标榜，并身体力行之。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历史进行贯通古今的考察，以“通变”思想回答社会历史发展提出的课题。而他们编纂的几部以“通”字命名的巨著，也对后世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几乎成为中国封建史学的代表作：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编年体的通史，虽然它只是一部政治史，但并不影响它成为编年体这一史书体裁的代表作；南宋郑樵的《通志》使纪传体通史在司马迁之后再现史坛，并有所创新；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继杜佑《通典》之后，又把典章制度史的编纂推进了一大步；南宋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不仅使纪事本末体跃居史坛，为历史书籍的编纂开辟了新途径，而且是独立于纪传、编年之外的另一体裁的通史名著。可以说这些不同史体的通史著作与主张会通明辨的史学思想，已经成为宋元史学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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