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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音乐的一个开端——学堂乐歌时代:
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视并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给予很大的支持。萧友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先后主动到日本考察日本从“明治维新”后积极开展的新型学校唱歌的经验、方法和学习西洋音乐知识技能,以便在国内效法推行。特别是1903年沈心工首先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龙门师范、务本女塾等校的具体实践,引起迅速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拥护拥护推行改革的知识分子自动动手编写“乐歌”,以便通过乐歌的习唱,对年轻的学生灌输新的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一时间大批各式各样的、提供新学堂习唱的唱歌本、乐歌教材等纷纷得以出版发行。因此,“学堂乐歌”首先是一种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历史现象,当时,许多积极参与推行“学堂乐歌”的先辈们,对此从政治启蒙意义上的考虑要大大超过其艺术审美教育的意义。 由于新式学堂乐歌不需要硬件设备,所以普及起来非常方便,影响巨大。在音乐文化概念、音乐审美观念上影响了无数青少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更是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虽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现代音乐几乎没有存身的可能,但是城市村镇,凡现代教育普及之处,学堂乐歌就不可阻挡地影响了新的一代人。老歌唱家王昆在晚年总结自己艺术生涯的时候,强调指出民间音乐和学堂乐歌给她打下了最初的音乐基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02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办新学堂的背景下,新兴学堂开办了音乐课,当然,那时的音乐课程内容单纯,主要是教唱学堂乐歌。我们所指的学堂乐歌,是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校园歌曲。学堂乐歌从创始到现在已近一百年,是我国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
“学堂乐歌“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
一、不同的角度表达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欺凌的爱国主义要求,代表性的歌曲有:《中国男儿》(石更作词)、《何日醒》(夏颂莱编)、《十八省地理历史歌》(叶中冷编)、《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扬子江》(王引才编)、《祖国歌》(词作者待查)等;
二、积极宣传和推行“军国民教育“的,代表性的歌曲有:《体操-兵操》(沈心工编)、《出军歌》(黄公度编)、《海战》(曾志忞编)、《陆战》、《行军》等;
三、极拥护推翻帝制、欢呼民主共和新政的建立的,如:《革命军》(沈心工编)、《光复纪念》(华航琛编)、《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朱云望曲)等;
四、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反封建”民主精神,代表性的歌曲有:《勉女权》(秋瑾编)、《女子体操》(沈心工编)、《缠足苦》(沈心工编)、《天足乐》(冰兰编)、《妇人从军》(叶中冷编)、《女革命军》(华航琛编)等;
五、鼓吹学习新文化、推动“移风易俗”的民主思想的,代表性歌曲有:《格致》、《地球》、《辟占验》、《运动会》、《博览会》、《电报》、《文明婚》等;
六、结合学校生活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的教育的,如:《始业式》(沈心工编)、《勉学》(吴怀疚编)、《春游》(吴怀疚编)、《送别》(李叔同编)、《春游》(李叔同词曲)等。
根据日本新式学校唱歌的经验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我国“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以在学校内集体歌咏、并通过学唱这些歌曲学会西方的记谱法(五线谱、简谱)和基本乐理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歌曲的编写,当时一般都采取以外国(日本、欧美)现成歌调配以我国自编的歌词给以填配而成的,而以我国传统音乐的音调来进行填配的歌曲相当少、以我国音乐家自创曲调来编写的更少。此外,当时这些歌曲大多采取“单音歌唱”(即齐唱曲调)的方式,而极少以多声合唱的方式。此外,除了李叔同外,一般对伴奏均无特定要求。
谈到中国近现代歌曲,不能忽略那些译成中文的外国歌曲。由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起步较晚,再加当时长期处于战争年代,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抒情歌曲较少,一些被词曲作家、翻译家译成中文的外国优秀歌曲,正好满足了广大音乐爱好者这方面的需要。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外歌曲通过各种渠道传至我国。我国早期的“学堂乐歌”中的很多作品,就是用外国歌曲的曲谱或乐曲填词而成的,如李叔同填词的《送别》等。当时,有许多已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歌曲,因为那时流行的翻译歌曲绝大多数也并非直译,可以说是另类的“中国歌曲”。例如,根据19世纪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第九交响曲》中的一段乐曲而填词的歌曲《念故乡》,旋律优美,抒情感人,深受人们喜爱:“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更清,风更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共享同欢乐,共享同欢乐。”它的歌词就特别具有中国诗歌的意韵和抒情特征,以至于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它是翻译过来的还是中国人填词的。不过,那时外国歌曲主要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中流行,而且很多人主要是用原文歌唱。拿我来说,也是先会唱原文的《念故乡》,后来才知道还有中文版。另外一些优秀的歌曲,由我国的翻译家译成中文,在国内传唱,如《友谊地久天长》、《当我们年轻时光》、《可爱的家庭》等歌曲。
翻译歌曲在我国的总体情况,我常以“两起两落”来描述。
翻译歌曲真正在中国兴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翻译歌曲在我国广泛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那时在我国流行的翻译歌曲,主要是由毛宇宽、周枫、薛范、邓映易等翻译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歌曲。像我这样的俄罗斯歌曲爱好者,除了一部分俄文歌曲是在留苏期间学会之外,主要是通过广播和上海的《广播歌选》学的。记得当时《广播歌选》每一期都介绍翻译歌曲,后来北京的《歌曲》杂志也登载了不少翻译歌曲,很受欢迎。
从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到整个“文革”期间,不但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许多其他外国歌曲也被视为“封、资、修”而被禁绝,翻译歌曲自然也就很少流行传唱了。
20世纪80年代,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人们渴望音乐,在港台歌手演唱的通俗流行歌曲流行到内地的同时,各国的翻译歌曲也再次受到青睐。除了以上几位歌曲翻译家翻译的歌曲作品外,像张宁、贺锡德、罗传开、盛茵、陆圣洁等翻译的一些苏(俄)、英(美)、日等国歌曲也在传唱。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的教师等,结合教学和演出而选译的一些外国名曲,也是翻译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译配的优秀外国歌曲,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着。
就我所知的翻译歌曲,大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俄文歌曲翻译者翻译介绍的许多苏联歌曲,由于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简短易记,受到广泛的欢迎,传唱甚广,影响很大,有些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例如,由毛宇宽译配的俄罗斯民歌《故乡》,由廖辅叔、毛宇宽译配的德·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迎接》;由钱仁康译配的阿·阿列山大罗夫作曲的《神圣的战争》;由薛范译配的有: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德·波克拉斯作曲的《告别》,格·诺索夫作曲的《遥远的地方》,俄罗斯民歌《晚钟》,乌克兰民歌《德涅伯尔掀起了怒涛》,薇·蔡瑞介利作曲的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由赵沨译配的有:斯托亚尔作曲的《夜莺曲》、由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共青团员之歌》(与孙维世合作);由朱子奇、周巍峙译配的瓦·穆拉杰里作曲的《莫斯科——北京》;由赵沨、寒柏译配的玛·布朗介尔作曲的《卡秋莎》;由伏夫译配的尼·伊凡诺夫作曲的《小路》;由集体译配的伊·杜纳耶夫斯基作曲的《红莓花儿开》;由常世华、千行译配的叶·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由袁志超译配的佚名作曲的《灯光》;由佚名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由高山(郑中成)、宏扬(刘淑芳)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等。
第二类是外国民歌。例如,由楼乾贵译配的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耶作曲的《鸽子》;由吴国森译词、刘淑芳配歌的印度尼西亚民歌《宝贝》;由范继淹译配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由竹漪译配的美国作曲家福斯特作词作曲的《苏珊娜》;由尚家骧译配的有:意大利卡普阿作曲的《我的太阳》、意大利库尔蒂斯作词作曲的《重归苏联托》;由邓映易译配的有:美国克尔恩作曲的《老人河》、意大利那波里船歌《桑塔·露琪亚》、由彭斯作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由薛范译配的汉默斯坦II作词、罗杰斯作曲的美国歌曲《雪绒花》、日本大野雄二作曲的《草帽歌》;由佚名译配的日本民歌《樱花》;由吕远译配的日本远藤实作曲的《北国之春》等。
第三类是一些外国有名的作曲家创作的歌曲等,大部分是艺术歌曲。例如,由佚名译配的莫扎特作曲的《阿利路亚》;由邓映易译配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铃儿响叮当》,奥地利舒伯特作曲的《小夜曲》、《菩提树》、《致音乐》和声乐套曲《天鹅之歌》;金帆译配的《鳟鱼》;由尚家骧译配的意大利托塞利作曲的《小夜曲》,德国勃拉姆斯作曲的《摇篮曲》;由廖晓帆译配的德国门德尔松作曲的《乘着歌声的翅膀》;由杨毓英、周枫译配的奥地利施特劳斯作曲的《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由若般、戈宝权、郑兴丽译配的俄罗斯穆索尔斯基作曲的《跳蚤之歌》;由薛范译配的奥地利施特劳斯作曲的《当我们年轻时光》、法国圣—桑斯作曲的《天鹅》、英国的《忆往日》、法国的《落叶》;孟广钧、尹广文译配的印度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告别》、《摇篮曲》;由盛茵译配的勃拉姆斯的《吉卜赛之歌》;由陆圣洁译配的《金发银丝》、《爱情的故事》等等。
第四类是歌剧的咏叹调选段。例如,由喻宜萱译配的德国格鲁克的歌剧《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中的《世上没有尤丽狄茜我怎能活》;由周毓英译词、安娥配歌的奥地利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的咏叹调》;由刘诗荣、苗林译配的意大利威尔第的《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和《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由韦郁佩译配的意大利威尔第的《弄臣》中的《女人善变》;由李维渤译配的法国比才的《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由戈宝权、郑兴丽译配的意大利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的《啊,明朗的一天》;由周枫译配的意大利普契尼的《图兰朵》中的《今夜无人入睡》;由蒋英、尚家骧、邓映易译配的意大利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我听到美妙的歌声》。
第五类是外国有名的合唱曲。例如,由周枫译配的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和《情歌——圆舞曲》、普罗科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哈恰图良的《欢乐颂歌》、海顿的《创世纪》、亨德尔的《弥赛亚》;由邓映易译配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终曲合唱《欢乐颂》;由薛范填词的罗马尼亚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薛范还编译出版了《世界通俗合唱珍品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歌曲又出现了新的繁荣。翻译歌曲发表和出版的总数量都很多,优秀的翻译歌曲也屡见不鲜。但由于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种类越来越发达,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更喜欢原创外国歌曲,对翻译歌曲的需求逐步减少。这种现象自然说明社会进步了,可在国民外语水平还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翻译歌曲依旧很重要,我们还要大力推广。
1902年,清廷颁布《奏定学堂章程》,1905年,废除科举。新式学堂纷纷建立,中国现代教育由此发轫,音乐作为美育的方式在那个时代先进人物的心目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蔡元培先生尤其重视并对中国早期音乐教育给予很大的支持。萧友梅、沈心工、曾志忞、李叔同等,先后主动到日本考察日本从“明治维新”后积极开展的新型学校唱歌的经验、方法和学习西洋音乐知识技能,以便在国内效法推行。特别是1903年沈心工首先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龙门师范、务本女塾等校的具体实践,引起迅速广泛的社会影响。许多拥护拥护推行改革的知识分子自动动手编写“乐歌”,以便通过乐歌的习唱,对年轻的学生灌输新的民主主义的启蒙教育。一时间大批各式各样的、提供新学堂习唱的唱歌本、乐歌教材等纷纷得以出版发行。因此,“学堂乐歌”首先是一种教育改革和资本主义思想启蒙教育的历史现象,当时,许多积极参与推行“学堂乐歌”的先辈们,对此从政治启蒙意义上的考虑要大大超过其艺术审美教育的意义。 由于新式学堂乐歌不需要硬件设备,所以普及起来非常方便,影响巨大。在音乐文化概念、音乐审美观念上影响了无数青少年。到了辛亥革命前后,学堂乐歌更是发挥了意识形态作用,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虽然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中,现代音乐几乎没有存身的可能,但是城市村镇,凡现代教育普及之处,学堂乐歌就不可阻挡地影响了新的一代人。老歌唱家王昆在晚年总结自己艺术生涯的时候,强调指出民间音乐和学堂乐歌给她打下了最初的音乐基础,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1902年,在废除科举制度办新学堂的背景下,新兴学堂开办了音乐课,当然,那时的音乐课程内容单纯,主要是教唱学堂乐歌。我们所指的学堂乐歌,是二十世纪初到三十年代的校园歌曲。学堂乐歌从创始到现在已近一百年,是我国音乐史上一次具有启蒙意义的音乐运动。
“学堂乐歌“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这样:
一、不同的角度表达中国人民迫切要求“富国强兵”、以抵御列强欺凌的爱国主义要求,代表性的歌曲有:《中国男儿》(石更作词)、《何日醒》(夏颂莱编)、《十八省地理历史歌》(叶中冷编)、《黄河》(杨度词、沈心工曲)、《扬子江》(王引才编)、《祖国歌》(词作者待查)等;
二、积极宣传和推行“军国民教育“的,代表性的歌曲有:《体操-兵操》(沈心工编)、《出军歌》(黄公度编)、《海战》(曾志忞编)、《陆战》、《行军》等;
三、极拥护推翻帝制、欢呼民主共和新政的建立的,如:《革命军》(沈心工编)、《光复纪念》(华航琛编)、《美哉中华》(沈心工词、朱云望曲)等;
四、呼吁妇女解放、鼓吹男女平等“反封建”民主精神,代表性的歌曲有:《勉女权》(秋瑾编)、《女子体操》(沈心工编)、《缠足苦》(沈心工编)、《天足乐》(冰兰编)、《妇人从军》(叶中冷编)、《女革命军》(华航琛编)等;
五、鼓吹学习新文化、推动“移风易俗”的民主思想的,代表性歌曲有:《格致》、《地球》、《辟占验》、《运动会》、《博览会》、《电报》、《文明婚》等;
六、结合学校生活向青少年进行勤学苦练的思想教育和热爱生活的教育的,如:《始业式》(沈心工编)、《勉学》(吴怀疚编)、《春游》(吴怀疚编)、《送别》(李叔同编)、《春游》(李叔同词曲)等。
根据日本新式学校唱歌的经验和中国当时的国情,我国“学堂乐歌”的艺术形式也是以在学校内集体歌咏、并通过学唱这些歌曲学会西方的记谱法(五线谱、简谱)和基本乐理的知识。但是,对于这些歌曲的编写,当时一般都采取以外国(日本、欧美)现成歌调配以我国自编的歌词给以填配而成的,而以我国传统音乐的音调来进行填配的歌曲相当少、以我国音乐家自创曲调来编写的更少。此外,当时这些歌曲大多采取“单音歌唱”(即齐唱曲调)的方式,而极少以多声合唱的方式。此外,除了李叔同外,一般对伴奏均无特定要求。
谈到中国近现代歌曲,不能忽略那些译成中文的外国歌曲。由于我国的近现代音乐起步较晚,再加当时长期处于战争年代,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抒情歌曲较少,一些被词曲作家、翻译家译成中文的外国优秀歌曲,正好满足了广大音乐爱好者这方面的需要。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外歌曲通过各种渠道传至我国。我国早期的“学堂乐歌”中的很多作品,就是用外国歌曲的曲谱或乐曲填词而成的,如李叔同填词的《送别》等。当时,有许多已被人们看作是中国歌曲,因为那时流行的翻译歌曲绝大多数也并非直译,可以说是另类的“中国歌曲”。例如,根据19世纪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第九交响曲》中的一段乐曲而填词的歌曲《念故乡》,旋律优美,抒情感人,深受人们喜爱:“念故乡,念故乡,故乡真可爱;天更清,风更凉,乡愁阵阵来。故乡人,今如何,常念念不忘;在他乡,一孤客,寂寞又凄凉。我愿意,回故乡,重返旧家园。众亲友,聚一堂,共享同欢乐,共享同欢乐。”它的歌词就特别具有中国诗歌的意韵和抒情特征,以至于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说清楚它是翻译过来的还是中国人填词的。不过,那时外国歌曲主要在文化程度较高的知识分子中流行,而且很多人主要是用原文歌唱。拿我来说,也是先会唱原文的《念故乡》,后来才知道还有中文版。另外一些优秀的歌曲,由我国的翻译家译成中文,在国内传唱,如《友谊地久天长》、《当我们年轻时光》、《可爱的家庭》等歌曲。
翻译歌曲在我国的总体情况,我常以“两起两落”来描述。
翻译歌曲真正在中国兴起,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翻译歌曲在我国广泛传播的第一个高峰期。那时在我国流行的翻译歌曲,主要是由毛宇宽、周枫、薛范、邓映易等翻译的俄罗斯民歌和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著名歌曲。像我这样的俄罗斯歌曲爱好者,除了一部分俄文歌曲是在留苏期间学会之外,主要是通过广播和上海的《广播歌选》学的。记得当时《广播歌选》每一期都介绍翻译歌曲,后来北京的《歌曲》杂志也登载了不少翻译歌曲,很受欢迎。
从60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到整个“文革”期间,不但俄罗斯民歌和苏联歌曲,许多其他外国歌曲也被视为“封、资、修”而被禁绝,翻译歌曲自然也就很少流行传唱了。
20世纪80年代,经过“文革”十年浩劫,人们渴望音乐,在港台歌手演唱的通俗流行歌曲流行到内地的同时,各国的翻译歌曲也再次受到青睐。除了以上几位歌曲翻译家翻译的歌曲作品外,像张宁、贺锡德、罗传开、盛茵、陆圣洁等翻译的一些苏(俄)、英(美)、日等国歌曲也在传唱。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音乐院校和艺术团体的教师等,结合教学和演出而选译的一些外国名曲,也是翻译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译配的优秀外国歌曲,至今仍被人们传唱着。
就我所知的翻译歌曲,大体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俄文歌曲翻译者翻译介绍的许多苏联歌曲,由于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简短易记,受到广泛的欢迎,传唱甚广,影响很大,有些至今仍为人们喜爱。例如,由毛宇宽译配的俄罗斯民歌《故乡》,由廖辅叔、毛宇宽译配的德·肖斯塔科维奇作曲的《迎接》;由钱仁康译配的阿·阿列山大罗夫作曲的《神圣的战争》;由薛范译配的有: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海港之夜》,德·波克拉斯作曲的《告别》,格·诺索夫作曲的《遥远的地方》,俄罗斯民歌《晚钟》,乌克兰民歌《德涅伯尔掀起了怒涛》,薇·蔡瑞介利作曲的格鲁吉亚民歌《苏丽珂》;由赵沨译配的有:斯托亚尔作曲的《夜莺曲》、由瓦·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作曲的《共青团员之歌》(与孙维世合作);由朱子奇、周巍峙译配的瓦·穆拉杰里作曲的《莫斯科——北京》;由赵沨、寒柏译配的玛·布朗介尔作曲的《卡秋莎》;由伏夫译配的尼·伊凡诺夫作曲的《小路》;由集体译配的伊·杜纳耶夫斯基作曲的《红莓花儿开》;由常世华、千行译配的叶·罗德庚作曲的《山楂树》;由袁志超译配的佚名作曲的《灯光》;由佚名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伏尔加纤夫曲》;由高山(郑中成)、宏扬(刘淑芳)译配的俄罗斯民歌《三套车》等。
第二类是外国民歌。例如,由楼乾贵译配的西班牙作曲家伊拉迪耶作曲的《鸽子》;由吴国森译词、刘淑芳配歌的印度尼西亚民歌《宝贝》;由范继淹译配的加拿大民歌《红河谷》;由竹漪译配的美国作曲家福斯特作词作曲的《苏珊娜》;由尚家骧译配的有:意大利卡普阿作曲的《我的太阳》、意大利库尔蒂斯作词作曲的《重归苏联托》;由邓映易译配的有:美国克尔恩作曲的《老人河》、意大利那波里船歌《桑塔·露琪亚》、由彭斯作词的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由薛范译配的汉默斯坦II作词、罗杰斯作曲的美国歌曲《雪绒花》、日本大野雄二作曲的《草帽歌》;由佚名译配的日本民歌《樱花》;由吕远译配的日本远藤实作曲的《北国之春》等。
第三类是一些外国有名的作曲家创作的歌曲等,大部分是艺术歌曲。例如,由佚名译配的莫扎特作曲的《阿利路亚》;由邓映易译配的《欢乐女神,圣洁美丽》、《铃儿响叮当》,奥地利舒伯特作曲的《小夜曲》、《菩提树》、《致音乐》和声乐套曲《天鹅之歌》;金帆译配的《鳟鱼》;由尚家骧译配的意大利托塞利作曲的《小夜曲》,德国勃拉姆斯作曲的《摇篮曲》;由廖晓帆译配的德国门德尔松作曲的《乘着歌声的翅膀》;由杨毓英、周枫译配的奥地利施特劳斯作曲的《美丽的蓝色多瑙河》;由若般、戈宝权、郑兴丽译配的俄罗斯穆索尔斯基作曲的《跳蚤之歌》;由薛范译配的奥地利施特劳斯作曲的《当我们年轻时光》、法国圣—桑斯作曲的《天鹅》、英国的《忆往日》、法国的《落叶》;孟广钧、尹广文译配的印度的《拉兹之歌》、《丽达之歌》、《告别》、《摇篮曲》;由盛茵译配的勃拉姆斯的《吉卜赛之歌》;由陆圣洁译配的《金发银丝》、《爱情的故事》等等。
第四类是歌剧的咏叹调选段。例如,由喻宜萱译配的德国格鲁克的歌剧《奥尔菲斯与尤丽狄茜》中的《世上没有尤丽狄茜我怎能活》;由周毓英译词、安娥配歌的奥地利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中的《费加罗的咏叹调》;由刘诗荣、苗林译配的意大利威尔第的《茶花女》中的《饮酒歌》和《永远忘不了那一天》;由韦郁佩译配的意大利威尔第的《弄臣》中的《女人善变》;由李维渤译配的法国比才的《卡门》中的《斗牛士之歌》;由戈宝权、郑兴丽译配的意大利普契尼的《蝴蝶夫人》中的《啊,明朗的一天》;由周枫译配的意大利普契尼的《图兰朵》中的《今夜无人入睡》;由蒋英、尚家骧、邓映易译配的意大利罗西尼《塞维利亚理发师》中的《我听到美妙的歌声》。
第五类是外国有名的合唱曲。例如,由周枫译配的贝多芬的《合唱幻想曲》、勃拉姆斯的《命运之歌》和《情歌——圆舞曲》、普罗科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哈恰图良的《欢乐颂歌》、海顿的《创世纪》、亨德尔的《弥赛亚》;由邓映易译配的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的终曲合唱《欢乐颂》;由薛范填词的罗马尼亚伊凡诺维奇的《多瑙河之波》。薛范还编译出版了《世界通俗合唱珍品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翻译歌曲又出现了新的繁荣。翻译歌曲发表和出版的总数量都很多,优秀的翻译歌曲也屡见不鲜。但由于信息传播渠道和媒体种类越来越发达,懂外语的人越来越多,人们似乎更喜欢原创外国歌曲,对翻译歌曲的需求逐步减少。这种现象自然说明社会进步了,可在国民外语水平还普遍较低的情况下,翻译歌曲依旧很重要,我们还要大力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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