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用来调兵遣将的兵符是如何变化发展的？
历代符节种类繁多，其铭文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军事制度，是一宗重要的历史文物，兵符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出现，到宋朝后渐渐被令牌取代，其背后代表的历史，是不可忽视的。
秦王嬴政始称皇帝之后，兵符依然被沿用，并且不同地区的兵符上面的所刻的铭文亦不同，逐渐发展了为了一地一符，到了秦朝灭亡，汉朝建立而承袭秦制，而兵符制度也被汉朝所沿袭，《汉书·文帝纪》中记载：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
东汉时期，一度使用玺书或者诏令调兵。
东汉时期，单以虎符调兵出现的弊端被统治者所重视，而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也被统治者所忌惮，想想也是，信陵君仅仅盗走了兵符，就抢走了魏国的军队，这对于国君来说，是不能被接受的，毕竟军队是一切政治活动的资本。
正如《后汉书·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中记载，杜诗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这也就是进一步说明了军队对于国君的重要程度，以及虎符在调兵中的重要作用。
不过他又提到“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这是针对光武帝时期的发兵制度“禁网尚简，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而提出的建议，进而指出了“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
古代的诏书
这也就是说光武帝时期曾一度只是使用玺书或者诏令调兵，而不适用虎符，但是这种“简单”的调兵方式，很容易被奸人伪造，继而会对君权产生威胁，这一建议被光武帝所采纳，继而继续使用虎符调兵。
不过，这时期的玺书或者诏令也并未取消，而是和虎符一起配套使用，这样一来，虎符就成为了发兵的信物，而玺书或者诏令就成为了对统兵将领职权和任务的说明，而两者的结合，则加强了君主集权，像战国时期信陵君盗取虎符而抢走军队控制权的情况，则基本上无法发生了。
从汉朝开始，虎符通常情况下采取铜质，左右两边分开保存，并且虎符上刻有“一、二、三、四”等字样，用来指代不同地方上的军队，为了杜绝虎符被仿造，出现了“汉字中分”的情况，如王国维在《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所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
隋唐时期，兵符形状的转变。
到了隋朝时期，虎符继续充当着调兵遣将的信物，不过其形状已经从卧虎变成了立虎，这也是隋朝君主为了加强皇权威严的一种表现。
到了唐初，唐高祖李渊为了避其祖宗李虎的讳，就废除了虎符，改为兔符，后来又改为鱼符，《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高祖入长安，罢隋竹使符，班银菟符，其后改为铜鱼符。
虽然形状和名称发生了变化，但是实际上依然是兵符，其作用依然是用来调兵遣将，《旧唐书·职官志二》就对此有着明确地记载：铜鱼符，所以起军旅，易守长。
而唐朝的鱼符还有另外一种功能，那就是表明官员的身份，这种鱼符又被称为随身鱼符，就类似于现今的身份证，上面刻有官员的姓名，官居品级等，正所谓：随身鱼符者，以明贵贱，应召命，不同等级的官员所佩戴的鱼符材质不一样，一般三品以上的官员，为黄金所铸，四品物品为白银所铸，六品及以下就为铜质了。
等到武则天继位之后，鱼符又被改为了龟符，正如《明月湖醉后蔷薇花歌》一曰：一朝失势当如此，万事如灰壮心死，谁知奏御数万言， 翻割龟符四千里，而唐代“金龟婿”的典故，其实就是源自唐朝三品以上的官员所佩戴的金龟符，后来唐中宗即位，又恢复了鱼符。
南宋恢复使用虎符，元代变为虎头牌。
《宋史》记载：高宗建炎三年，改铸虎符，枢密院主之，也就是说到了南宋时期，统治者的兵符又恢复为了虎符，并且对于虎符的铸造也有了更细的规定，比如“其制以铜为之，长六寸，阔三寸，刻篆而中分之以左契给诸路，右契藏之”。
古代令牌
到了元朝时，兵符则变为了虎头牌，后来慢慢地演变为铜质令牌，后来令牌作为兵符一直被封建王朝沿用，自此，虎符作为兵符的重要形态，最终淡然谢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