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李小龙电影与他同一时期的香港传统电影的区别与不同

Answer 1

当年，李小龙的功夫片在全球范围内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中国功夫片热潮，他的功夫片之所以如此轰动，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于其彻底颠覆了香港传统武侠片的主体形象和观念。

旧武侠片中的英雄人物更多地传承了传统儒家倡导的“家”、“国”、“天下”的责任感和历史感，例如“黄飞鸿”系列电影中黄飞鸿的形象，承载更多的是传统“父亲”形象，很多时候人物更显“符号化”。至于张彻的新武侠片，人物远离了“符号化”而更趋近于“个体化”，但其英雄又并非单个人物，而更多的是惺惺相惜的男性“兄弟”群像；另一方面，“他片中的英雄人物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执迷于一套源自崇高武学价值观和行侠仗义理想的道德标准。张彻曾指这套标准就是忠、孝、节、义。”这表明张彻影片中的人物仍脱离不了传统侠义精神和道德精神的影子，而并未达到纯粹的“个体”境界。

而银幕上的李小龙，则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一李小龙只是单个形象，虽然在《唐山大兄》中的郑潮安和《精武门》中的陈真充满了国仇家恨，但其复仇、决斗等行为基本上是他的个人所为；到了《猛龙过江》里的唐龙和《龙争虎斗》中的幼徒李，更是没有被刻意安排的“家”、“国”负载或深仇大恨，而像一个带有一定的顽皮和喜剧色彩的当代香港青年，独自去漂洋过海、闯荡天下，显示出了更为鲜明的个体特征。

其二，李小龙出演的银幕形象并未有刻意的侠义精神表现。尽管其形象中一直贯穿的对抗外辱行为非常符合中国的传统侠义观和道德观，也代表了长期受外强欺压的中国人捍卫尊严的民族精神，但他并非为侠而侠，他的侠义完全是一种在紧急时期的个体行为，而不具有表达中国侠义精神的符号性；而影片中对民族精神的表现也并非为了刻意突出这一符号性主题，而是为了赢得更多华人观众的一种商业手段。

因此，李小龙电影中的形象更多是“个人”的书写，是充满了当代香港精神的个体，而非承载历史厚重感和道德责任感的符号。这样影片就被赋予了较强的现代气息，贴近了当下的观众，认同感和娱乐性也随之增强。

这样的美学转变是一个由概念群体形象向鲜活个体形象转变的过程，更是一种由载道向娱乐的创作观念的转变过程。李小龙电影也因此影响了以后香港电影的娱乐性倾向，促使了香港电影的本土化转型。
其次，李小龙的明星气质和打斗动作是其吸引观众的另一个原因。

虽然李小龙的功夫片数量不多，且其中仅有《猛龙过江》一片和《死亡游戏》的局部由他执导，但对于喜爱李小龙的观众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武功和形象。而李小龙神秘而传奇的死，更是把这个永不言败的英雄形象典故化了。

李小龙出生于粤剧世家，其父李海泉为粤剧名伶，他自小便随父亲出入片场，耳濡目染，与电影结下了不解之缘。李小龙成为功夫巨星之前，就参与了23部粤语片的拍摄，与吴楚帆、黄曼梨、白燕等粤语片“大腕”们同台演出，颇受赏识；且“是个极有性格的好演员；无论演正派、反派以至喜剧角色，都能恰到好处，真的是浑身是戏”。他在《细路祥》、《人之初》、《慈母泪》、《危楼春晓》、《人海孤鸿》等经典粤语片中的表演给观众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李小龙的表演经验颇为丰富，在镜头前控制自如，银幕形象独具魅力，这也是他功夫片成功的基础之一。

而李小龙的打斗动作则是另一关键，他为咏春拳传人叶问的弟子，在香港流行的南拳中，咏春拳不重拳道而重散手，有着更强的实战效用，具有较高天资的李小龙很好地掌握了该拳术的精髓，但他又反对传统武术界门户森严、画地为牢的限制，不为咏春拳的传统所局限，在美国开设武馆时开始研习新的拳术。李小龙在注重实战效用的咏春拳基础上。打破了其招式和套路的限制，充分吸收脚法凌厉的韩国跆拳道和注重徒手搏击的日本空手道等拳术的优势，自创截拳道拳术，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这种拳术是“最能发挥打斗功效的一种进取型招数，闪避敌人的每个动作本身，也同时爆发强大的攻击力。

截拳道并非别树一帜的门派，而是在基于实战不能拘泥法则的前提下，集各派大成的一种武学”。这种拳术还融合了李小龙强调的“表现身体的艺术”特色，具有较强的表演性能，因此在银幕上也颇具观赏性。为了把打斗场面拍得更好看，李小龙出拳极快，“银幕上，李小龙从出拳到受拳往往只需6格画面，相当于1/4秒”，而且动作灵活准确，总是先发制人、速战速决；同时他还把上路踢腿的“凌空三弹脚”招式塑造为自己明星形象的个人标记，在出手前加进了一声从日本空手道那里借用的叫喊声，不仅有助于他凝聚全身力气，还提高了打斗场面的戏剧性，这在他每部影片中最后的 “大决斗”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

此外李小龙影片打斗场面的叙事方式也别具一格，每一次打斗，有打前的蓄势，有虚实的试探，有胜负的转折，有死里逃生或败中求胜的惊险，有许多小高潮积累而起的大高潮。他的一举一动都伴随着人物的情绪，塑造出一个生动的性格，善于制造悬念和意外，突出他新奇的创造性，有强烈、鲜明、流畅的节奏感。
第三、因为李小龙功夫片中主题的表现。

他的影片都是表现中国人受到外强的屈辱而奋起抗争的主题，而李小龙饰演的人物总是嫉恶如仇，对无理与强权充满痛恨，在他的血液里流淌着对长期受压迫的汉民族的顽强捍卫。这些都能使分布在世界各地华人看了之后在精神和情感方面得到极大的宣泄，深受华人观众和长期受其他强势欺压的其他民众所喜爱。

如在《唐山大兄》中，男主角郑潮安背井离乡，到泰国投靠亲戚，他受尽屈辱后，身上所佩戴的相当于母亲的玉石又被打碎，于是他奋起反抗，将欺辱他的毒枭及打手们消灭殆尽；在《精武门》中，陈真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匾踢碎，使受欺压的华人情绪在刹那间得到了宣泄；在《猛龙过江》中，唐龙以截拳道大败洋人，一方面证明了中国功夫的优越，另一方面展现出了在强势面前，中国人保持民族尊严、决不低头的英雄气概。
第四、因为李小龙功夫片中精湛的电影语言。

李小龙的功夫片催生出了几大经典的香港动作片语言模式，除李小龙本人外，《唐山大兄》和《精武门》两片导演罗维、《龙争虎斗》导演高乐诗以及《猛龙过江》的日籍摄影师贺兰山等人也功不可没。这些经典语言模式虽然较多出现在了李小龙功夫片中，但它们却是这一时期所有香港动作电影中经典语言模式的统一体现，这些语言模式成为香港动作片创作者所依赖的重要模式，并对后来香港电影的本土化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张彻、胡金铨、郑昌和、刘家良等过渡转型时期的著名动作片导演也为此付出了努力。

这种经典的语言模式包括以下3种：
第1种为“暴雨如注”的剪辑方式。

这种剪辑方式不光是指快速的剪接节奏，更重要的是靠剪接形成的连续密集的动作感，似“暴雨如注”。“这就是通过尽量缩小镜头与镜头之间的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使本来单个的、间断的电影镜头形成一种完整的、连续的影像语言”。

其中最为经典的段落当属《猛龙过江》片尾在古罗马斗技场中展开的“双雄对决”，在这个高潮段落中，从猫叫的特写开始，一直到唐龙击败对手为止，一共5分45秒，11个回合，86个镜头，平均4秒钟一个镜头。尽管影像剪接的时间节奏并非很快，但靠剪接形成的连续密集的动作亦造成一种快速的剪辑效果，进而造成一种连续不断的视觉影像激流，给观众形成一种“暴雨如注”的心里效果，观众的心里节奏在这个生死交锋中显得非常紧张。新武侠片的重要导演胡金铨亦是这类手法的促进者之一，详见他的《龙门客栈》……

这种在电影视觉影像层面形成的标志性剪辑语法，正是中国武侠动作片的独特美学风格所在，也是香港动作片的经典语法而被广泛应用。
第2种便是被美国电影学者大为.波德威尔称之为“构成剪接”的剪辑技巧。

“构成剪接即仅展现部分，却能让人明白整个完整的动作。用分镜头拍法，通常在显示局部细节之前，先出现一个主景镜头。但构成剪接不会包括任何全景画面，我们是把个别镜头所显示的动作各部分，在脑海拼合而得出完整的印象。导演须细心设计镜头，以便剪辑后可清晰传达动作内容。”

其实这也是典型的蒙太奇组接，但为了达到最后完整而凌厉的动作效果，单个画面需要用近景去表现关键动作，表现的关键打斗动作不但很有力度，而且清脆凌厉、鲜明生动、一目了然，镜头长度一定要控制但又不能不让看清楚画面所展示的各种关键动作，而且还需把握好剪辑点。这样既能让关键动作成为画面的焦点，迅速切换的镜头又增强了节奏，呈现给观众的是不断切换的凌厉动作，极大增强了武打片的审美情趣。

在李小龙的功夫片中，既有用长镜头和远景展示其高超拳脚功夫的打斗段落，也有大量用构成剪接技巧营造出的快节奏打斗段落。如《精武门》中陈真与日本众武师在武馆中打斗的一场戏，开始的一段是远景长镜头，而后来表现几个日本武师试图偷袭，但均被击倒的段落则是“构成剪接”的杰作，这一段落让比武场面更加生动有趣，也增强了节奏感。此外一些如飞身、跃空等高难武功，以及踢飞等危险但很有卖点的打斗场面，也可由此种技巧轻易完成。如在《龙争虎斗》中的高潮打斗段落中，石坚饰演的反角在李小龙狂踢之下飞出画面的镜头就是由“构成剪接”来完成的。“构成剪接”也成为其他武侠片或新武侠片的常用叙事手法，如张彻影片中对肢解等血腥场面的处理均靠这种模式完成叙事……

此后，“构成剪接”成为香港动作片创作中的重要技法，它对香港电影产生了深远的意义，以至于得到了如此评价：“构成剪接可以视为香港动作片全面掌握国际电影技法的其中一个标志，没有这套技法，港片不会这样卖埠, 也不会有这种特殊的感染力。”
第3种是在快速打斗段落中用切换停顿来营造出节奏感。

“香港功夫演员的打斗动作，通常都不是连续不断的。他们先来一轮急攻闪避，或连串拳打脚踢，或一阵刀光剑影；随之稍息，时间通常选在一拳被挡，或双方皆静观其变之际，那也许只半秒光景，之后再展开另一轮恶战。结果，整体在银幕上便出现有如打击乐的节奏，短暂的停顿起着把动作分段的作用，带来如同断音的效果。静止时刻是对比衬托，使动作看似打得更快。而每一停、打、停的布局，皆可配合不同的打斗节奏。”

香港电影人创立的这种停、打、停的经典叙事模式使打斗效果化、打斗场面极致化，本来难以表现的混乱打斗场面经过这种方法处理后变得如打击乐般明快、清晰，观众尽可享受其中的招式和乐趣。

在《猛龙过江》里，这种方法被多次使用，如在男主角唐龙及同伴与当地黑恶势力的打手们打斗的一场戏中，唐龙为同伴解了围，然后一拳打在对手的关键部位，对方痛苦至极慢慢弯下身子，这时突然停顿片刻，然后唐龙将对方推倒在地。这一停顿不但使混乱的打斗场面变得有序而清晰，而且观众对恶势力的仇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在本片另一场小巷里的打斗场面中，在表现唐龙用木棍制伏黑手党时多次出现片刻的停顿，唐龙的动作，就让观众感受到击鼓那种停、打、停的细微节奏。而他的每个姿势都非常简洁，前后都有静止时刻分隔，令整个场面产生了轻微舒缓的节奏，观众欣赏到的这一打斗场面就像听一首打击乐那样轻松、明快。

这种追求清晰与节奏感的叙事方式，带来了丰富的表现力，亦成为后来的香港影片争相使用的叙事手段，而且在80年代香港电影的繁荣时期，动作片以外的文艺片也大量使用这种技法，足见其对香港电影的叙事产生的深远影响。
摘自《香港电影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