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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宋史》中的《苏轼列传》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裏了。”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破碎怪僻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文风，见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以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佑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三等的，仅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河进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规定，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起居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合中较靠上的兼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馆之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爱护人以德。”
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要求赠父亲一官，於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卖院官员议论。苏轼上议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於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麽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於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於奏效。
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裏审判，军事问题在这裏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於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於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於忧虑的方面。那些关於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徵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赋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不怕不决断，但怕治理太急，听人的话太广，进用人太快。请求用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三句话，我应仔细考虑。凡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权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爱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用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请求追还成命。”皇帝下诏免去此举。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树的有根，：灯的有油，鱼的有水，农夫的有田，商人的有钱财。失去丁就会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不满了。
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吏员都很惶惑。以皇帝的身份而谋求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人讲。”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弃去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弃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续，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缙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浑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於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苟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防一开，水流离开旧的河道，即使吃建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何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村之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於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麽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括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贷，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虽后悔莫及!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条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条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何区别?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於见成功，却难於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造作法，一定要实行。这是战国时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愿陛下维系人心，就在於此。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探浅，不在於强和弱；朝代长短的原因，在於风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懂得这些，就知道了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於有功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知道严厉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悍的人可以成事，忠厚的人近於迂阔，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所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改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以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用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普遍知道礼义，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之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於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岂可得呢?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於淳厚。我之所以愿陛下淳厚风俗，就是为此事。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麽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侯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是贤才，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须要养成他们敢於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此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窃贼，不可以因为没有窃贼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着想?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以致君主孤立，法纪一被废除，有什麽事不会出现!我之所以愿陛下保存法纪，就在於此。
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以独断专行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啥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到外地任职，通判杭州。高丽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苏轼加以拒绝说：“高丽对本朝称臣，而不接受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使者换了写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接受。
当时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这时，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於百姓，百姓得以安宁。改任密州知州。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处人违反诏令之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於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提举官吃惊地说：“你慢一点推行新法。”不久，朝廷知道这法子有害於百姓，撤销了它。
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於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一定不致於这样。”逃散的兵卒听说此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於徐州城下，水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壤，，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襄，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雨日夜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城。他又请求调发明年的役人增筑旧城，又用木筑堤岸，以防水再来。朝廷同意他的做法。
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於国家。御史李定、舒直、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神宗独自怜惜他，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轼和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在东坡建造房屋，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完成。”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曾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终身摒弃。”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裏居住。早上上奏。晚上就答覆允准。、
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卜你独自没有呷句话去补救吗?”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麽敢说?”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主的通常礼节。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遇，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之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才可以算好人。”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苏轼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为礼部郎中。苏轼以前和司马光、章敦友善。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敦任枢密使，二人意见不合，章敦常常用戏弄侮辱来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苏轼对章敦说：“司马君实在当前名望很重。从前许靖因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如果不加礼遇，必然会被当作看轻贤人。’先主接纳了，於是以许靖为司徒。许靖尚且不可慢待，何况司马君实呢?”章敦以为对，司马光靠这稍得安宁。
升为起居舍人。苏轼从忧患中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裏，而且他年纪大。”蔡确说：“林希真应当比你先起用吗?”终於不许。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於延和殿，赐他银绯，升为中书舍人。
起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充任徭役的不熟悉，又虐待他们，多导致破产，人少的乡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辅佐神宗，改为免役法，使各户按等第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之害，不知其好处，想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机构，苏轼也在人选之中。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其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搜括百姓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搜括到上面而下层百姓有钱荒的灾患。差役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於农业，而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麽办?”苏轼说：“法沿袭则事就易於成功，遇事循序渐进百姓就不会惊恐。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到秦代开始分为二，封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谷帛来养活兵，兵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即使圣人再来，也不能改变。现在的免役法，实在很像这事。你要马上取消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大概不易办到。”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看法，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从前韩魏公要给陕西义勇刺字，你作谏官，争执得很凶，韩魏公不高兴，你也不管。我从前听你说过其详情，难道你今天做宰相，不许我畅所欲言吗?”司马光笑了笑。不久被任为翰林学
士。
元佑二年，兼侍读。每次在皇帝前诵读到治乱兴衰、奸邪正直及朝政得失的时候，常常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恭敬沉默不说话，常常很赞成。曾读祖宗的《宝训》，因而讲到时事，苏轼一一地说：“现在赏罚不明，善没有勉励恶没有禁止；又黄河正向北流，而硬要其向东流；西夏攻入镇戎军，杀掠几万人，统帅不奏报。每事如此，恐怕渐渐成为衰乱的开端。”
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值宿，被召进便殿面见太后和皇帝，宣仁后问道：“你前年做什麼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做什麽官?”答说：“臣现在任翰林学士。”又问：“何以能骤然到这样?”答说：“逢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品行，不敢从其他途径上进。”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叹赏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而已。”苏轼不觉哭出声来，宣仁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苏轼回翰林院。
元佑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正逢大雪严寒，士子们坐在庭院中，颤抖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尽量发挥。巡视考场的宦官常侮辱应试士人，而且抓住意义暧昧的个别辞语，诬陷为罪状，苏轼把这些宦官都奏请驱逐。四年，因积累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请求调到外地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尚未动身，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任安州知州，作诗藉郝处俊的事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建议把他流放岭南。苏轼上密奏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轻了，那对皇帝以孝治天下就不足；如果治罪重了，那对太皇太后的仁政又有欠缺。认为应由皇帝下敕书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则下手诏宽赦他，那就仁和孝两方面都得当了。”宣仁后心裏认为苏轼的话好而不能实行。苏轼去祭天，朝廷使用过去执政大臣的旧例，派宦官赏赐他龙茶、银盒，慰劳很优厚。苏轼到杭州，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於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绢，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稍稍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富。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加疏治，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多少了。运河之利丧失，靠江中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一次淘挖，成为百姓的大灾患，六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尸弓接受江中潮水，监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以便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之力修复了六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收取其利以备修湖时使用，取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缯、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堤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望上去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州僧人净源，以前住在海边，和外国商客来往，海船到高丽，人们都称赞净源。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贡，顺便去拜访净源。到此时，净源死了，他的徒弟私自拿他的画像，附在海船中去告诉高丽人。义天也派他的人来祭奠净源，因此叫他们带着他们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太皇太后和皇帝长寿。苏轼不接受，上奏这事说：“高丽长久不来进贡，失去赏赐厚利，意图入朝朝贡，猜不出我们待他们的厚薄，所以藉祭死去的僧人而行祝寿之礼。如果受了而不答覆，将会产生怨恨；受了而厚加赏赐，正中了他们的计。现在应不加过问，让州郡官自己以理由推辞他们。那些庸俗僧侣狡猾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其势不可助长，应痛加惩罚。”朝廷都听从了他。不久，进贡的使者果然来了，旧例凡使者所到吴越七个州，费用钱二万四千余缗。苏轼就下令各州酌量减省，百姓获得贸易之利，．不再有骚扰之害。
钱塘江的潮水从海门由东而来，有雷霆万钩之势，而浮山峙立於江中，和渔浦诸山犬牙交错，潮流旋转回流激荡喷射，每年冲毁公私船只不可胜计。苏轼建议从钱塘江上流有个名叫石门的地方，沿着山向东，开凿运河，引钱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二十多里进入江中。又沿着山修筑堤岸，不足十里就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以北曲折抵达小山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的古河道卜疏通古河道几里到达龙山的运河，来避开浮山的险处，人们以为很好。计划上奏，有恨苏轼的人，竭力阻挠，事情因此未能成功。
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为太湖，太湖的水，流入松江入海。大海每天涨潮两次，海潮浊而松江水清，潮水常常要淤塞江流，而江中水很清，经常随时把沙土冲去，所以海口常通，吴地很少闸水灾。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撑着篙行驶，没有用人在陆上拉纤的。从庆历以来，在松江上大筑拉纤的道路，建筑长桥阻塞江水流通，所以现在三吴多有水灾，想在供拉纤用的路上凿孔、造孔桥，以加速江水的流量。”也没能实行，人们都引为恨事。苏轼二十年中两次到杭州，有功德於百姓，家家有他画像，人们饮食时一定向他祝福。又造了生祠来报答他。
元佑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到任。因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因此改任翰林承旨。苏辙辞去右丞，想和哥哥一同任侍从官，朝廷不许。苏轼在翰林院几个月，又因有谗言请求外调，於是以龙图阁学士出朝为颍州知州。在此以前，开封所属各县多有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末，决开那裏的陂池湖沼，使之流入惠民河，河不能容纳，以致陈州也多水灾。又要凿通邓艾沟和颍河并流，并且凿开黄堆想让水流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派吏员用水平尺度量地形，发现淮河的涨水高出新沟近一丈，如果凿开黄堆，淮河水反而会流向颍州地区成为灾害。苏轼向朝廷上言，朝廷接受他的意见。......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十岁时，父亲苏洵到四方去游学，母亲程氏亲自教他读书，听到古今成败得失，常能说出其要害。程氏读东汉《范滂传》，很有感慨，苏轼问道：“我如果做范滂，母亲答应吗?”程氏说：“你能做范滂。我不能做范滂的母亲吗?”
到二十岁时，就博通经史，每天写文章几千字，喜欢贾谊、陆贽的书。不久读《庄子》，感叹说：“我从前有的见解，未能说出，现在看到这部书，说到我心裏了。”嘉佑二年，参加礼部考试。当时文章破碎怪僻的弊习很重，主考官欧阳修想加以改正文风，见到苏轼的《刑赏忠厚论》，很惊喜，想定他为进士第一名，但疑心是自己的门客曾巩所作，便放在第二；又以《春秋》经义策问取得第一，殿试中乙科。后来以推荐信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梅圣俞说：“我应当让这个人出人头地。”听到的人开始哗然不服，时间久了就信服此语。
服母丧。嘉佑五年，调任福昌主簿。欧阳修因他才识兼优，举荐他进秘阁。考试作策论六篇，过去人们应试不起草，所以文章多数写得不好。苏轼开始起草，文理清晰。又笔答制策，被列入第三等。从宋初以来，制策被列入三等的，仅有吴育和苏轼而已。
任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关中从元昊叛乱后，百姓贫困差役重，岐山下每年输送南山木筏，从渭河进黄河，经过砥柱的险处，衙前役人相继破产。苏轼访察到其利弊所在，为他们修订规定，让他们自己选择水工按时进送或停止，从此害处被减少了一半。
治平二年，入朝判登闻鼓院。英宗在做藩王时就听到他的名声，想用唐朝旧例召他进翰林院，任知制诰。宰相韩琦说：“苏轼的才能，远大杰出，将来自然应当担当天下大任。要在朝廷培养他，使天下的士人无不敬畏羡慕而佩服他，都想要朝廷使用他，然后召来加以使用，那所有的人都没有异议了。现在突然重用他，天下的士人未必以为正确，恰恰足以使他受牵累,英宗说：“姑且给他修起居注如何?”韩琦说：“起居注和知制诰地位相近，不可马上授予。不如在馆合中较靠上的兼职授予他，而且请召来考试。”英宗说：“考试不知他能否胜任，像苏轼会有不能担任的吗?”韩琦还是不同意，到试了两篇论，又列入三等，得直史馆之职。苏轼听到韩琦的话，说：“韩公可以说是爱护人以德。”
苏洵去世，朝廷赐给他金帛，苏轼推辞，要求赠父亲一官，於是赠光禄丞。苏洵将死，因哥哥太白早死，子孙没有成人，妹妹嫁给杜氏，死了未下葬，嘱咐苏轼。苏轼已经服丧期满，就安葬姑母。后来大官可以让子孙得荫，推让给苏太白的曾孙苏彭。
熙宁二年，还朝。王安石执政，素来厌恶苏轼的议论和自己不同，任命他判官告院。熙宁四年，王安石要改变科举、兴办学校，皇帝下诏叫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史馆、昭文馆、集卖院官员议论。苏轼上议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於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於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麽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於时代有可行与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是合适的时候，即使暴君也无法废除，不再适用时，即使圣人也无法恢复。所以风俗的变化，法律制度跟着更改，譬如江河的改道，强求复旧，就难於奏效。
庆历年间开始设学校，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要改变当今的礼制，更改当今的风俗，又要发动百姓来修建官府，收取百姓的财物来养活游学的士人。在方圆百里之内，设官员立教师，刑狱之事在这裏审判，军事问题在这裏讨论，又要选汰不服从教化的人驱逐到远方去，那岂不是徒然制造纷乱，使天下人愁苦吗?至於不作大的更改，而希望对现在有所裨益，那和庆历时代有何不同?所以我认为今天的学校，但可因循旧制，使先王的旧制度，不在我们这代废去就够了。至於科举的办法，实行了一百年，国家的治乱和盛衰，根本不由此决定。陛下看祖宗的时候，科举的办法，和今天比起来何时更精?言语和文章，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所得人才，和今天比何时更多?天下的事，和今天比何时更好?把这四点的优劣一比较，其争论就可解决。
现在所想改变的不过几点：有的说乡试选拔人注重德行而忽略文词，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免试诗赋，有的想兼取名望而免去密封试卷，有的想使应试者免考帖去部分经文默写字句而考大义，这些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请陛下留意於久远的、重大的事情，这些区区的方法又有何相干。我又实在有过於忧虑的方面。那些关於人性天命的说法，从子贡就说没有听说，而现在治学的人，以不说人性天命为耻，读他们的文章，大而无当不可追根问底；看这些人的相貌，更是高超却没有显著的特徵可加斟酌，这难道真能如此吗!大抵中等人的性情，安於放纵而喜为怪诞而已。陛下又要此何用?
奏议上呈后，神宗觉悟说：“我本来怀疑这事，得到苏轼的议论，意思就清楚了。”当天召见他，问：“当今政策法令的得失何在?即使是我的过失，也可以指出。”苏轼回答说：“陛下性格天生明知，天赋文武，不愁不明察，不怕不勤劳，不怕不决断，但怕治理太急，听人的话太广，进用人太快。请求用安静来治理国家，等待事物的出现，然后加以处理。”神宗震惊地说：“你三句话，我应仔细考虑。凡在馆阁的人，都应当为我深思治乱之道，不要有所隐瞒。”苏轼退下，和同僚讲起这事。王安石不高兴，令他权开封府推官，将用事务来困扰他。苏轼决断精当敏捷，名声传得更远。正逢元宵节下令要开封府购买浙江的灯，而且命令降低价格。苏轼上疏说：“陛下难道喜爱灯吗?这不过是奉承太皇太后和皇太后的欢笑而已。但百姓不能每家都买，都认为以不急用的耳目玩好，夺去他们衣食所必用的钱财。这件事极小，而关系很大，请求追还成命。”皇帝下诏免去此举。
当时王安石创行新法，苏轼上书论新法不利，说：
我所想说的，三句话而已。请求陛下维系人心，敦厚风俗，保存法纪。君主所依靠的是人心而已，正像树的有根，：灯的有油，鱼的有水，农夫的有田，商人的有钱财。失去丁就会亡，这是必然的道理。从古到今，没有说和顺平易和众人同心而不能安定，刚愎自用而不遇危险的。陛下也知道人们对新法不满了。
祖宗以来，管理财政的是三司。现在陛下不把财政交付给三司、，无故又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用六七个青年人，日夜在裏面研究，又派出四十多人，分头出外办事。那制置三司条例司，是求利的；六七个年轻人和四十多个派出官，是求利的工具。开创的声势很大，百姓实在惊讶疑虑；创立的法令新奇，吏员都很惶惑。以皇帝的身份而谋求财利，以天子的宰相而管理财务，人们产生种种议论，万民议论纷纷，然而朝廷却置之不顾，还说：“我没有这事，何必顾虑人讲。”正如拿着鱼网到江湖去，对人说“我不是去捕鱼”，不如弃去鱼网而人们自然相信。赶着鹰和狗进入山林，对人说“我不是去打猎”，不如放弃鹰和狗而野兽自然安静。所以我以为要消除谗言而招致和气，那就不如撤销制置三司条例司。
现在君臣都日夜忙碌连吃饭的时间都延迟，几乎一年了，而使国家富裕的功续，还茫然像捕风一样，只听说内府拿出几百万缙钱，祠部给僧侣度牒五千多人而已。用这些手段为富国的办法，谁不能做呢?而所实行的事情，路人都知道其困难。汴河的水很浑浊，从有人以来，不用来种稻。现在想建陂池使水变清，一万顷的稻田，一定要用一千顷的陂池，一年一淤。三年而陂池就满了。陛下就相信这说法，即使考察地形，所在之处凿空，寻求水利，狂妄庸人轻浮，随意争相进言。有关部门虽明了办法不合适，不敢就此斥退，却追集当地老少，去看可否实行。如果不是明显地难於做到，必定姑且兴起工役。官吏们苟且顺从，真认为是陛下有意兴起工程，对上浪费国家财物，对下夺去农民耕作时间。堤防一开，水流离开旧的河道，即使吃建议者的肉，对百姓有何补益!我不知道朝廷何苦要这样做呢?
从古以来的役人，一定用乡村之人。现在听说江、浙之间，有几个州雇人代役，而要把这办法施行於天下。单丁户、女户，这是天生百姓中的穷苦人，而陛下首先要役使他们，皇帝拥有四海的财富，竟对这些人不加怜恤!自从杨炎制定两税法，原来的租调和庸已经都包括在内了，怎麽又想取力役钱?万一后代不幸有搜括钱财的臣子，力役钱不去而差役仍旧，以此追查，则必然有要担当其罪责的人。青苗放钱，以前就禁止。现在陛下开始立为成法，每年都照常执行。虽说不许强迫借贷，而几代之后，暴君和贪官出现，陛下能保证得了吗?估计那些愿意申请青苗钱的民户，一定都是孤弱贫穷无法生活的人，用鞭打来催还很急，接着是逃亡，人不回来，就摊派邻居和担保人，这是势所必然的，将来天下人恨这事，国史记载此事，说“青苗钱从陛下开始”，岂不可惜!而且常平之法，已经极好了。现在要变为青苗法，破坏那一种立这一种，所损失的更多，亏损官府危害人民，虽后悔莫及!
从前汉武帝因财力枯竭，用商人桑弘羊的办法，在货物贱时买进贵时卖出，叫作均输。当时商人们都停止来往贩卖，盗贼更猖獗，几乎酿成乱事。孝昭既登帝位，霍光顺应民心取消均输法，天下归心，没有出现乱事。想不到今天桑弘羊此论又兴起了。立法之初，所费的钱财已不少，纵然能稍有收获，而能徵收的商税，所受损失必然很多。譬如有人为主人畜牧，用一条牛换来五只羊。失去一条牛，就隐瞒不说；获得五只羊，却指为功劳。现在毁弃常平法而说青苗法的功绩，损害商税而取得均输的利益，和这有何区别?我以为是错了。议论的人必然说：“百姓乐於见成功，却难於开始。”所以陛下不顾舆论坚持造作法，一定要实行。这是战国时那些贪功的人，冒险想侥幸成功的说法，不等到事情成功，而怨恨已经起来了。我之所以愿陛下维系人心，就在於此。
国家存亡的原因，在於道德的探浅，不在於强和弱；朝代长短的原因，在於风俗的厚薄，不在於富裕和贫穷。君主如懂得这些，就知道了事情的轻重。所以我希望陛下崇尚道德而使风俗淳厚，不希望陛下急於有功而贪求富强。爱惜风俗。像保护元气一样。圣人知道严厉的法律可以使民众齐心，勇悍的人可以成事，忠厚的人近於迂阔，老成的人看似迟钝。但始终不肯用那些人来代替这些人的原因，是知道那样做所得少，而所丧失的要多。仁宗执法极宽大，用人有次序，专求体谅人的过错，从不轻易变改旧的法规。查考政绩，则可以说未必尽善尽美。以用兵来说，十次出兵九次失败；用府库来说，则仅能开支而没有剩余。但恩德在人们心中，风俗普遍知道礼义，所以逝世的时候，天下人都归心他的仁德。议论的人看到他晚年官吏多数因循苟且，没有振作，就想用苛察来纠正，用智慧能力来整顿，招来一批新进有勇气的人，以求一切速成的功效。还没有收到好处，而浇薄的风俗已养成。开了很多骤然晋升之门，使人有意外的得益，一小步就可跨上公卿和侍从之臣的地位，使按照常规升迁的人终生难於期望，这样而想要风俗淳厚，岂可得呢?近年来质朴的人越来越少，取巧升进的人越来越多。请陛下哀怜拯救，以简易作为施政之法，以清净作为施政之心，而使百姓的道德归於淳厚。我之所以愿陛下淳厚风俗，就是为此事。
祖宗任用御史和谏官，从没有把一个说话的人治罪。即使小小有所责罚，不久就将其超升，允许他们将所听到的上奏，而不论是涉及什麽官长。说到皇帝，皇上就要端正颜色听取；有关朝廷，那宰相就得等侯处理。御史和谏官自然不一定都是贤才，他们所说的也不一定都对。但须要养成他们敢於说话的勇气，而给予他们大权，难道是徒然的?是要用他们来消除萌生奸臣的危险。现在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有奸臣，当然万万没有此理。但养猫是为了消灭老鼠，不可以因为没有老鼠就养不捉老鼠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窃贼，不可以因为没有窃贼就养不叫的狗。陛下岂能不对上想到祖宗设立这官职的用意，对下为子孙万代着想?我听到长老的议论，都说御史谏官所说的，常常是跟随天下的公议。公议所赞同的，御史谏官也赞同；公议所抨击的，御史谏官也抨击。现在舆论沸腾，各种怨恨的话都有，公议所在，也可知道了。我恐怕从此以后，习惯成了风气，都为执政大臣私人说话，以致君主孤立，法纪一被废除，有什麽事不会出现!我之所以愿陛下保存法纪，就在於此。
苏轼看到王安石辅助神宗以独断专行处理事务，因此在考试进士策问时出题，以“晋武帝平吴因独断而成功，苻坚进攻东晋因独断而灭亡，齐桓公专任管仲而成就霸业，燕啥专任子之而失败，事情相同而效果相反”作为题目。王安石大怒，叫御史谢景温论奏他的过失，穷加审查而一无所得，苏轼就请求到外地任职，通判杭州。高丽来进贡，使者向官吏分送见面的礼品，书函用甲子纪年。苏轼加以拒绝说：“高丽对本朝称臣，而不接受我们的年号，我怎敢接受!”使者换了写熙宁年号的书函，然后接受。
当时新的法令纷纷颁布，苏轼在这时，常常设法使这些法令有利於百姓，百姓得以安宁。改任密州知州。司农寺实行自报财产的手实法，不立即实行的以违反诏令论罪。苏轼对提举官说：“处人违反诏令之罪，如果出自朝廷，谁敢不服从?现在出於司农寺，这是擅自制定法令。”提举官吃惊地说：“你慢一点推行新法。”不久，朝廷知道这法子有害於百姓，撤销了它。
有强盗作案，安抚司派三班武官带领骄悍兵卒来捕捉，兵卒凶暴横行，至於诬陷百姓藏有宫禁之物，进入人家争斗杀人，而又畏罪逃散，将要作乱。百姓奔走告诉苏轼，苏轼把控诉书扔在地上不看，说：“一定不致於这样。”逃散的兵卒听说此事，稍为安心，苏轼慢慢地派人招引他们出来杀掉。
调任徐州知州。黄河在曹村决口，泛滥到梁山泊，流入南清河，汇集於徐州城下，水上涨如不及时排泄，城墙将要被浸壤，，富裕的百姓争着出城避水。苏轼说：“富人出去了，百姓都动摇，我和谁守城?我在这襄，水一定不能冲塌城墙。”把富人重新赶进城去。苏轼到武卫营去，对卒长说：“河水将冲坏城墙，事情紧急，你们虽是禁军姑且给我出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躲避水患，我等小人，应当效命。”率领兵卒拿着畚箕铁锹出去，筑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直到城墙。雨日夜不停，城墙没有被淹没的仅有三版。苏轼住在堤上，路过家门也不进去，派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城。他又请求调发明年的役人增筑旧城，又用木筑堤岸，以防水再来。朝廷同意他的做法。
调任湖州知州，上表谢恩。又因为有些事对百姓不利而不敢说，用诗来讽刺，以求有益於国家。御史李定、舒直、何正臣摘取他章表中的话，并且引申附会他所作的诗说是诽谤皇上，逮捕进御史台监狱，想处以死罪，罗织罪名很久不能判决。神宗独自怜惜他，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苏轼和农夫老翁，一起在溪谷山林间生活，在东坡建造房屋，自称“东坡居士”。．
元丰三年，神宗几次有意重新起用苏轼，常被当权的人阻止。神宗曾对宰相王珪、蔡确说：“国史极其重要，可以叫苏轼来完成。”王珪面有难色。神宗说：“苏轼不可以的话，姑且用曾巩。”曾巩进呈《太祖总论》，神宗不满意，就手书圣旨叫苏轼移居汝州，曾说：“苏轼贬斥在外反省过错，过了几年认识更深，人才实在难得，不忍终身摒弃。”苏轼未到汝州，上书自称饥寒，有田产在常州，愿意在那裏居住。早上上奏。晚上就答覆允准。、
苏轼路过金陵，见到王安石，说：“大的军事行动和大刑狱，是汉、唐灭亡的预兆。祖宗以仁厚治理天下，正要改变这些。．现在对夏用兵，连年不停，东南又多次兴起大狱卜你独自没有呷句话去补救吗?”王安石说：“两件事都是吕惠卿发动的，我王安石在外地，怎麽敢说?”苏轼说：“在朝廷就说话，在外地就不说，这是服事君主的通常礼节。皇上对待你不是通常的礼遇，你对待皇上，难道可以用常礼?”王安石厉声说：“我王安石要讲。”又说：“话出在我王安石之口。进了你苏子瞻的耳朵。”又说：“人必须知道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这样做，才可以算好人。”苏轼开玩笑说：“现在的君子们，争着减少半年的磨勘期，即使杀人也能做出来。”王安石笑着不说话。
苏轼到常州，神宗去世，哲宗即位，授朝奉郎、登州知州，召为礼部郎中。苏轼以前和司马光、章敦友善。当时司马光任门下侍郎，章敦任枢密使，二人意见不合，章敦常常用戏弄侮辱来为难司马光，司马光为此苦恼。苏轼对章敦说：“司马君实在当前名望很重。从前许靖因虚名而无实用，被蜀先主所鄙视，法正说：‘许靖的虚名，传播天下，如果不加礼遇，必然会被当作看轻贤人。’先主接纳了，於是以许靖为司徒。许靖尚且不可慢待，何况司马君实呢?”章敦以为对，司马光靠这稍得安宁。
升为起居舍人。苏轼从忧患中被起用，不想骤然间登上要职，向宰相蔡确推辞。蔡确说：“你徘徊不进已很久了，朝廷中没有比你更合适的。”苏轼说：“从前林希和我同在馆裏，而且他年纪大。”蔡确说：“林希真应当比你先起用吗?”终於不许。元佑元年，苏轼以七品官服入侍皇帝於延和殿，赐他银绯，升为中书舍人。
起初，祖宗时，差役法实行久了产生弊端，百姓充任徭役的不熟悉，又虐待他们，多导致破产，人少的乡中百姓甚至有一年到头不得休息的。王安石辅佐神宗，改为免役法，使各户按等第高下出钱雇人代役，执行法令的往往索取过分，成为百姓的灾害。司马光任宰相，知道免役法之害，不知其好处，想恢复差役法，派官员设机构，苏轼也在人选之中。苏轼说：“差役、免役，各有其利弊。免役的害处，是搜括百姓钱财，弄得十室九空，钱财搜括到上面而下层百姓有钱荒的灾患。差役的害处，是百姓经常为官府服役，不能专心致力於农业，而贪官污吏从中营私舞弊。这两种害处，大致相等。”司马光说：“你说怎麽办?”苏轼说：“法沿袭则事就易於成功，遇事循序渐进百姓就不会惊恐。三代的法令，兵农合一，到秦代开始分为二，封唐代中叶，把所有的府兵变为长期征战的兵卒。从这时以来，百姓不懂军事，兵不懂农事，农民拿出谷帛来养活兵，兵出性命来保护农民，天下人以为好。即使圣人再来，也不能改变。现在的免役法，实在很像这事。你要马上取消免役法而实行差役法，正如取消长期征战的军队而恢复军民合一，大概不易办到。”司马光不以为然。苏轼又在政事堂陈述他的看法，司马光很生气。苏轼说：“从前韩魏公要给陕西义勇刺字，你作谏官，争执得很凶，韩魏公不高兴，你也不管。我从前听你说过其详情，难道你今天做宰相，不许我畅所欲言吗?”司马光笑了笑。不久被任为翰林学
士。
元佑二年，兼侍读。每次在皇帝前诵读到治乱兴衰、奸邪正直及朝政得失的时候，常常反复开导，希望对皇帝有所启发。哲宗虽恭敬沉默不说话，常常很赞成。曾读祖宗的《宝训》，因而讲到时事，苏轼一一地说：“现在赏罚不明，善没有勉励恶没有禁止；又黄河正向北流，而硬要其向东流；西夏攻入镇戎军，杀掠几万人，统帅不奏报。每事如此，恐怕渐渐成为衰乱的开端。”
苏轼曾经在宫中锁门值宿，被召进便殿面见太后和皇帝，宣仁后问道：“你前年做什麼官?”苏轼说：“臣是常州团练副使。”又问：“现在做什麽官?”答说：“臣现在任翰林学士。”又问：“何以能骤然到这样?”答说：“逢到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太后说：“不是”。苏轼说：“难道是大臣论奏保荐吗?”说：“也不是。”苏轼惊讶地说：“臣虽然没有品行，不敢从其他途径上进。”太后说：“这是先帝的意思。先帝每次诵读你的文章：一定叹赏说．‘奇才!奇才!’只不过没来得及进用你而已。”苏轼不觉哭出声来，宣仁后和哲宗也哭了，左右的人都感动流泪。一会儿又命苏轼坐下并赐茶，撤去皇帝面前的金莲烛举烛送苏轼回翰林院。
元佑三年，权知礼部贡举。正逢大雪严寒，士子们坐在庭院中，颤抖不能说话。苏轼放宽他们的禁约，使他们能尽量发挥。巡视考场的宦官常侮辱应试士人，而且抓住意义暧昧的个别辞语，诬陷为罪状，苏轼把这些宦官都奏请驱逐。四年，因积累一些议论政事的话，被当权的人所恨。苏轼怕不被他们所容忍。请求调到外地任龙图阁学士、杭州知州。尚未动身，谏官说前任宰相蔡确任安州知州，作诗藉郝处俊的事讥讽太皇太后。大臣们建议把他流放岭南。苏轼上密奏说：“朝廷如果处分蔡确轻了，那对皇帝以孝治天下就不足；如果治罪重了，那对太皇太后的仁政又有欠缺。认为应由皇帝下敕书立案逮捕治罪，太皇太后则下手诏宽赦他，那就仁和孝两方面都得当了。”宣仁后心裏认为苏轼的话好而不能实行。苏轼去祭天，朝廷使用过去执政大臣的旧例，派宦官赏赐他龙茶、银盒，慰劳很优厚。苏轼到杭州，遇上大旱，饥荒和瘟疫并发。苏轼向朝廷请求，免去本路上供米的三分之一，又得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用以换取米来救济饥饿的人。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到各街巷治病，救活的人很多。苏轼说：“杭州是水陆交通的要地，得疫病死的人比别处常要多些。”於是收集多余的钱二千绢，又拿出自己囊中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稍稍积贮钱粮来防备疫病。
杭州原来近海，当地泉水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先引西湖水造六口井，百姓用水充足。白居易又疏通西湖水流入运河，从运河流入田亩，灌溉田达一千顷，百姓因此殷富。湖水中有很多茭白根，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每年都加疏治，宋朝立国后，停止了，茭白根积为田，剩下水面没多少了。运河之利丧失，靠江中潮水供水，船在市中行驶，潮水又多淤泥，三年一次淘挖，成为百姓的大灾患，六井也几乎荒废了。苏轼看到茅山一条河专尸弓接受江中潮水，监桥一条河专门接受湖水，就疏通二河来通航运。又造了坝堰闸门，以便作为积蓄和排泄湖水的枢纽，江中潮水不再流入城市。用剩下之力修复了六井，又把茭白根堆积在湖中，筑成南北长三十里的长堤以便通行。吴地人种菱，到春天常加拔除。不留寸草。苏轼还募人在湖中种菱；使茭白根不再生长。收取其利以备修湖时使用，取救荒剩余的钱一万缯、粮一万石，和请求得到的剃度僧人文牒一百份来招募工役。堤筑成后，又种了木芙蓉、杨柳在堤上，望上去像图画一样，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
杭州僧人净源，以前住在海边，和外国商客来往，海船到高丽，人们都称赞净源。元丰末年，高丽王子义天来朝贡，顺便去拜访净源。到此时，净源死了，他的徒弟私自拿他的画像，附在海船中去告诉高丽人。义天也派他的人来祭奠净源，因此叫他们带着他们国母的两座金塔，说是祝太皇太后和皇帝长寿。苏轼不接受，上奏这事说：“高丽长久不来进贡，失去赏赐厚利，意图入朝朝贡，猜不出我们待他们的厚薄，所以藉祭死去的僧人而行祝寿之礼。如果受了而不答覆，将会产生怨恨；受了而厚加赏赐，正中了他们的计。现在应不加过问，让州郡官自己以理由推辞他们。那些庸俗僧侣狡猾商人，给国家滋生事端，其势不可助长，应痛加惩罚。”朝廷都听从了他。不久，进贡的使者果然来了，旧例凡使者所到吴越七个州，费用钱二万四千余缗。苏轼就下令各州酌量减省，百姓获得贸易之利，．不再有骚扰之害。
钱塘江的潮水从海门由东而来，有雷霆万钩之势，而浮山峙立於江中，和渔浦诸山犬牙交错，潮流旋转回流激荡喷射，每年冲毁公私船只不可胜计。苏轼建议从钱塘江上流有个名叫石门的地方，沿着山向东，开凿运河，引钱塘江水和各山谷的水二十多里进入江中。又沿着山修筑堤岸，不足十里就到达龙山大慈浦，从浦以北曲折抵达小山岭，开凿山岭六十五丈以达岭东的古河道卜疏通古河道几里到达龙山的运河，来避开浮山的险处，人们以为很好。计划上奏，有恨苏轼的人，竭力阻挠，事情因此未能成功。
苏轼又说：“三吴的水，汇聚为太湖，太湖的水，流入松江入海。大海每天涨潮两次，海潮浊而松江水清，潮水常常要淤塞江流，而江中水很清，经常随时把沙土冲去，所以海口常通，吴地很少闸水灾。从前苏州以东，公私船只都撑着篙行驶，没有用人在陆上拉纤的。从庆历以来，在松江上大筑拉纤的道路，建筑长桥阻塞江水流通，所以现在三吴多有水灾，想在供拉纤用的路上凿孔、造孔桥，以加速江水的流量。”也没能实行，人们都引为恨事。苏轼二十年中两次到杭州，有功德於百姓，家家有他画像，人们饮食时一定向他祝福。又造了生祠来报答他。
元佑六年，召为吏部尚书，未到任。因弟弟苏辙任尚书右丞，因此改任翰林承旨。苏辙辞去右丞，想和哥哥一同任侍从官，朝廷不许。苏轼在翰林院几个月，又因有谗言请求外调，於是以龙图阁学士出朝为颍州知州。在此以前，开封所属各县多有水灾，官吏不研究事情的本末，决开那裏的陂池湖沼，使之流入惠民河，河不能容纳，以致陈州也多水灾。又要凿通邓艾沟和颍河并流，并且凿开黄堆想让水流入淮河。苏轼刚到颍州，派吏员用水平尺度量地形，发现淮河的涨水高出新沟近一丈，如果凿开黄堆，淮河水反而会流向颍州地区成为灾害。苏轼向朝廷上言，朝廷接受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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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宋史》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徒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时不汇，城将败，富同争出避水。轼曰：“富同出，民皆劝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使官吏分堵以守，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翻译
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县人。十岁的时候，其父苏洵到外地去游学，母亲程氏则亲自教他读书，苏轼每听闻古今兴衰成败的历史，都能道出其概要。程氏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时，发出深深的慨叹，苏轼对她说：“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样为名节而不顾生死，母亲您答应吗？”程氏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又怎会不和范滂的母亲一样深明大义呢？”
到徐州赴任，有洪水决堤要淹没曹村，在梁山伯上泛滥，就要溢出南清河。水汇集在城下，涨水时不时地会泄入城中，城市就要败了，富民们争着要逃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民们如果都出了城，就会动摇民心，那我还和谁来守城呢？只要我在，水就绝不会冲了城。将富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将卒长呼出说：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逃走，我们这些小人一定效命于您。于是率领众人拿着畚锸出城，从东南方向筑起长堤，首起戏马台，一直到城门口。雨日夜不停的下，但城却没有沉。苏轼住在那上面，路过家门口也不进去，让官吏们分别守在各个地方，士兵们全都出了城。
以上内容均摘自网络
苏轼，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徒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时不汇，城将败，富同争出避水。轼曰：“富同出，民皆劝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轼庐于其上，使官吏分堵以守，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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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字子瞻，是眉州眉山县人。十岁的时候，其父苏洵到外地去游学，母亲程氏则亲自教他读书，苏轼每听闻古今兴衰成败的历史，都能道出其概要。程氏读到《后汉书.范滂传》时，发出深深的慨叹，苏轼对她说：“我如果想和范滂一样为名节而不顾生死，母亲您答应吗？”程氏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一样的人，我又怎会不和范滂的母亲一样深明大义呢？”
到徐州赴任，有洪水决堤要淹没曹村，在梁山伯上泛滥，就要溢出南清河。水汇集在城下，涨水时不时地会泄入城中，城市就要败了，富民们争着要逃出城避水。苏轼说：富民们如果都出了城，就会动摇民心，那我还和谁来守城呢？只要我在，水就绝不会冲了城。将富民们赶回城中。苏轼到武卫营，将卒长呼出说：河水将要冲进城里，事情很紧迫了，即使是禁军也要为我尽力。卒长说：太守尚且不逃走，我们这些小人一定效命于您。于是率领众人拿着畚锸出城，从东南方向筑起长堤，首起戏马台，一直到城门口。雨日夜不停的下，但城却没有沉。苏轼住在那上面，路过家门口也不进去，让官吏们分别守在各个地方，士兵们全都出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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