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史记》的悲剧性更为突出?
作者是作品的创造者。在分析任何作品前,都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作者的生平。孟子说“知人论世”,了解司马迁的生平,能对我们理解《史记》有所启发。
司马迁的家族有着优秀的修史传统,司马迁从小耳濡目染。父亲司马谈就是优秀的史官,司马迁从小就接受父亲 “世典周史”的思想。父亲的临终遗愿,也是希望司马迁能继承本家族修史的良好传统。实际上,《史记》的撰写,也可以追溯到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最早萌生了写一部纪传体通史的想法,但没有完成就去世了。父亲去世时,司马迁35岁,正是想成就一番事业的时候,于是他接下了父亲的接力棒。
肩负起修史使命的司马迁,一向敬佩先秦史官的优良传统。因此,《史记》中体现的“其言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特点,也是他对先秦修史传统的继承。
司马迁的个人际遇是大家聊得比较多的话题。“李陵事件”是司马迁仕途的重大转折,也是他人生中的一次极大打击。
生活中发生不幸,思想上也会相应产生变化。这一变化,使得《史记》浓郁悲剧色彩的形成成为必然。在蒙冤入狱,遭受非人对待后,司马迁凭借顽强的毅力,发愤完成《史记》,将贯彻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愿望的《史记》当做自己诸多思绪和情感的寄托。
遭受大难后,司马迁对人生价值、生命存在与消亡,等重大人生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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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巨大痛苦的司马迁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而是以超凡的毅力继续书写《史记》,完成父亲的嘱托,完成继承前代修史传统的伟大理想。所以在遭受这个重大的人生灾难后,《史记》的书写倾向发生了变化,这一倾向与之前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他的《报任少卿书》中有着鲜明的反映:
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悉意,故略陈固陋。司马迁将创作《史记》看作是自身人生价值的实现,看作是对过去修史传统的继承,看作是自己存活于世间的目的所在,看作是自己对逝去先人的交代,看作是可以流于后世的凭证。
“成一家之言”是他对自己修史目标的阐明,意为创造出有异于从前各家著名学说的、创新的看法、思想。司马迁做到了,他的主张对后世修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司马迁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打击后,对《史记》,尤其是其中的悲剧人物有了更深的理解,记述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可以更好的表现悲剧人物积极进取、与命运不断抗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英雄气概,成功地塑造悲剧英雄的形象。进而使得《史记》的悲剧性更为突出。这是司马迁个人因素对《史记》创作悲剧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