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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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
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
代思想模式”的典型。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
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p24）
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
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
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
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
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
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
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
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
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
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
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
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
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
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贝尔将前者成
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
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它们相
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
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
“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
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
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
“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
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
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
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
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在贝尔
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
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
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
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
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
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
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
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
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
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破坏新教伦理的
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
己的欲求。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p132）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p302）
○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
观念回归。”（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
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
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
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他一方面
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
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
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
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
行分配。”（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一
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
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
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对
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
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
装）。”（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
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p339）贝
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
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
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
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
代思想模式”的典型。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
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p24）
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
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
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
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
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
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
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
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
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
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
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
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
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
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贝尔将前者成
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
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它们相
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
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
“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
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
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著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
“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
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
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
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
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在贝尔
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
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
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
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
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
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
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
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
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
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破坏新教伦理的
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
己的欲求。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p132）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p302）
○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
观念回归。”（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
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
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
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他一方面
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
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
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
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
行分配。”（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一
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
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
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对
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
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
装）。”（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
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p339）贝
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
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
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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