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在新疆建省的意义
第一，削减伊犁将军权限，裁撤各地驻军大臣，伊犁将军将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之责，驻军制度与内地各省基本一致；
第二，取消了伯克统治制度，削弱“回王”权力，各地州县官员直接管理各民族行政民事；
第三，变革维吾尔族地区的土地、赋税制度，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
第四，将迪化（今乌鲁木齐市）直隶州升为府，新疆军政中。
清代一些开明的政治家早就提出过新疆建省的建议。如1820年，龚自珍便撰写了著名的《西域置行省议》，提出新疆建省的设想；清朝在收复新疆后，主持新疆军政事务的左宗曾棠数次上奏，陈述新疆建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认为“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己者”，同时又提出必须废除南疆维吾尔地区长期实行的伯克统治制度，改军府制为郡县制；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也数次上奏论述，遂使新疆建省之说臻于完善。
1884年10月，清政府正式宣布新疆建省，刘锦棠被任命为首任新疆巡抚，仍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事宜。刘锦棠就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大变革。
从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的转型，就是一个从“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中国历史上也具有“国家”观念的遗产，有学者将帝制中国时期的国家观念分成三个层面:在位的专制君主为集中象征、维系着君主统系时代相承的王朝、超越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政治共同体的观念。
这种国家观念的核心内容是王朝观念，对国家的认同也只是对王朝与文化的认同，王朝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与近代国家观念相比，传统中国是一个普世王国的形态，没有主权、疆界的观念。
现代国际政治理论认为，国家的认同必须依赖于主权国家体系中“他者”的存在才能够形成，“民族一国家只存在于与其他民族一国家的体系之中”。
近代世界就是以主权国家为基本单位的集合体，传统中国在西方的冲击与压力下被迫在屈辱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这一体系及其所内涵的近代民族国家要求，通过实施制度建构和政策调整，把中国塑造成为拥有独立主权和完整领土的近代国家，“缔约各国在确立边界过程中。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无意识地帮助了中国主权的定形。随着国际法成为国家关系的准则，对中国主权的不断侵犯就形成了对中国剩余领土的主权承认”。
1、有利于抵御沙俄在新疆的势力扩张，巩固清政府在新疆的地位
2、有利于加强新疆的开发和经济发展
3、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
4、有利于我国疆域领土的奠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