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多有乱世。魏晋之后，凡乱世必盛谈魏晋竹林风骨。“竹”，作为一种大自然特为人设的艺术品，具有了深刻的美学意义。 “忧”，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既然儒生的命运，从孔子开始，便注定了要惶惶然于“立德”，“立功”，“立言”之间，极力去做“君之师”，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与君王与百姓的夹缝之间，自然免不了一个“忧”字。范仲淹的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实是儒家一以贯之的精神。竹林谈玄的文人们的放荡不羁的外表隐伏着的是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儒家入世情怀。面对统治如墨般的黑暗，人民痛苦的挣扎，他们的良知时时痛鞭着他们的心灵：苍生的苦难，真真切切地现在自己的眼前，压在自己的肩上，熨在自己的胸口，他们多么希望能有一点透出光明的希望，让他们担负起国计民生！然而，在那样无边的黑暗中，正义还能存在么？良知还能宣泄么？杨修、孔文举、弥处士，不是一个个倒在莽夫的屠刀之下了吗？整个文人阶层，其实都处于覆巢之下，倘不做谋士、食客、奴才等贾府焦大式的人物，便早必须时时战战兢兢，以求自救自保了，还能够谈什么救国救民？嵇康不是二十年“未曾见喜怒之色”么？向秀的《思故赋》，不是刚刚开了个头就匆匆煞了尾了么？他们内心的愤怒、痛苦、压抑、悲悯，哪里敢轻易显形于色！然而，对人的尊严的洁癖一般的坚守，使他们鄙视、敌对权力者及其帮忙帮闲，由此也决定他们痛苦而绝望的命运。极度的无奈，极度的痛苦，深重的绝望!担负苍生的抱负，对黑暗的愤怒与对权势的反叛，没有以一种公然敌对的形式宣泄出来——因为活着已经是一种铁定的现实——而代之以一种傲然否定一切、嘲笑一切、玩弄一切的心理，并由此表现出来各种各样被常人视为变态的异端行为。虚无、随便、放纵竟成为这批最热烈最具正义感的竹林狂人的主要特征。酒几乎成为他们的精神寄托。刘伶，这做过《酒德颂》的狂夫，这“土木形骸”的始祖，竟乘坐马车，酣饮不休，且备锄头于车上，对马车夫说：“死则葬我。”在这里，连死生都是多么随便，无足轻重。以儒家入世思想为出发点的心理模式，经过清醒与绝望的双重洗涤，最终走向道家放达肆意的行为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