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书和壮游时期（712—746，35岁以前）：
杜甫自幼丧母，很早就寄养在东都洛阳建春门仁风里二姑母家。二姑对他非常好，杜甫和她二姑的孩子都生病了，她二姑结果放弃了自己的儿子保住了杜甫的生命。所以杜甫在二姑死了以后为其撰写墓志铭，称其为‘有唐义姑’。
杜甫在20岁之前，主要是在家读书。他7岁时就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在《壮游》一诗中写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又说：“往昔十四五，出入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杜甫读书很刻苦，曾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2、困守长安时期（746—755，35—44岁）：
天宝五载（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京城长安，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冷漠的现实。当时李林甫把持朝政，排斥异己，嫉贤妒能。天宝六载（747），唐玄宗下诏书，要有一艺之长的人都去应试（制举考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
谁知这次考试由于李林甫从中把持，结果竟无一人被录取，李林甫还向皇帝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是杜甫在仕途上遇到的又一次挫折。他这时经济上也开始困难了，为了谋取出路，他不得不几次三番地向达官贵人投递诗篇，以求引荐。
天宝十载（751）正月, 唐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却又没有下文。这时他的父亲去世了，经济来源完全断绝，生活相当困难。
终南山离长安比较近，杜甫经常去终南山采草药，加工后出售糊口。有时候也混在饥民的队伍里，排队购买官府低价出售的粮食。“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时候也去亲戚家里混饭吃，“平明骑驴出，未知适谁门”，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杜甫的思想感情逐渐向人民靠近，这个时期他写出了第一篇为人民呼喊的杰作——《兵车行》，还写了揭露杨国忠兄妹荒淫享乐生活的《丽人行》。
3、陷贼和为官时期（756—759，45—48岁）：
杜甫往奉先县家中探望家属时，安史之乱爆发了，安史叛军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这年二月，杜甫从奉先县返回长安。由于敌情严重，这年五月，他又离开长安，把妻子儿女从奉先县带到白水（今陕西白水县）。
不久，潼关失守，白水沦陷，于是，在兵荒马乱中，杜甫又带着一家人向北逃难，他走在难民的行列里，以野果充饥，尝遍了逃难者所遭受到的一切苦楚。后来他听说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今宁夏永宁县西南）即位，于是他把家属安置在鄜州（今陕西富县）城西北三十里的羌村，便只身北上，投奔刚刚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李亨。
可是走到半路，不幸被安史叛军截获，送往沦陷后的长安。再现在诗人眼底的长安，经过安史叛军的杀戮洗劫，到处呈现出国破家亡的惨象。这个时期是杜甫创作的高潮时期。其主要诗作有《悲陈陶》、《悲青坂》、《哀江头》、《春望》、《月夜》、《羌村三首》、《北征》、“三吏三别”等等著名的诗篇。
4、漂泊西南时期（760—770，49—59岁）：
乾元二年（759）立秋后，杜甫在华州呆了一年多，因关中地区发生饥荒，再加上他在政治上感到绝望，于是便辞去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他先是在秦州（今甘肃天水市）客居三个月，然后又由陇入蜀，于乾元二年岁末来到成都。
他在成都五年多，其主要诗歌有《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春夜喜雨》、《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戏为六绝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在梓州作）、《登楼》、《丹青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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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河南巩县南瑶湾村。他的家庭是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官僚地主家庭。其13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又精通《左传》，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杜预的文治武功，杜甫常引以为荣。因为杜预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人，所以杜甫常自称“杜陵布衣”，这是指其郡望。
又由于他在长安时曾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所以又自称“少陵野老”。杜甫的10世祖叫杜逊，在东晋初年迁居到襄阳，所以杜甫又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曾自称“襄阳杜甫”。 因曾居长安城南少陵，自称“少陵野老”，后在成都被严武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称之为杜少陵，杜工部。其诗深刻反映社会现实，因此被称为“诗史”，他亦被称为“诗圣”。
一、读书与壮游
（公元 712年至745 年，0至34 岁），20 岁漫游吴越，5 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中。再漫游齐赵。在洛阳遇李白。壮志凌云豪情万丈，俯瞰天下仗剑远游，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初定理想，积极进取。代表作《望岳》。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二、困守长安十年
（公元746年至755 年，35 岁至44 岁），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忠君、渴望为官、建功立业，却又对求官之路深感失望，壮志难酬，无奈、孤独、无助；对于百姓生活的关注与同情，让杜甫开始关注民生。代表作《兵车行》。
兵车行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阑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傍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
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
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
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
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是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三、陷贼时期
（从“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二年，杜甫虚岁45岁，在投奔新皇帝唐肃宗的途中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被迫做了伪官。半年后，他潜逃至凤翔，找到了唐肃宗，这一经历，被称为杜甫的“陷贼时期”）和为官（公元 756年至759 年，45 岁至48 岁）对战乱的厌烦，对百姓疾苦的同情，对亲人的思念，对国家命运的深切悲叹。代表作《月夜》、《月夜忆舍弟》。
月夜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四、漂泊西南
（公元 760年至770 年，49 岁至59 岁），诗歌带有丰富的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忧国忧民，对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忠臣、名臣的崇敬；对自身命运的感慨和对世事的感怀；隐居心境的恬淡；对亲人的思念。代表作《蜀相》、《江汉》、《登高》。
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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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所写之诗很大程度上不只是在客观的叙述事件，而是在用诗去写历史，他的诗体大部分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事件，真实的将历史重现在读者的眼前，也将那个时代受到战乱和腐败统治毒害的现状披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
杜甫能有“诗圣”这一雅号，不止因为其涉猎题材之宽，还在于他能够很好的将律诗运用的如此自如，将这样的诗体运用于无形，甚是有才能。
杜甫甚能驾驭各种形式的诗歌，他能将社会万象及人民的生活描绘的十分生动，他的诗歌中所隐含的不仅是批判和同情，也有很多他被压抑的情怀和抑郁的情感，但这依旧不影响他忧国忧民的爱国之心。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_杜甫
1、读书游历时期（712年-745年），这一个时期就是杜甫在34岁以前读书并且游历的时期。这一时期的诗作斗志昂扬，激情满怀，体现了青年应有的抱负。
2、坐守长安时期（746年-755年），这第二时期，包括杜甫35岁到44岁的十年间作品，这个时期，杜甫差不多一直住在长安，作品也基本是在长安所写，诗风开始转向现实主义风格。
3、陷于安史叛军中的时期（756年-759年），这一个时期，包括杜甫在逃乱时陷于叛军中为时九个月，后又为官约两年零两个月，亲历山河破碎，人民困苦不堪。作品着重表现人民困苦。
4、第四期、漂泊西南时期（760年-770年），这最后一期，包括杜甫49岁到其生命最后的时期，作品占一生总数百分之60以上，几乎大部分作品反映了凄凉、悲怆的哀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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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712年—770年），字子美，汉族，原籍湖北襄阳，后徙河南巩县。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与李白合称“李杜”。年少时虽然体弱多病，但喜好读书，涉猎甚广。
可以说他二十岁前的人生中张扬着豪迈与狂傲。此后他开始漫游各地，这扩展了他的眼界与胸襟。七三五年即开元二十三年，参加进士考试后赴长安应试。但不幸未中，遂又东游齐赵，行踪放荡。
天宝五年，杜甫到长安赴试。此时的李白准备浪迹天涯，而当时朝廷为李林甫执政，有用的文人才干皆难有机会报效国家。
安禄山造反后，他便携带家眷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待安史之乱平定后，杜甫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并与王维等酬唱交游。
不久又因他人连累而被赶出长安，出任华州。而为世传唱的“三吏”就是在他这段时期创作的。
公元七六零年，杜甫王成都花溪，在朋友帮助下修筑草堂，暂居此地，是年他五十岁整。在此处，他得到了好友们物质与精神的多多助益。
但人生几多变故，他后来也在友人举荐下出任官职，但最终还是出蜀游历遣怀。在途中不想疾病缠身，但也促成了他创作的丰收。
后陕豫内乱，意欲北归的计划只能作罢。于是，只得漂泊于江湘。最终不想，竟然病逝于漂泊的客船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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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读书游历时期（712年-745年）
这一个时期就是杜甫在34岁以前读书并且游历的时期，据杜甫《壮游》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又据《进雕赋表》：“臣幸赖先臣绪业，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余篇。”
由此可见，杜甫自七岁起便已经写诗了，到他43岁写《进雕赋表》时，应该连诗带文章有一千多篇了。那么依此理推算，属于杜甫34岁以前的作品，至少也有三四百首了。
可是，杜甫现存的诗，能确定是这个时期的诗，仅仅留存下来二十多首，本文作者“史家之韵”对此表示非常惋惜并遗憾。
杜甫在开元二十四年（736年）第一次游齐赵时，即写出了《望岳》，这大概是他现存作品中最早的一首了，诗中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第二期：困守长安时期（746年-755年）
这第二时期，包括杜甫35岁到44岁的十年间作品，这个时期，杜甫差不多一直住在长安，作品也基本是在长安所写。这一个时期对于杜甫成长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着重大的意义，这个时期结束了他年轻时期的游历生活，但另一个方面却又是一个新的以政治内容与社会内容为主的游历生活开始。
杜甫虽然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长安客居了十年，但他奔走献赋，仕途失意，郁郁不得志，也过着贫困的生活，由此也能接触到下层人民的生活，因而丰富了他创作的视线。
据杜甫现存的诗，这十年间杜甫写出了一百一十首左右的诗，创作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等具有深刻思想的诗。
第三期：陷安史叛军中、为官时期（756年-759年）
这一个时期，包括杜甫45岁至48岁的作品，这个时期杜甫在逃乱时陷于叛军中为时九个月，后又为官约两年零两个月。
由于杜甫曾身陷叛军中，亲自尝到了国破家亡的痛苦，因而他这一时期作品最突出最显著的特征，便是杜甫的爱国精神。从作品质量来看，内容也非常的充实，已经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
在这个时期，虽然短短只有三年多，但是杜甫创作出了二百四十多首诗，其中以五律、五言古体诗最多，杜甫最长的五古《北征》和最长七古《洗兵马》均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其它著名的作品还有：《三吏》、《三别》、《春望》、《乾元中寓居同谷县歌七首》等。尤其是三吏三别是杜甫的现实主义的一个光辉顶点，是他那种“穷年忧黎元”的进步思想。所谓“惊心动魄，一字千金”，说的正是这三吏三别。
第四期：漂泊西南时期（760年-770年）
这最后一期，包括杜甫49岁到其生命最后的时期，这一时期杜甫总共创作了一千余首诗，算算相当于杜甫一生所创作诗歌的70%强。
而这一时期，又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以算是从760年到766年，杜甫居住在成都草堂时，创作了四百八十多首。
第二阶段是从766年四月一路流浪至768年正月在夔州居住，这一时期也创作了四百三十多首。
第三阶段是杜甫又漂泊于湖北和湖南，最终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去世。时年五十九岁。这一阶段杜甫也创作了一百五十多首诗。
在这一时期，杜甫的作品抒情诗特别多，而且是多种多样的，有描写景物的，有描写劳动生活的，有回忆往事的，有咏怀古迹的，也有大声疾呼的，更有政治讽刺诗。
具体作品有：《蜀相》、《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壮游》、《登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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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作的主要特点：
他的诗词以古体、律诗见长，风格多样，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风格，而以沉郁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诗反映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
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
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对后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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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廨”里陈放着国画杜甫堂全景和杜甫生平介绍。“诗史堂”正中是杜甫行吟的雕塑之像，壁柱间悬挂着历代石刻杜甫像的拓片、木刻板和纪念诗人的对联；两侧陈列室展出近代书画家的“杜甫诗意画”和书法。“工部祠”内有杜甫彩塑像，明、清石刻像和两通“少陵草堂图”碑刻；后人把在四川当过地方官的宋代著名诗人黄庭坚和陆游，也塑像配祀祠内。“工部祠”左边的“草堂书屋”和右边的“恰爱航轩”，陈列着宋代以来各个时期的古版杜甫作品和各种外文译本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
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他 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漫游时期 从玄宗开元十九年（731） 至天宝四载(745) 。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他在这两次漫游里，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象《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长安时期 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10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幼子饥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总结。
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七言古体诗。
任职左拾遗与流亡时期 从肃宗至德元载(756) 至干元二年(759)。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正在□州，他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贼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阪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阪》、《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不久因为疏救房□，触怒肃宗，竟遭到审讯。八月，他回到□州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先后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
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这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干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玄宗旧臣房□等被排斥，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在年底到了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捩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
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762)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一首最快乐的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765)四月,严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杜诗全部的七分之二强。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他。
杜甫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便在大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没有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他在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43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813)，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诗歌创作 杜诗最显著的特点是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的密切结合，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杜甫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他一生所走过的路程，在艺术方面也达到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他的诗能使读者“知其人”、“论其世”,起着“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的作用。
杜甫的诗被称为“诗史”。可是作为“诗史”的杜诗并不是客观的叙事,用诗体去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反映现实的同时，还通过独特的风格表达出作者的心情。清人浦起龙说：“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附记》)杜甫的诗大部分涉及玄宗、肃宗、代宗三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可是无处不浸透了
诗人的真情实感。例如杜甫中年时期的两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里边有抒情，有叙事，有纪行，有说理，有对于自然的观察，有对社会矛盾的揭露，有内心的冲突，有政治的抱负和主张，有个人的遭遇和家庭的不幸，有国家与人民的灾难和对于将来的希望。这两首长诗包括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作者的心情波澜起伏，语言纵横驰骋，证明他在这不幸的时代面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都敏锐地发生强烈的感应。
这样的诗是诗人生活和内心的自述，也是时代和社会的写真，个人的命运和国家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二者在艺术上也达到高度的融合。又如《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哀江头》等诗，篇幅较短，却也同样具有这种特点。
天宝后期以来，杜甫写了大量的时事政治诗，不管是陈述政见,如《洗兵马》,在梓州写的《有感》；或是揭发统治者的荒淫残暴，如《丽人行》、《忆昔二首》之一、在云安写的《三绝句》；或是寓言讽兴，如《凤凰台》、《病桔》、《枯棕》、《客从》；或是对穷苦人民的同情关怀，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都是个人的情感与事实相结合的。还有不少长篇，有的记载国家十几年来的大事，如《夔府书怀》、《往在》;有的叙述地方变乱,如《草堂》、《入衡州》；有的回忆往事，如《壮游》、《遣怀》；更是象浦起龙所说的“慨世还是慨身”(《读杜心解·读杜提纲》)，都含有浓厚的抒情成分。
战争题材在杜诗中占有相当大的数量。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持不同的态度。他对于朝廷穷兵黩武，消耗人力物力，是反对的，如《兵车行》、在夔州写的《遣怀》、《又上后园山脚》；对于平息叛乱,抵御外侮,是支持的，如安史之乱前期写的《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以及吐蕃入侵时写的《岁暮》。这些诗谴责什么，歌颂什么，都很鲜明。也有些关于战争的诗，既有歌颂，也有谴责。著名的《前出塞》、《后出塞》两组组诗，曲折反复地叙述战士在从军过程中的心情变化，实际上是反映诗人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战争的不同看法。这两组诗都歌颂了战场上的壮烈场面，战士如何善于战斗，勇于牺牲，取得胜利；又谴责了君王无止境的开拓边疆，主将骄横奢侈，使战绩失去积极的意义。这两组诗都是通过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又如“三吏”、“三别”则更为具体地表达了作者的内心冲突。杜甫在洛阳路上，看见横暴的差吏把未成丁的男孩、孤苦的老人都强征入伍。他替这些人提出控诉，对差吏给以谴责，但是一想到壮丁缺乏，而又大敌当前，便转变了口气，尽可能对被征调的人说几句慰解或鼓励的话。
元代鲜于枢书杜甫《兵车行》
杜甫写过许多歌咏自然的诗。他歌咏的物件，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历代的诗话、诗评对于杜诗里高度的“情景交融”作过许多论述。但是杜甫的诗不只有高度的情景交融,而且有情、景与时事的交融,作者在写景和抒情时，很少离开现实，随时随地都想到他所处的干戈扰攘、国困民疲的时代。如困居沦陷的长安时写的《春望》、入蜀时写的《剑门》，是最有代表性的。这类诗，杜甫越到晚年成就越大，象五律《客亭》、《江上》、《江汉》，七律《登楼》、《宿府》、《阁夜》、《秋兴八首》等，都是情景与时事交融的脍炙人口的名篇。
此外，杜甫也写了一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的气氛，可以看作是有声有色的文化史。明代祝允明书杜甫《秋兴八首》
杜集里也有一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的感情也较为淡泊，比较突出的是杜甫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杜甫在长年的转徙流离之后，到了成都，建立草堂，开辟田亩,得到暂时的休息,因此对于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的动态进行了细腻的观察，感到无限的热爱，具有深刻的体会。如《屏迹》、《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从诗题
上就可以想像出杜甫当时的心境。这类诗当然不能和前边论述的诗篇相比,但也代表了杜甫为人的另一方面,他不只有忧国忧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对于微小生物的爱好。
他“幽居近物情”(《屏迹》),喜看“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水槛遣心》)，感到“花柳更无私”（《后游》）。 杜甫写过一些怀念家属、朋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怀念妻子的有陷贼时写的《月夜》，怀念弟弟的有在秦州写的《月夜忆舍弟》；在许多怀念朋友的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杜甫自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赠李白、忆李白、怀李白、梦李白、寄李白以及其他涉及李白的诗，有十余首之多，几乎首首都显示出对于李白深厚的情谊、热烈的关怀和衷心的钦佩。
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杜甫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大大开拓了诗歌的领域。明代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唐音癸签》）这句话不尽符合事实，因为在杜甫以前也有以时事入诗的,但是象杜甫这样深入民间,洞察时弊，把富有社会意义的重大问题都陶融在“惊人”的诗句里，却是少有的。杨伦说：“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杜诗镜铨》卷五)这虽然是“三吏”、“三别”的评语,但也可以概括杜甫大部分重要的诗篇。元稹给杜甫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里说，“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杜诗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杜甫最能驾驭诗的各种形式，并能使每种形式都得到新的发展。他在五言古体诗里善于记载艰苦的旅程、社会的万象、人民的生活以及许多富有戏剧性的言谈动作，写来十分生动，使人感到的不是五言的限制，而是语调的自然，最显著的例子是《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三别”、《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他在七言古体诗中擅长于抒写他豪放的或沉郁的情感，表达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如《醉时歌赠郑广文》、《洗兵马》、《干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杜甫的五、七言律诗功力甚深，达到很高的成就，数量占杜诗的一半以上，五律已见于杜甫的漫游时期，七律名篇多产生在到达成都以后。杜甫深厚的感情在五律中得到凝炼，在七律中得到充分的发扬。五律如《春望》、《天末怀李白》、《后游》、《春夜喜雨》、《水槛遣心》、《客夜》、《九日登梓州城》、《征夫》、《旅夜抒怀》、《宿江边阁》、《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恨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楼》、《宿府》、《阁夜》、《咏怀古迹五首》、《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的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写了许多五言排律，几首七言排律，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如《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竟长达1000字。是除少数比较自然的以外（如五排的《奉送严公入朝十韵》、《送
陵州路使君赴任》,七排的《清明二首》）,大都堆砌过多的典故，掩盖了丰富的情感或填补了应酬之作内容的空虚。杜诗中的绝句基本上都是在漂泊西南的最后11年内写的。由于杜甫的古体诗和律诗取得巨大的成就，他的绝句往往不被人注意，但是即景抒情，论诗怀友，反映蜀中的骚乱与人民的生活，吸取民歌的精华，杜甫在绝句方面仍有不少贡献。
杜甫诗意图轴 清代张□作
当然，杜甫也写过一些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比较无聊的诗。当他在长安充当贵族的“宾客”，向王公大臣乞求一官半职的时候，当他漂泊西南，为了衣食，不得不与地方官吏们相周旋的时候，所写的一部分诗，其中有好些五言排律,用大量的典故颂扬对方如何贤明,申述自己如何贫困，以乞求怜悯与恩赐，格调是不高的。
宋代淳熙刻本《杜工部诗集》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40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
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对杜甫都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200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国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有教育意义。
本集和研究资料 《旧唐书》本传和《新唐书·艺文志》都说杜甫诗集有60卷，但早已散佚。北宋王洙在宝元二年(1039)取秘府旧藏及各种不完整的杜集，去其重复,得1405篇，编为18卷，又别录赋笔杂着29篇为2卷，共20卷，题为《杜工部集》。到了嘉□四年(1059)王琪又重新编定。后世层出不穷的杜集皆以此集为基础，诗的数目也有所增加。体例按古体诗、近体诗分别编次，现有影印本。南宋淳熙八年(1181)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同样是以诗体分编,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编的《杜诗引得》以这个集子为底本。南宋绍兴二十三年(1153)，鲁□曾按年代编次杜诗,嘉泰四年(1204)蔡梦弼会笺,题名《杜工部草堂诗笺》,有影印本。徐居仁则编有《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影印本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以上四部是现在易于得到的宋人编的杜集，体例有按诗体编、按年代编、按门类编三种。
后世注释杜集的约在百种以上，较为流行的，如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按诗体编次,对于史实考核较详。仇兆鳌《杜诗详注》(又名《杜少陵集详注》)，汇集了大量前人研究的成果，但有时失之穿凿。杨伦《杜诗镜铨》比较简明扼要，便于初学。《杜诗详注》与《杜诗镜铨》都是编年的。浦起龙《读杜心解》按诗体编次，有许多独创的见解，并附有《少陵编年诗目谱》，但分析章句，间用评八股文方式。
新、旧《唐书》都有杜甫本传。两宋以后，诗话笔记中评论、解释杜诗的文学非常丰富。中华书局1964年编有《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杜甫卷》，收集历代有关杜甫的评论、解释，较为详备，但只出了上编《唐宋之部》。此外,明末王嗣□的《杜臆》对杜诗有不少精辟的阐述。清施鸿保《读杜诗说》对仇兆鳌《杜诗详注》表达了一些不同的意见，两书原为手抄本，现均已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1962年还出版有《杜甫研究论文集》3册,汇编了“五四”以来研究杜甫比较重要的论文。传记和新的研究专着则有冯至的《杜甫传》、萧涤非的《杜甫研究》、傅庚生的《杜甫诗论》、朱东润的《杜甫叙论》等。较详实的年谱有闻一多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和四川文史研究馆编的《杜甫年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