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的经济发展
邵阳城区自古为湘中及湘西南的传统商埠。鸦片战争前，境内盛产的土纸等手工业品和玉兰片、龙牙百合、苡米、茶叶等土特产品，多在此集散，粮食交易亦较活跃。鸦片战争后，洋货渐次输入。
宣统年间，富商左秉刚始建商务局，商业行帮堂会均成其基层组织。
民国初年，军阀混战于宝庆县城，商界损失较大。
民国13年又洪灾为患，沿河商铺倒塌甚多，加之土钢、土靛被洋钢、洋靛取代，市场衰落，商业不振。
抗战后期，因邵阳地处湘黔公路动脉，西南各省的土产输出，洋货输入，及其迫切必需的轻纺产品，均以邵阳为转口点，成为内外物资的重要转运枢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不法商人囤积居奇，投机倒把，人们重货轻币，境内商业一蹶难振。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迅速建立工商管理机构，加强工商业及市场管理．打击投机活动，组织人员调进大批粮食、棉纱、食盐等基本生活资料，投入市场，遏制通货膨胀，平抑物价。
1950年3月起，相继成立邵阳专区贸易公司，专、市、县供销合作社等国营、集体商业机构，组织调拨商品，供应城乡居民。并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发展集市贸易。
1953年后，国家先后实行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等商品的统购统销，政府组织私营商业在合并联营的基础上，实行联购分销，为国营经销、代销、代批。同时，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改造基本完成，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统一市场。
1957年，境内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达1. 24亿元，比1952年增加86%。
1958年“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期间，境内国营商业、供销合作商业体制高度集中，统包统分，独家经营，流通渠道单一，商业网点几经缩减。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政府改革流通体制，商业独家经营的局面逐渐打破，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商业形式、多条流通渠道、少环节、多元化的商品流通格局逐渐形成。在发挥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商业主渠道作用的同时，积极扶持集体和个体私营商业，并允许批零兼营，深购远销。同时积极开放城乡集市贸易，发展专业市场，商业网点成倍增长，个体私营商业异军突起，市场建设方兴未艾。
201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8.5亿元。
2013年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31.87亿元，比上年增长14.0%。城镇实现消费品零售额374.14亿元，增长14.3%，其中城区130.2亿元，增长14.5%，乡村实现零售额57.73亿元，增长11.9%。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零售额379.87亿元，增长14.3%，住宿和餐饮业实现零售额51.99亿元，增长11.9%。 境内以山丘区为主的多样化地貌，农、林、牧、副、渔自然布局层次明显，具有发展立体农业的良好条件。秦汉之际，中原农业技术即传入境内。晋代始产茶叶，在今城步山区出现最早的人工营造的杉木林。唐宋时期，境内粮食生产发展到“稻粟再熟”，耕地面积不断增加；清初，朝廷重农垦荒。民国建立后，由于封建土地关系的束缚，地处衡邵干旱走廊灾荒肆虐，加上战火绵延的影响，境内农业耕作粗放，技术落后，产量低下，发展缓慢。
1949年，粮食总产量只有62. 83万吨，农业总产值3.92亿元；人均产粮203公斤，人均产值仅126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迅速组织境内农民在征粮支前、剿匪反霸、减租退押的基础上，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的重大社会变革，生产力获得解放，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
1952年，境内开始组织农民互助合作，开展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田基本建设。1953年始种双季稻。
1956年，95. 6%的农户加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组织起来”的农民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长达100余天的夏秋连旱，扩大秋冬种作物，开展多种经营，自力更生度过灾年。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抗御自然灾害，发展生产上显示明显的优越性。
1958年秋，境内所有高级社并入“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这种“一大二公”的体制，严重脱离农村生产力的实际，加上当时盛行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干部特殊风和“共产风”，挫伤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60年代初，根据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纠正“人民公社化”时期“左”的错误，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境内农村经济逐渐复苏。
60年代至70年代，境内粮食生产自单季稻改双季稻后，又通过高杆改矮杆、常规稻改杂交稻等变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邵阳地、市委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调整农村生产关系，逐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发生巨大变化。
1981年全面推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山林、水面、畜牧养殖、乡镇企业及水利管理、植保等承包责任制也相继出台。
1983年，通过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进行以发展商品生产为中心的农村第二步改革，并在稳定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完善集体经济的双层经营，发展多样化的专业性经济联合。
1990年，逐步实现由自给半自给性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传统的、单一的粮猪型经济向现代的、多层次的综合经营型经济转化，立体农业开发初具规模。
2011年完成农林牧渔增加值达到217.6亿元，增长3.7 %。粮食播种面积795.6万亩，总产310.8万吨，连续八年增产丰收。袁隆平院士的超级杂交水稻在隆回试验，创造了亩产926.6公斤的记录。桔橙、果蔬、烟叶、药材和生猪、肉牛、山羊、水产等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有较大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4017家，其中规模企业312家，新增16家。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到1510个。有机食品、绿色食品和无公害农产品认证产品达到248个。造林27万亩，森林覆盖率提高到57.6%。
2013年全市完成农林牧渔业总产值364.12亿元，比上年增长2.8%（可比价）。种植业完成产值204.44亿元，增长2.3%，粮食产量达到311.97万吨，比上年下降2.1%，油料总产量15.37万吨，增长14.4%，烟叶产量1.49万吨，增长12.0%，水果总产量75.11万吨，增长8.8%。畜牧业完成产值128.06亿元，增长2.9%，年内出栏生猪955.98万头，增长0.3%，肉类总产量78.42万吨，增长2.7%，禽蛋产量1.81万吨，增长3.2%，牛奶产量4.28万吨，增长6.0%。林业完成产值15.63亿元，增长6.6%。渔业完成产值10.67亿元，增长5.7%，水产品总产量10.25万吨，增长5.8%。 西汉时，境内即有冶炼铜、铁，烧制陶器、砖瓦等产业。唐代，出现淘金、采银的工场。南宋时期，造纸业、刻书业已有一定规模。清代，宝庆府城雕板刻书业较为兴隆。民国初期，境内手工业继续发展。民国14年（1925），宝庆县城左氏管弦室雕刻的翻簧竹刻荷叶花瓶，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获银质奖章。
民国15年，刘重威倡议集股兴办的宝庆光明电灯有限公司建成投产，为境内第一家官商合办的工业企业，标志着邵阳现代工业的萌芽。
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恶性通货膨胀，洋货充斥市场，个体手工业纷纷破产，私营工业也处于萧条状态。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一建立，就着手恢复生产，先后将邵阳乡村工业示范处和9个煤矿收归国有，组建国营资江工矿公司，发展生产，并积极扶助与改造私营企业和个体手工业。
1957年，境内工业企业有645家，工业总产值达8114万元。
1958 年开展“大跃进”运动，根据“以钢铁为中心，迅速发展工业”的精神，大办钢铁，大办工业。
1965年秋起，境内被国家定为“三线”建设地区，先后有17家大中型企业和两个工业研究所定点邵阳。此期间，尽管有“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干扰和破坏，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境内现代工业规模初步形成，工业生产在动乱中仍有发展。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境内工业步入稳步发展时期，改革开放给工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此时期，一方面对原有工业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挖潜革新；一方面开展横向经济联系，发展工业经济。
1990年，实现由传统农业为主的区域经济向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经济的转变。
2011年工业增加值达到294.1亿元，比2010年增长22%。
2013年，全部工业完成总产值1741.98亿元，增长19.1%（现价），其中规模工业（年销售收入过2000万元）完成产值1469.72亿元，增长19.7%。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414.67亿元，增长12.4%，其中国有企业实现增加值14.07亿元，增长3.5%，股份制企业286.77亿元，增长14%，外商及港澳台企业15.17亿元，增长11.0%；大中型企业141.14亿元，增长8.7%；轻工业169.52亿元，增长12.9%，重工业245.16亿元，增长12.0%；非公有制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367.9亿元，增长12.9%；省级重点园区规模工业实现增加值162.86亿元，增长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