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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 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 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 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 “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 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 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 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 “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 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 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 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 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
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 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日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 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 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 “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 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 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 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 “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 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 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 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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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一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回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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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一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回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剧本 by-郭敬明（第三届新概念初赛文章）
我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开始于17＋N年前，其中N大于等于零。
我现在17岁，数学老师说那个N的取值范围实在是不可理喻。
其实没什么不可理喻的，用一句大家都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上辈子我爱王家卫的电影爱得要死，然后喝孟婆汤的时候我少喝了一口或者吐掉了一点，而那一点恰恰是用来消除我脑中关于王家卫的东西的，所以上辈子的喜好这辈子再接再厉。
提到孟婆汤我想这又可以拍出一段类似王家卫风格的电影了。画面开始的时候一片漆黑，然后头顶一束光打下来，照着一个很沧桑的男人，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或者说是麻木，然后低沉的画外音开始浮出来：我上辈子少喝了一口孟婆汤，所以这辈子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忆，它们令我的生活恍惚……
很好很好，我想也许将来我可以做个大导演，像家卫一样。或者当个写剧本的，像李碧华一样的也不错。记得我刚看王家卫的电影的时候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将来我要去为王家卫写剧本。后来知道原来王家卫拍电影是从来不用剧本的。笑。
河的左岸
有个男人叫左岸。他出现在我的潜意识里浮现在我的剧本上。
左岸是个摇滚乐手也是个很有灵性的诗人。他有一头很有光泽的长发，明亮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
左岸之所以叫左岸而不叫右岸是因为他偏激、愤怒、冲动、自负。左得很。
就像曾经的我。
很难想象十六七岁的孩子会符合上面四个词语。但有时候是会有奇迹或意外的。
在《重庆森林》里王家卫就让金城武不停地吃凤梨罐头，不停地等待奇迹。
十五岁的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打断老师的讲课，然后对他说这里的to不是不定式结构而是介词所以它后面不应该用动词原型。然后我骄傲地等待老师对我的表扬。结果我等来了一个奇迹，我比金城武幸运。我等来的是英语老师的一刹那尴尬至极和随后的不可压抑的愤怒。他一边在空气中漫无目的地挥动着手臂一边冲我吼：你给我坐下。我说：错的是你我为什么要坐下？然后一切变得不可收拾。
最后他对我说：以后你别上我的课了。
然后我对他说：我现在就可以不上你的课了。
我记得我冲出教室的时候把门摔得震天响。
然后我以外语满分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走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终于还是赢了。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疲惫，就像油灯熄灭前奋力地一晃。所谓的瞬间衰老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转身的时候听见他在背后小声地说：原来你一直没有明白，我以为你明白的……现在我十七岁了，站在成人世界的大门前向里面张望。我觉得当初的自己实在是太过年轻太过冲动太过骄傲太过盲目了。其实一切都不必要的，为了一个动词。
美丽的错误。
回望中的道路总是惊心动魄。我记得白岩松曾经这么说过。好了让我们回到左岸身上。
他住在几平米的阁楼上，每个夜晚光着脚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晃。木质地板吱吱地响。
“寂静的夜里并不黑／趁着首都光辉／开着窗缓慢地来回／忽然亮起的红灯／淹没我窥视／开着窗真理在徘徊。”
他会站在窗前盯着外面阑珊的灯火呢喃：如果我可以飞翔可以不再忧伤……想到这儿就会戛然而止。如果……那么……的结构没有完整。因为左岸从来就没想过“那么”之后的事。那么我会怎么样那么我能怎么样？
左岸的生活是一种单调的重复，有着王家卫的空虚和张爱玲的琐碎，像是翻来覆去的沙漏或者不断回放的电影。左岸对现实的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然后大声唱歌：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左岸会想他的女朋友——曾经的女朋友。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想。
他总是想她和他分手的时候说的话。很多很多的话。她说：你太漂泊而我不习惯流浪，你太叛逆而我却很宿命。你是个天生寂寞可是才华横溢的孩子。谁做你的女朋友谁就是最快乐的人但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人。我很普通我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落差。我所想要的只是平凡——一盏灯亮到天明的那种。我只是想有个人可以和我说话可以给我你认为很俗气的玫瑰可以把我的手放到他的口袋里然后问我暖不暖和。我很平凡所以你放过我。
而左岸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没人唱歌给你听了怎么办。当左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纷乱地下坠。他的还有她的。
又是一个夜晚。左岸照常想他的女朋友。但今天他的思念极度放肆，犹如洪水猛兽席卷所有理性的坚持。于是深夜一点或是两点或者三点，随便导演怎么安排，总之是深夜。左岸跑到街上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他握着话筒说：我想你了，你想听我唱歌吗？我唱给你听好吗？你让我唱吗？好吗？成吗？
然后他蹲下来哭了，头埋在两个膝盖间。而这时导演可以考虑不时地让车灯打入电话亭。一明一暗。
然后左岸站起来往回走。
然后左岸听到一阵很尖锐的刹车声，他回过头去看到刺眼的车灯和司机惊慌失措的眼睛。
画外音：我发现自己的眼泪原来是这么烫的。我想我该回家了。起雾了，街上影影绰绰。前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他们等着干什么？我挤到了前面，发现队伍前面有个慈祥的老妈妈，她正在给排队的人喝一碗又一碗的汤。
THE END
我的朋友看完问我：你在写恐怖片？我说是啊是啊写得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真是好啊。
想不到把我这样一个好学生生活中被掩盖的东西写出来竟会是恐怖片。想想真是惊世骇俗。
河的右岸
右岸是个老实的男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按照最让人放心最不会让人害怕的条件打造出来的男人，那么右岸就是这样的人。右岸之所以叫右岸而不叫左岸是因为他的温文尔雅他的逆来顺受。右得很。
右岸留一头简单纯色的头发，穿合乎场合的服装，有恰如其分的微笑，用平和清淡的古龙水。
就像现在的我。
以前我七七八八棱角很多，连走路都是张扬的。我斜挎着背包双手插在口袋里晃——注意，是晃，不是走——看见漂亮的女生就对她们笑。
而现在我背着双肩包贴着墙根快快地走，双眼盯着脚尖像在找东西一样快快地走。同学说我捡到钱包的概率会比别人高很多。
现在不要说让我把门摔得震天响，我连同老师讲话的时候也在考虑应该用怎样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怎样吐出优雅得体的措辞。因为老师的评价是高三保送成功的重要筹码。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伟大的作家，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大一点我想当个畅销小说家，有很多很多人来买我的书，那我就会有很多的钱；而现在我想我可以为那些钱多得没地方花而且又想出名的人写传记。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把祖国建设得很富强；再后来一点我的理想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而现在我的理想是能上复旦。好听一点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难听一点说是我越来越世俗。
我是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孩子，我有单纯的眼神和漂亮的成绩单，安分的性格和其他长辈们视作珍宝的东西。我妈的同事常对她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你的儿子真是争气，你活这一辈子算是值了。
好了回到右岸。
右岸每天早上坐同一时间的地铁坐同一个座位去上班。从地铁站口走出地面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同时看看被高楼切成几何图形的蓝天。
右岸的生活也很简单。
白天在电脑前喝纯净水，晚上在电脑前喝咖啡。
简单的重复。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重复是永恒的主题。无常的宿命一次又一次直到N次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像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断地撕开伤口来向你证明“我在流血”一样，最终逼迫你恐慌逼迫你心疼逼迫你流下眼泪。
又是一天，重复的一天，右岸像往常一样坐地铁上班一样抬起手遮住眼睛一样仰望蓝天。不一样的是他今天要交一份计划书。
和他一样，另一个人，暂时叫他小B好了，反正是个小人物，也要交份计划书。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微笑着说：好的，基本可以，不恰当的地方我再改改。
然后计划被公司采用了，但策划人却变成了主任，右岸和小B的名字出现在助手栏里。
不同的是小B向上级报告说要讨个说法，而右岸则平静地坐在电脑前一如既往地喝纯净水。
后来主任升职了。主任走的那天右岸就搬进了主任的办公室。而小B被调到了资料室。
再后来右岸成了四个部门经理中最年轻的一个。
再后来右岸结婚有了个女儿女儿嫁人孙子出世。
孙子出世之后右岸就躺在了病房里。但他依然很胖，右岸从三十多岁就开始胖了。右岸躺在医院就会想到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也长不胖的。
右岸习惯在医院洒满阳光的午后开始回忆，然而回忆总是进行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中断了。
后来终于有一天右岸想起了大学毕业后的生活，电脑与纯净水、电脑与咖啡。
右岸想自己好像过了很多个那样的日子，应该很多吧？应该有一两年吧？
然后右岸就想睡觉了。在眼皮快要合拢的时候右岸看到一个慈祥的老护士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右岸起来，该喝汤了。
右岸想：现在的医院真是好，还有汤可以喝……
THE END
朋友看完说：那个右岸的生活真是无聊，不痛不痒像温吞水一样，与其活得那么沉闷还不如去跳天安门城楼来个举世瞩目。
其实右岸的生活就是按照长辈给我设定的当前的状态发展将来一定会出现的生活，不想却被朋友骂得那么惨。暗自心惊。
河的第三条岸
河的第三条岸到底在哪里，连舒婷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河床嘛！只不过是另一种说法而已。就像我在网上的名字第四维一样，其实第四维就是时间而已。简单复杂化！
河的第三条岸不属于右岸也不属于左岸（那属于我好了），它就是第三条岸，属于过渡区的。
过渡区的东西是最复杂难懂的，比如化学的过渡型元素就令我相当头痛。但复杂有复杂的美，总比处在两个极端要好。珠穆朗玛峰太冷，吐鲁番盆地太热，中原多好。
就像现在的我。
我上高二了，轰轰烈烈的生活，寻找每一个理由善待自己。我不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但我总是在前二十名内徘徊以便不使我的父母过分操心。我爱看严肃的电影也爱看日本的偶像剧。我看卡夫卡、大江健三郎也看古龙、卫慧。我在传统的杂志上发文章也在榕树下说些疯话。
我常常思考自己的生活，自觉是个比较有深度的人。
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在自己的眼泪中开始在别人的眼泪中结束。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很聪明但未免太宿命。两次眼泪之间的几十年是光芒万丈还是晦涩暗淡完全由你自己做主。
所以说我既不是右岸也不是左岸，我是第三条岸，所以我写的剧本缺乏真实的体验难以操作。我很想写写自己的生活我想那一定是几万字的巨著，但韩寒说了：给自己写自传的人都很恶心。他的风头正健所以我只好放弃。我说了，我不是个出挑的人。
还是那句话，我希望能给王家卫写剧本。虽然这句话也很不可理喻。但请注意我用的动词是“希望”。同类型的句子还有：“我希望我能飞翔。”
这样想就没什么不可理喻的了。
读书在外，身心疲惫，难免某日起床或腮边凸起一块或腿边红肿一片。一笔者寝室如猪窝，奇胜无比，上铺更是懒得洗衣服。传闻一条内裤穿两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穿好后第二个礼拜内外翻个身穿，最终他得疥疮、由于他整日踏我的床而上，我也不能幸免，一到晚上挠得整张床吱吱有声，睡衣上鲜血淋淋，而他却不回痊愈，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印度创始而在中国发展。
第二天去学校医务室，盖我体弱多病，校医已经熟识我，便一手搭在我的肩上问此番为何而来。我说疥疮，她手一科，忙从我肩上抽回去，说学校条件有限，无法确诊，最好去大医院。
于是我去了大医院。大医院固然大，但挂号处的窗口却皆如鼠洞，勉强可以伸进去一只手。交完挂号费后，久久等待，里面竟无动静。探身着个仔细，冷不防伸出一只白掌，全身奇痒已被吓去一半。填完单子，塞给那白掌，缩回去后，里面又没了动静，大半天才飞出几枚硬币找于我。
揣着病历卡去找皮肤科，不料一路走去全是会议室，从第一会议室到第N会议室。开会对饮茶过多，不免上厕，所以会议室旁边都是厕所。寻觅半天，不见皮肤科。于是我问一个大夫，那大夫态度冰冷，看都不看一眼，往屁股后面的一堵空墙一指：“那儿。”他踱出几步，良心发现，告诉我皮肤科和外科并在一起。
外科里一个老先生在看医书，正要打个招呼，后面一个妇女插到我的前面，把病历卡递上去。老先生泰然自若，神情如饮，把妇女全身着几遍，劈头就问：“你得啥病呀？”妇女被问得愣住，我估计她一定在骂医生尽说废话，知道什么病就不来医院了。妇女说手上擦伤一块正溃烂，说完撩起袖子，医生示意不必，马上开一张药方，30秒不到，病已诊好，这恐怕是全国办事效率最高的地方。校医对这方面很有经验，事先劝诫我莫要去这种办事潦草的医生那里。于是，我换了一个女医生。
怎知这家医院的医生事先都像对过口供，那女医生也问我何病。我告诉她我痒。女医生比较认真，要我指出痒处，无奈我刚才一身的痒现在正在休息，我一时指不出痒在何处。医生笑我没病看病，我有口难辩。忽然，痒不期而至，先从我肘部浮上来一点点，我不敢动，怕吓跑了痒，再用手指轻挠几下，那痒果然上当，愈发肆虐，被我完全诱出。我指着它叫：“这！这！这！”医生探头一看，说：“就这么一块？”这句话被潜伏的痒听到，十分不服，纷纷出来证明给医生看。那医生笑颜大展，说：“好！好！”我听了很是欣慰，两只手不停地在身上挠，背在椅子背上不住地蹭，两只脚彼此不断地搓。
问好之后，医生就在病历卡背面写。我见过两种医生：一种满腹经纶，一写可以写上半天，内容不外乎“全身突发性部分之大痒……足、头、腹无处不痒……病人痒时症状如下……”曾闻一个医生写好，病人早已呼呼而睡。还有一种医生惜字如金，偌大一张卡上就写一个“痒”。我今日所遇的女医生有别于前两种，写了一段后笔下羞涩，无话可写。看看同事，正在伏案作文章，病历卡上已经被写得黑漆漆一片，颇为壮观，一看就是权威和知识的代表。这位女医生不甘示弱，凑几个字后实在写不出，又怕她的尴尬被我看穿，只好和我哪天。她看着卡，认识我的名字“韩寒”，却不知道普通话该怎么念，闭上眼睛读：“园寒！”西格蒙·弗洛伊德有一本《The PsyChopatologyof EVndny Life》上说，故意念错一个人的姓名就等于是一场侮辱。我尚不能确定她是否故意念错，所以不便发泄，忍痒承认我是“园寒”。
她稍过片刻又运笔如飞，有话则长，无话更长，好不容易凑齐一页，嘱我去取药。我拿过药方一看，只见上面不规则的点线圈，怎奈我读书多年，自命博识，竟一个字都不懂。我曾见过一个刚从大学出来的实习医生，刚当医生的小姑娘要面子，写的字横平竖直，笔笔遒劲，不慎写错还用橡皮沾口水擦，只是速度嫌慢，往往写一个字要半天，如逢急病，只怕病历卡还没写好，病人早已一命呜呼了。如此用心书写的医生已日渐少矣。我曾见过一篇杂文说，现今看不懂的字就是所谓狂草，医院更是汇聚四方狂草专家的地方。一个医生可能一辈子称不上医学家，但一进医院就意味着你是书法家。
不料收费处也看不懂字，拉来旁边一个老医师问这是什么字，问明白后说这药没有，恐怕要去药店买。我再跑回外科那女医生那里，她看我半天，居然问：“你得了什么病？”《父与子》里有一段：。“省长邀科少诺夫和巴扎洛夫进大厅坐，几分钟后，他再度邀请他们，却把他们当作兄弟，叫他们科少洛夫。”谁知今天的情况更严重，出去几秒进来她连人都不认识了！她看我半天终于认得我了，激动得像母子团聚，但叫不出我的名字。屠格涅夫《烟》里一段写拉特米罗夫忘记李维诺夫的名字，这种错误情有可原，俄国人的名字像火车，太长，不免会生疏，而我的名字忘了则不可原谅。我走出外科，听见内科一个医生在骂病人笨，那病人怯生生地说：“你们这里——墙上不是写着‘请用——谢谢、再见、对不起’……”我暗叹一声，笑那病人的天真，孰不知这几个字是写给我们看的，意思是说在看病时不忘对医生说：“谢谢、再见、对不起！”
剧本 by-郭敬明（第三届新概念初赛文章）
我喜欢王家卫的电影开始于17＋N年前，其中N大于等于零。
我现在17岁，数学老师说那个N的取值范围实在是不可理喻。
其实没什么不可理喻的，用一句大家都明白的话来说就是：上辈子我爱王家卫的电影爱得要死，然后喝孟婆汤的时候我少喝了一口或者吐掉了一点，而那一点恰恰是用来消除我脑中关于王家卫的东西的，所以上辈子的喜好这辈子再接再厉。
提到孟婆汤我想这又可以拍出一段类似王家卫风格的电影了。画面开始的时候一片漆黑，然后头顶一束光打下来，照着一个很沧桑的男人，他脸上的表情很平静或者说是麻木，然后低沉的画外音开始浮出来：我上辈子少喝了一口孟婆汤，所以这辈子我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记忆，它们令我的生活恍惚……
很好很好，我想也许将来我可以做个大导演，像家卫一样。或者当个写剧本的，像李碧华一样的也不错。记得我刚看王家卫的电影的时候我暗暗地对自己说将来我要去为王家卫写剧本。后来知道原来王家卫拍电影是从来不用剧本的。笑。
河的左岸
有个男人叫左岸。他出现在我的潜意识里浮现在我的剧本上。
左岸是个摇滚乐手也是个很有灵性的诗人。他有一头很有光泽的长发，明亮的眼睛和薄薄的嘴唇。
左岸之所以叫左岸而不叫右岸是因为他偏激、愤怒、冲动、自负。左得很。
就像曾经的我。
很难想象十六七岁的孩子会符合上面四个词语。但有时候是会有奇迹或意外的。
在《重庆森林》里王家卫就让金城武不停地吃凤梨罐头，不停地等待奇迹。
十五岁的某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我从容不迫地站起来打断老师的讲课，然后对他说这里的to不是不定式结构而是介词所以它后面不应该用动词原型。然后我骄傲地等待老师对我的表扬。结果我等来了一个奇迹，我比金城武幸运。我等来的是英语老师的一刹那尴尬至极和随后的不可压抑的愤怒。他一边在空气中漫无目的地挥动着手臂一边冲我吼：你给我坐下。我说：错的是你我为什么要坐下？然后一切变得不可收拾。
最后他对我说：以后你别上我的课了。
然后我对他说：我现在就可以不上你的课了。
我记得我冲出教室的时候把门摔得震天响。
然后我以外语满分的成绩从学校毕业。
走的时候我对他说：我终于还是赢了。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很疲惫，就像油灯熄灭前奋力地一晃。所谓的瞬间衰老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我转身的时候听见他在背后小声地说：原来你一直没有明白，我以为你明白的……现在我十七岁了，站在成人世界的大门前向里面张望。我觉得当初的自己实在是太过年轻太过冲动太过骄傲太过盲目了。其实一切都不必要的，为了一个动词。
美丽的错误。
回望中的道路总是惊心动魄。我记得白岩松曾经这么说过。好了让我们回到左岸身上。
他住在几平米的阁楼上，每个夜晚光着脚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晃。木质地板吱吱地响。
“寂静的夜里并不黑／趁着首都光辉／开着窗缓慢地来回／忽然亮起的红灯／淹没我窥视／开着窗真理在徘徊。”
他会站在窗前盯着外面阑珊的灯火呢喃：如果我可以飞翔可以不再忧伤……想到这儿就会戛然而止。如果……那么……的结构没有完整。因为左岸从来就没想过“那么”之后的事。那么我会怎么样那么我能怎么样？
左岸的生活是一种单调的重复，有着王家卫的空虚和张爱玲的琐碎，像是翻来覆去的沙漏或者不断回放的电影。左岸对现实的生活采取的是一种回避的态度，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然后大声唱歌：我看不见我看不见。
左岸会想他的女朋友——曾经的女朋友。每天每时每分每秒想。
他总是想她和他分手的时候说的话。很多很多的话。她说：你太漂泊而我不习惯流浪，你太叛逆而我却很宿命。你是个天生寂寞可是才华横溢的孩子。谁做你的女朋友谁就是最快乐的人但同时也是最痛苦的人。我很普通我承受不了那么大的落差。我所想要的只是平凡——一盏灯亮到天明的那种。我只是想有个人可以和我说话可以给我你认为很俗气的玫瑰可以把我的手放到他的口袋里然后问我暖不暖和。我很平凡所以你放过我。
而左岸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以后没人唱歌给你听了怎么办。当左岸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眼泪纷乱地下坠。他的还有她的。
又是一个夜晚。左岸照常想他的女朋友。但今天他的思念极度放肆，犹如洪水猛兽席卷所有理性的坚持。于是深夜一点或是两点或者三点，随便导演怎么安排，总之是深夜。左岸跑到街上的电话亭里打电话。
他握着话筒说：我想你了，你想听我唱歌吗？我唱给你听好吗？你让我唱吗？好吗？成吗？
然后他蹲下来哭了，头埋在两个膝盖间。而这时导演可以考虑不时地让车灯打入电话亭。一明一暗。
然后左岸站起来往回走。
然后左岸听到一阵很尖锐的刹车声，他回过头去看到刺眼的车灯和司机惊慌失措的眼睛。
画外音：我发现自己的眼泪原来是这么烫的。我想我该回家了。起雾了，街上影影绰绰。前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在排队？他们等着干什么？我挤到了前面，发现队伍前面有个慈祥的老妈妈，她正在给排队的人喝一碗又一碗的汤。
THE END
我的朋友看完问我：你在写恐怖片？我说是啊是啊写得好不好？他说好啊好啊真是好啊。
想不到把我这样一个好学生生活中被掩盖的东西写出来竟会是恐怖片。想想真是惊世骇俗。
河的右岸
右岸是个老实的男人。如果这个世界上有按照最让人放心最不会让人害怕的条件打造出来的男人，那么右岸就是这样的人。右岸之所以叫右岸而不叫左岸是因为他的温文尔雅他的逆来顺受。右得很。
右岸留一头简单纯色的头发，穿合乎场合的服装，有恰如其分的微笑，用平和清淡的古龙水。
就像现在的我。
以前我七七八八棱角很多，连走路都是张扬的。我斜挎着背包双手插在口袋里晃——注意，是晃，不是走——看见漂亮的女生就对她们笑。
而现在我背着双肩包贴着墙根快快地走，双眼盯着脚尖像在找东西一样快快地走。同学说我捡到钱包的概率会比别人高很多。
现在不要说让我把门摔得震天响，我连同老师讲话的时候也在考虑应该用怎样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怎样吐出优雅得体的措辞。因为老师的评价是高三保送成功的重要筹码。
小时候我想当一个伟大的作家，写出流芳百世的作品；大一点我想当个畅销小说家，有很多很多人来买我的书，那我就会有很多的钱；而现在我想我可以为那些钱多得没地方花而且又想出名的人写传记。
小时候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把祖国建设得很富强；再后来一点我的理想是要有很多很多的钱；而现在我的理想是能上复旦。好听一点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难听一点说是我越来越世俗。
我是老师、家长眼中的好孩子，我有单纯的眼神和漂亮的成绩单，安分的性格和其他长辈们视作珍宝的东西。我妈的同事常对她讲的一句话就是：你看你的儿子真是争气，你活这一辈子算是值了。
好了回到右岸。
右岸每天早上坐同一时间的地铁坐同一个座位去上班。从地铁站口走出地面的时候他会下意识地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同时看看被高楼切成几何图形的蓝天。
右岸的生活也很简单。
白天在电脑前喝纯净水，晚上在电脑前喝咖啡。
简单的重复。
在王家卫的电影里重复是永恒的主题。无常的宿命一次又一次直到N次地呈现在你眼前，就像是一个人在你面前不断地撕开伤口来向你证明“我在流血”一样，最终逼迫你恐慌逼迫你心疼逼迫你流下眼泪。
又是一天，重复的一天，右岸像往常一样坐地铁上班一样抬起手遮住眼睛一样仰望蓝天。不一样的是他今天要交一份计划书。
和他一样，另一个人，暂时叫他小B好了，反正是个小人物，也要交份计划书。在主任的办公室里，主任微笑着说：好的，基本可以，不恰当的地方我再改改。
然后计划被公司采用了，但策划人却变成了主任，右岸和小B的名字出现在助手栏里。
不同的是小B向上级报告说要讨个说法，而右岸则平静地坐在电脑前一如既往地喝纯净水。
后来主任升职了。主任走的那天右岸就搬进了主任的办公室。而小B被调到了资料室。
再后来右岸成了四个部门经理中最年轻的一个。
再后来右岸结婚有了个女儿女儿嫁人孙子出世。
孙子出世之后右岸就躺在了病房里。但他依然很胖，右岸从三十多岁就开始胖了。右岸躺在医院就会想到自己在读书的时候是怎么也长不胖的。
右岸习惯在医院洒满阳光的午后开始回忆，然而回忆总是进行到大学毕业的那一刻就中断了。
后来终于有一天右岸想起了大学毕业后的生活，电脑与纯净水、电脑与咖啡。
右岸想自己好像过了很多个那样的日子，应该很多吧？应该有一两年吧？
然后右岸就想睡觉了。在眼皮快要合拢的时候右岸看到一个慈祥的老护士走到他的床前对他说：右岸起来，该喝汤了。
右岸想：现在的医院真是好，还有汤可以喝……
THE END
朋友看完说：那个右岸的生活真是无聊，不痛不痒像温吞水一样，与其活得那么沉闷还不如去跳天安门城楼来个举世瞩目。
其实右岸的生活就是按照长辈给我设定的当前的状态发展将来一定会出现的生活，不想却被朋友骂得那么惨。暗自心惊。
河的第三条岸
河的第三条岸到底在哪里，连舒婷都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是河床嘛！只不过是另一种说法而已。就像我在网上的名字第四维一样，其实第四维就是时间而已。简单复杂化！
河的第三条岸不属于右岸也不属于左岸（那属于我好了），它就是第三条岸，属于过渡区的。
过渡区的东西是最复杂难懂的，比如化学的过渡型元素就令我相当头痛。但复杂有复杂的美，总比处在两个极端要好。珠穆朗玛峰太冷，吐鲁番盆地太热，中原多好。
就像现在的我。
我上高二了，轰轰烈烈的生活，寻找每一个理由善待自己。我不是全年级的前三名，但我总是在前二十名内徘徊以便不使我的父母过分操心。我爱看严肃的电影也爱看日本的偶像剧。我看卡夫卡、大江健三郎也看古龙、卫慧。我在传统的杂志上发文章也在榕树下说些疯话。
我常常思考自己的生活，自觉是个比较有深度的人。
有人说：每个人的故事都是在自己的眼泪中开始在别人的眼泪中结束。我觉得说这话的人很聪明但未免太宿命。两次眼泪之间的几十年是光芒万丈还是晦涩暗淡完全由你自己做主。
所以说我既不是右岸也不是左岸，我是第三条岸，所以我写的剧本缺乏真实的体验难以操作。我很想写写自己的生活我想那一定是几万字的巨著，但韩寒说了：给自己写自传的人都很恶心。他的风头正健所以我只好放弃。我说了，我不是个出挑的人。
还是那句话，我希望能给王家卫写剧本。虽然这句话也很不可理喻。但请注意我用的动词是“希望”。同类型的句子还有：“我希望我能飞翔。”
这样想就没什么不可理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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呕像死翘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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