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道德有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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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一个历史范畴,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的总和.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具有道德的意蕴,道德是政治性的道德.政治失德,会使社会失去安宁,国家产生动荡,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是政治伦理架构的认识论基础.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个体道德之别的话,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分为两个层面.制度道德是各种社会制度所据之建立和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也对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辩护.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么政治合理性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说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罗尔斯所言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都是从制度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础.制度道德优先于个体道德,政治制度正义优先于公民服从的义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权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从.正义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条件,也规定或影响着共同体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调.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种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结构”,它留给人们充分的权利和空间,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当然就政治领域来说,我们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过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对政治系统的功能发挥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量.但系统结构比系统要素对系统功能具有更大决定作用,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也只有在正义的制度条件下才有大有作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个体道德对政治的影响远为持久、重要,故我们的政治希望还是应当最终寄托于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对道德也有巨大渗透和模塑作用.政治制度的正义和合理与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径让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政治意愿,是否提供充足的社会空间以使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对政治文化、社会文化都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从而影响公民的素质、个性、气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惯.这便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欲表达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为本身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有重大影响,政治的巨大强制力和强大的功能辐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动举足轻重.不谈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对公民道德的正面影响,翻开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就能对政治对个体道德的作用窥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为了争权夺利,人性中许多最本质的东西会暴露无遗,政治会泯灭人的良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恶的一面；狼与狼之间都不会互相残杀,而人类却相互残杀,连狼都不如；不懂得如何说谎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统治；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每一次丑恶的政治运动后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道德虚无主义是会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但总体而论,政治和个体道德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因为个体道德是一种美好而脆弱的品德,它源自人们的良知和自由选择,是人性优美的体现,它只能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甚至是无意识的良好习惯.它虽然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更容易得到培养和激励,但用政治强制力量戕杀个人的道德多元追求,强行灌输一个道德理想并强求一律地要求人们服从,这样的政治性道德精华运动只能带来道德嗜血,带来道德专制主义.所以强行的道德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说只能是不道德.这也是反对柏拉图和卢梭式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充足理由.
从以上得出,道德与政治虽都依附于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图把二者熔为一炉、直接统摄,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道德如果有制度道德和个体道德之别的话,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分为两个层面.制度道德是各种社会制度所据之建立和体现的价值原则和规范,也对制度本身提供道德合理性辩护.如果政治的核心是政治制度,政治合理性的核心是政治的道德合理性,那么政治合理性问题首先就是政治制度的道德合理性说明.亚里士多德所言的“正义恰正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罗尔斯所言的“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都是从制度道德的意义上来说的.所以制度道德首先奠定政治合理性的基础.制度道德优先于个体道德,政治制度正义优先于公民服从的义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因为只有政治制度本身具有道德合理性,才有权要求公民的支持和服从.正义合理的政治制度提供公民政治生活的基本框架和条件,也规定或影响着共同体中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和格调.所以低期望值的政治只提供某种人们生活于其中的“元结构”,它留给人们充分的权利和空间,让每个人自由地追求各自的幸福和道德理想.当然就政治领域来说,我们不但希望有好的制度,也希望有品德高尚、智慧过人的政治家.好的政治家对政治系统的功能发挥无疑是一股强劲的推动力量.但系统结构比系统要素对系统功能具有更大决定作用,政治家的个体道德也只有在正义的制度条件下才有大有作为的天地,因此制度道德比个体道德对政治的影响远为持久、重要,故我们的政治希望还是应当最终寄托于更为根本的政治制度.
从另一方面来看,政治对道德也有巨大渗透和模塑作用.政治制度的正义和合理与否,是否有制度化的程序和途径让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政治意愿,是否提供充足的社会空间以使每个公民自由发展,对政治文化、社会文化都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从而影响公民的素质、个性、气质,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道德风尚和习惯.这便是启蒙运动思想家所欲表达的政治制度的“教育功能”.政治行为本身也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貌有重大影响,政治的巨大强制力和强大的功能辐射作用,都使的它的一言一动举足轻重.不谈公正、廉洁、高效的政府行为与政府形象对公民道德的正面影响,翻开博洛尔的《政治的罪恶》就能对政治对个体道德的作用窥其一斑：最大的犯罪者莫过于政治上的犯罪者：为了争权夺利,人性中许多最本质的东西会暴露无遗,政治会泯灭人的良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向我们揭示了人性的可怕、丑恶的一面；狼与狼之间都不会互相残杀,而人类却相互残杀,连狼都不如；不懂得如何说谎的人,就不懂得如何统治；恶劣政府造成的后果是人民道德水平的普遍降低；政治无道德就是社会的毁灭.每一次丑恶的政治运动后的道德滑坡、道德冷漠、道德虚无主义是会让我们刻骨铭心的.但总体而论,政治和个体道德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因为个体道德是一种美好而脆弱的品德,它源自人们的良知和自由选择,是人性优美的体现,它只能依靠人们的自觉、自愿,甚至是无意识的良好习惯.它虽然在公正合理、自由民主的制度框架下更容易得到培养和激励,但用政治强制力量戕杀个人的道德多元追求,强行灌输一个道德理想并强求一律地要求人们服从,这样的政治性道德精华运动只能带来道德嗜血,带来道德专制主义.所以强行的道德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来说只能是不道德.这也是反对柏拉图和卢梭式政治道德化和道德政治化的充足理由.
从以上得出,道德与政治虽都依附于人类的自由、幸福和完善,其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各有不同的目的、功能、手段、界域,企图把二者熔为一炉、直接统摄,只能于二者都有损害,既得不到好的道德,也得不到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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