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说一说姚崇、宋璟为官各有何特点

Answer 1

姚崇出身于官僚家庭。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闷罩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

姚崇不是铅春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家。纵观姚崇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姚崇一生不敬神，不信鬼，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虽多次被贬斥，仍能赤胆忠心，敢言直谏，视天下为已任，深受后人敬仰。

宋璟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弱冠中进士，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蚂激闹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宋璟前后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

扩展资料

姚崇年轻时生性洒脱，注重气节，勤习武艺，以打猎自娱，二十岁后发奋读书，以孝敬挽郎的身份步入仕途，又考中下笔成章举，授为濮州司仓参军，累迁至夏官郎中。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攻陷河北数州。当时，军机事务繁忙，姚崇处理得当，有条有理，深受武则天赏识，被擢升为夏官侍郎。

圣历元年（698年），姚崇升任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成为宰相，后改任凤阁侍郎，又兼任相王府长史。

长安四年（704年），姚崇因母亲年迈，请求辞去官职。武则天遂免去他的宰相之职，但保留其相王府长史一职，让他奉养老母。不久，武则天又让姚崇兼任夏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姚崇推辞道：“夏官执掌兵权，臣是相王府属官，兼任夏官不利于相王。”武则天深以为然，便改任他为春官尚书。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姚崇

Answer 2

姚崇出身于官僚家庭。年轻时喜好逸乐，年长以后，才刻苦读书，大器晚成。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有“救时宰相”之称，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宰相。姚崇不是一个高谈阔论的理论家，而是一个脚踏实地勇往直前颂高的实干家。纵观姚崇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以清除天下积弊为己任的改革家。姚崇一生不敬神，不信鬼，不以官高而凌下，不以位尊而专横。虽多次被贬斥，仍能赤胆忠心，敢言直谏，视天下为已任，深受后人敬仰。
宋璟少年博学多才，擅长文学。弱冠中进士，经武、中宗、睿宗、殇帝、玄宗五帝，在任52年。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雀碧终于与姚崇同心协力，把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唐朝，改变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大唐帝国，史称“开元盛世”。宋璟前后为相四年，他不畏权贵，力革前弊，奉公守法，不徇私情。
唐朝三百年间，素有“前称房、杜，后称姚、宋”之说。史书上一向姚宋并提，并有“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的赞词。一代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光评论唐代宰相道：“姚（崇）宋（璟）相继为相，崇善应变成务，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协心辅佐，使赋伇宽野岁尺平，刑法清省，百姓富庶。唐代贤相，前称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崇）宋（璟），他人莫得比焉。”

Answer 3

姚崇、宋璟并称开元名相，是开元之治的缔造者和功臣，他们为相的时间总共不到八年②，却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讨论姚、宋与盛唐诗坛的关系，首先应当肯定的是：他们所开创的良好政治局面为盛唐诗人提供了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及他们刚直的人格魅力对盛唐文人的影响。
姚崇在武则天朝、睿宗朝和玄宗朝三度为相，一直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姚崇和宋璟都是站在太子李隆基(即后来的唐玄宗)一边，反对太平公主专权的，二人皆因此被罢相③。由于太子考虑自己当时的势力不及太平公主，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奏贬姚、宋，但对他们的忠心与才干，在内心深处一定深为嘉许。所以他即位当年，就将姚崇召回朝中，委以重任，姚崇则上奏十条治国方略，即著名的“姚崇十事”。吴兢《开元升平源》(司马光《资坦晌治通鉴考异》引)记姚崇上“十事”之始末云：
姚元崇初拒太平得罪，上颇德之。既诛太平，方任元崇以相，进拜同州刺史。……上方猎于渭滨，公至，拜马首。……上纵辔久之，顾曰：“卿行何后？”公曰：“臣官疏贱，不合参宰相行。”上曰：“可兵部尚书、同平章事。”公不谢，上顾讶焉。至顿，上命宰臣坐。公跪奏：“臣适奉作弼之诏而不谢者，欲以十事上献，有不可行，臣不敢奉诏。”上曰：“悉数之，朕当量力而行，然定可否。”公曰：“自垂拱已来，朝廷以刑法理天下，臣请圣政先仁义，可乎？”上曰：“朕深心有望于公也。”又曰：“圣朝自丧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可乎？”上曰：“可。”又曰：“自太后临朝以来，喉舌之任，或出于阉人之口，臣请中官不预公事，可乎？”上曰：“怀之久矣。”又曰：“自武氏诸亲猥侵清切权要之地，继以韦庶人、安乐、太平用事，班序荒杂，臣请国亲不任台省官，凡斜封、待阙、员外等官，悉请停罢，可乎？”上曰：“朕素志也。”又曰：“比来近密佞幸之徒，冒犯宪纲者，皆以宠免，臣请行法，可乎态正？”上曰：“朕切齿久矣。”又曰：“比因豪家戚里，贡献求媚，延及公卿、方镇亦为之，臣请除租、庸、赋税之外，悉杜塞之，可乎？”上曰：“愿行之。”又曰：“太后造福先寺，中宗造圣善寺，上皇造金仙、玉真观，皆费巨百万，耗蠹生灵。凡寺观宫殿，臣请止绝建造，可乎？”上曰：“朕每睹让闭锋之，心即不安，而况敢为者哉？”又曰：“先朝亵狎大臣，或亏君臣之敬，臣请陛下接之以礼，可乎？”上曰：“事诚当然，有何不可？”又曰：“自燕钦融、韦月将献直得罪，由是谏臣沮色。臣请凡在臣子，皆得触龙鳞，犯忌讳，可乎？”上曰：“朕非唯能容之，亦能行之。”又曰：“吕氏产、禄几危西京，马、窦、阎、梁亦乱东汉，万古寒心，国朝为甚。臣请陛下书之史册，永为殷鉴，作万代法，可乎？”上乃潸然良久曰：“此事真可为刻肌刻骨者也。”公再拜曰：“此诚陛下致仁政之初，是臣千年一遇之日，臣敢当弼谐之地，天下幸甚！天下幸甚！”又再拜，舞蹈称万岁者三。从官千万皆出涕。④
姚崇所上“十事”，系统地总结了武则天、中宗以来朝廷的种种弊政，提出了改革的措施，这些建议的核心，就是要推行开明政治，形成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十事”既是姚、宋的施政纲领，也为开元诗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司马光对“姚崇十事”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提出怀疑：“似好事者为之，依托兢名，难以尽信。”⑤ 我们认为，司马光的说法未免武断。吴兢(670—749)是唐代著名史学家，居史职近三十载，所撰史书叙事简核，直言不讳，号为良史，其历史著作见于著录的就有十六种之多，最著名的当数流传至今的《贞观政要》十卷，《开元升平源》亦为其著作之一，此书在唐人文献中罕有记录，但我们在唐诗中发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材料，晚唐诗人顾云(？—约894)有《池阳醉歌赠匡庐处士姚岩杰》，姚岩杰是姚崇的后裔。诗云：“时时说及开元理，家风飒飒吹人耳。吴兢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铺在纸。裔孙才业今如此，谁人为奏明天子。……”(《全唐诗》卷六三七)诗中既指出吴兢纂写了《升平源》，又明确地说其中记有姚崇的“十事”。顾云与杜荀鹤、殷文圭同在九华山读书，大中(847—859)、咸通(860—873)中，谋试于长安，为令狐绹赏识，乾符元年(874)进士及第，他能诗能文，大顺(890—891)中，曾参与撰写《宣懿僖三朝实录》。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吴兢所记“十事”绝非虚构⑥，我们不能根据司马光的猜测来否定“十事”的真实性。“十事”是姚宋的施政纲领，在唐玄宗的全力支持下，加上姚崇的果断和宋璟的刚正，这一纲领大部分都得以实现。“开元之治”的形成，和“十事”的提出与实施是分不开的。
唐玄宗给姚、宋以极高的礼遇和信任，《次柳氏旧闻》曰：“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则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该书又记载姚崇入相后，向玄宗请示郎吏等低级官员的任用问题，玄宗故意不回答，姚崇恐惧。高力士认为玄宗这样做不妥，玄宗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高力士将此意告诉姚崇，姚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⑦《旧唐书·姚崇传》说：“是时，上初即位，务修德政，军国庶务，多访于崇，同时宰相卢怀慎、源乾曜等，但唯诺而已。崇独当重任，明于吏道，断割不滞。”《旧唐书·姚崇传》记载他所做的两件大事，一是“令有司隐括僧徒，以伪滥还俗者万二千余人”。唐中宗时，公主外戚等皆度人为僧尼，或出私财造寺。富户强丁，皆以此为借口，躲避徭役，寺庙人满为患。姚崇认为信佛并不能安邦定国，不宜妄度奸人。姚崇此举，对抑制当时的佞佛之风、促进经济发展和人口繁衍具有积极的作用，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好事，是其所上“十事”中“止绝”建造寺观宫殿一事的具体行动。二是开元三、四年主张捕杀蝗虫事。当时山东等地蝗虫大起，姚崇力主灭蝗，并提出了具体的灭蝗方法，遣御史分道捕蝗。但此举引起朝野一片反对声，时人认为蝗虫是天灾，应当向天祈祷，而不能扑灭之。如宰相卢怀慎以为杀虫太多，恐伤和气；汴州刺史倪若水反对捕蝗，“仍拒御史，不肯应命”。唐玄宗就此事询问姚崇，姚崇则以不畏天命的精神，力主捕蝗。在姚崇的坚持下，捕蝗得以继续，“蝗因此亦渐止息”。我们仅从这两件事即可见姚崇的魄力与才干。此外，据《资治通鉴》卷二一一记载，姚崇为相时，曾惩治不法外戚薛王业之舅王仙童，“由是贵戚束手”。宋王成义请将其亲信由流外官变为流内官，也在姚崇的反对下失败，“由是请谒不行”。他还成功地取消了诸王贵戚的政治军事实权，实现了他与宋璟在睿宗时提出而又未能完成的目标。他执政虽仅四年，却对唐玄宗政权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为“开元之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处事公允而干练，与他同时为相的卢怀慎、源乾曜诸事皆推让之。宋人范祖禹认为唐玄宗如此信任姚崇，是“开元之治”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⑧。
开元四年姚崇辞去宰相职务，荐宋璟自代。宋璟(663—737)是姚崇政治路线的积极执行者。他“少耿介有大节”(《旧唐书·宋璟传》)，调露二年(680)举进士，在武则天和中宗时即以刚正不阿著称，睿宗朝与姚崇同任宰相。玄宗开元初，任京兆府尹，进御史大夫，出为睦州刺史，徙广州都督。在广州期间，宋璟安抚了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教育当地百姓变茅屋为瓦房，发展了内地与岭南的贸易，安定了边疆的政治局面，改良了当地居民的生存环境，促进了经济的发展⑨。开元四年末，宋璟被召回朝，途中即显示其刚正与威严，“宋璟为广州都督，玄宗思之，使内侍杨思勖驰马往追。璟拜恩就马，在路竟不与思勖交一言。思勖以将军贵幸殿庭，因诉于玄宗。上嗟叹良久，即拜刑部尚书”⑩。宋璟此举，对抑制宦官专权起到示范的作用，而抑制宦官，便是姚崇的“十事”之一。宋璟要将姚崇的治国方略继续推行下去，首先也是要告诫唐玄宗励精图治，他将记载周公劝成王勿耽于享乐的《尚书·无逸》手写一过，并绘成图献给唐玄宗，唐人崔植《对穆宗疏》对此事评价甚高，认为其关系到唐玄宗政权的兴衰：“明皇守文继体，尝经天后朝艰危，开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为政。此二人者，天生俊杰，动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于道。璟尝手写《尚书·无逸》一篇，为图以献。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观省，咸记在心，每叹古人至言，后代莫及，故任贤戒欲，心归冲漠。开元之末，因《无逸图》朽坏，始以山水图代之。自后既无座右箴规，又信奸臣用事，天宝之世，稍倦于勤，王道于斯缺矣。”(11) 宋璟禁恶钱，是其执政期间的重大举措，这本是利国利民的好事，且对唐朝经济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宋璟力主此事，无可厚非，但由于用人不当，操之过急，引起民怨沸腾。宋璟为相，坚持姚崇“十事”中提出的基本国策，不赏边功也是一例。《新唐书·宋璟传》曰：“璟为宰相，务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职。圣历后，突厥默啜负其强，数窥边，侵九姓拔曳固，负胜轻出，为其狙击斩之，入蕃使郝灵佺传其首京师。灵佺自谓还必厚见赏。璟顾天子方少，恐后干宠蹈利者夸威武，为国生事，故抑之，逾年，才授右武卫郎将，灵佺恚愤不食死。”(12) 此即“十事”中“臣请三数十年不求边功”的具体表现。所以姚、宋执政期间，虽然唐军力量强大，但从未轻启边衅。宋璟立身刚正，名闻朝野，其刚正与才干，深得时人推许(13)。同时为相的苏颋既对宋璟十分尊敬，又与之配合默契，这对“开元之治”的形成也有一定帮助(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