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有多少个皇上，大明王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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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承元朝、下启清朝的朝代 1368年朱元璋灭元称帝，国号大明，历十二世，传十六帝明太祖(洪武)明惠帝(建文)明成祖(永乐)明仁宗(洪熙)明宣宗(宣德)明英宗(正统/天顺)明代宗(景泰)明宪宗(成化)明孝宗(弘治)明武宗(正德)明世宗(嘉靖)明穆宗(隆庆)明神宗(万历)明光宗(泰昌)明熹宗(天启)明思宗(崇祯)
1、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2、明惠帝朱允炆，明朝无谥，清乾隆元年追谥「恭闵慧皇帝」，史籍称为建文帝。性寡断。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3、 成祖朱棣(1360-1424)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1420年推翻明惠帝自立，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4、仁宗朱高炽(1378-1425)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
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5、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6、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7、景帝朱祁钰(1428-1457)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75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8、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9、孝宗朱佑樘(1470-1505)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10、武宗朱厚照(1491-1521)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11、世宗朱厚璁(1507-1566)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12、穆宗朱载垢(1537-1572)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13.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14、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15、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政治腐败。努尔哈赤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
16、思宗朱由检(1610-1644)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南明皇帝：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朱聿鐭文宗节皇帝绍武(1646年)绍武陵
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明朝皇帝列表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另一条是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权力博弈游戏中实力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群体——由广大普通官僚组成的官僚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参照皇权和相权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臣权。
臣权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实力的原因是无法与皇权或相权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权和相权全面压制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臣权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发展走向乃至最终命运。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相权极端弱化甚至相权完全缺失了。
纵观历史，相权一直是在不断被分割弱化。从汉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无相。相权从集中到分散，从强势到虚化，从有到无，而臣权却在相权的加速衰弱中不断走强。到了明朝，蛰伏已久的臣权等到了复苏的春天。
一、废相权强皇权
公元1380年至1392年，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杀马车夫这一小事为发力点大肆发飙，掀起了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导致三万多颗人头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风暴。这一场风暴不仅彻底消灭了创立明朝的功臣集团，也彻底宣告了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诛杀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团这些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倾轧我们姑且不去论朱元璋的是非短长，但是废除宰相制绝对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顽强的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优点，首先，宰相在治理国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为“专业”，皇帝宰相双首脑制也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缓冲层的作用；最后，宰相必要时可以作为政治责任的背黑锅者，成为广大臣民不满情绪的发泄点，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维护皇帝的“永远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统领群臣的宰相客观上具备了挑战皇权的政治资本，历代宰相挤占挪用部分皇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点什么异志的话，对皇权的安危绝对是灾难性的。
出于对不容侵犯的绝对的皇权的迷恋，朱元璋痛下决心彻底封杀了宰相制。
废宰相之后，皇帝需要直接统领群臣，大小事务必须事必躬亲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疑加大了，这对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后来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来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初步形成了内阁制度，所谓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帮助皇帝谋划及处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内阁具备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实质上，内阁与宰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宰相的数量少，权力较为集中，而内阁则由几位成员组成，且多数情况下，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权力分散且严重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次，名分问题，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内阁成员一般品级较低，说破天去终究只是私人秘书，名分与威望是无法达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后，政治立场问题，宰相与皇帝关系较亲密，是皇帝的忠实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条裤子，而内阁成员与群臣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皇权与臣权对抗时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臣权。
总之，内阁作为山寨版的相权，被严重分散与弱化了，已经不具备力压群臣的实力，甚至其政治立场更多的时候是倒向臣权。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彻底的名亡实亡了。
与此同时，广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内阁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臣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但是他们的协同组织能力却超越了许多组织严密的集团，基于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十分默契的达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从而逼迫皇帝就范。而皇帝要展开反击或是报复行动时，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总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杀了吧？所以皇帝的铁拳多数打到了空气上，而群臣的拳头却是招招到肉。皇帝对群臣的反击就乳如同美英联军遭遇到了游击队——你打他们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打你时，遍地是他们。从朱瞻基开始，之后的明朝，臣权几乎全面压制了皇权，这与朱元璋的初衷实在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的确颇具讽刺意味。朱元璋废相权强皇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废除宰相制之后，后世皇帝的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边缘化。
朱元璋的废相权强皇权运动以宰相的悲剧开场，却是以皇帝的悲剧收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皇权对臣权的完败
明朝皇权与臣权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时的明朝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团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强，皇帝的权力已经被群臣瓜分殆尽。年轻气盛的朱祁镇显然是不满于权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热衷于抢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深感势单力薄的朱祁镇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全权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与能力虽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却是唯一一个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人。朱祁镇选择他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事情。不可否认王振在打压臣权强化皇权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双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积累升级。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误引发了蒙古瓦剌部与明朝的边境冲突，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皇臣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由于事端的引发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他们甚至恶毒的推荐毫无军事经验的王振挂帅出征，一种看王振笑话的恶毒心态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没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当然更没有人敢去，因为这是要触犯众怒的，千夫所指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战败，只要王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蓄势已久的倒王运动大幕就会揭开。引发边境冲突、出师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无任何军事才能经验的王振被迫出征，为了壮声势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最大的责任挡箭牌，王振怂恿23岁的朱祁镇御驾亲征。于是50万明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这场战争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统帅王振的军事无能，群臣的袖手旁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明军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军队的突袭，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朱祁镇则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如获至宝的蒙古人裹挟朱祁镇乘胜直奔北京杀来。
皇帝被俘，外族入侵，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消息传至北京，群臣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去考虑“国无君”“保卫京师”等紧要问题，而是去清洗王振势力。清洗的过程极尽疯狂，甚至发生了在朝堂上将王振的三个亲信群殴致死的闹剧。直到彻底清洗完王振势力后，群臣才想起这个帝国现在还缺一个皇帝——可见在群臣心中，皇帝也就那么回事儿。
群臣拥立了朱祁镇的废物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彻底抛弃了令他们十分不爽的朱祁镇。这种抛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他们甚至想直接杀死朱祁镇——当蒙古人来到北京城下时，守卫北京的明军毫无顾忌的朝蒙古军队开炮乱轰一气，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朱祁镇就在蒙古人军中。
群臣对强势皇帝的不满和抛弃撕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之后，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让蒙古人铩羽而归。朱祁镇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囚徒生涯。七年之后，他被释放了。因为蒙古人也发现这个已经被大明臣民抛弃的可怜虫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了。获释后的朱祁镇黯然回国，在南宫又做了冠名为“太上皇”的囚徒。
但皇权与臣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经过七年历练，废物朱祁钰却越来越不像废物，逐渐强势起来，新一轮的皇臣之争又拉开了序幕。
对群臣来说，在皇权与臣权的博弈中，为了臣权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机器只能掌握在群臣手中，皇帝必须是废物。如果皇帝不是废物，试图插手国家事务，那他必然会被群臣抛弃从而被一个废物取代。朱祁钰显然没有悟出土木堡之变和自己被拥立的幕后真相。
朱祁钰的好日子到头了。
景泰八年（1457）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带兵攻入南宫释放并重新拥立朱祁镇为帝，废掉了朱祁钰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政治赌博，左右未来政局走向的并不在投机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对政变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剿灭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个夺门之变过程中，群臣的对待政变的态度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群臣对政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默许。群臣这一次抛弃了朱祁钰选择了朱祁镇。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在的朱祁镇更像废物了——论威望，被外敌俘虏还有威望？论个性，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棱角磨平了。论觉悟，吃了这么多苦头该长记性了。朱祁镇更像废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这一次把选票投给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十分识趣的选择了身居皇宫，不问政事。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与群臣对抗的资本和勇气。
皇权对臣权的怯懦一直延续了好几代，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朱祁镇把他的人生感悟秘传给了子孙后代。朱祁镇之后接连出现了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垕五位废物皇帝。他们延续了对臣权挑战的逃避和妥协。
这五位皇帝中，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起过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亲是兴献王，本来是不能承继大统的，但是由于前任皇帝朱厚照无后，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严格来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只是给死人加个虚名而已。但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皇帝企图插手政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皇帝选择了一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节点进攻，如果成功了，接下来必然会扩大战果进而一步步挤压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这么认为的。
绝不能让对手的进攻意图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达成了攻守同盟。上书反对皇帝的提案，直至发展到220多名官员跪伏在左顺门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某些激进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口号以死相逼。屁大点事犯得上死吗？这不是故意给皇帝找茬又是什么？
怒火攻心的嘉靖动用了维护皇帝权威的终极武器——梃杖。一百八十余名官员被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十七个倒霉鬼因此毙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员居然是踊跃报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后许多明朝官员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极端到了以被皇帝杀为荣），臣权群体意识下的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收场，但是他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大礼仪之争后，皇权与臣权的对抗几近不可调和。寸步难行的嘉靖皇帝同样逐渐丧失了政治热情和勇气，开始醉心于修仙炼丹。哥炼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终究也没有摆脱废物的宿命。
皇权与臣权的三次较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大礼仪之争——均以皇帝的完败而收场。在强势臣权面前，皇帝只能乖乖当废物。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
读后感：皇权代表着集权制统治，政出一门，任何事情都有责任人。臣权代表着分权，集团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皇帝只是摆设，任何事情以集团利益为上。坑蒙拐骗，欺压民众，只讲眼前，不计后果是明朝党政不断的必然结果。臣权为上的时代，崇祯无法改变，换来换去的调动官员也改变不了事事推诿，无人真心为国家负责的现实，遇到风险官僚集团就自己顾自己，明朝的死活也就那么回事了。也难怪20万满人入中原如无人之境，没有国家、没有领袖、没有信仰、没有组织的亿万人口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明灭清兴在所难免。
1、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号“洪武”1368年称帝，在位31年。
1368年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死于1398年，时年71岁。
惠帝朱允炆(1377-1402)年号“建文”1398年即位，在位5年。
2、明惠帝朱允炆，明朝无谥，清乾隆元年追谥「恭闵慧皇帝」，史籍称为建文帝。性寡断。
惠帝，太祖孙，皇太子朱标的次子，朱元璋在世时，大封王室，20多个儿子均封为亲王，分驻各地，惠帝登基后，进行削藩，以统一军事，惹恼诸王，燕王朱棣其兵北京，1402年攻入南京，惠帝一说被烧死，一说外逃。
3、 成祖朱棣(1360-1424)年号“永乐”1402年即位，在位23年。
成祖朱棣，朱元璋的第四子，1420年推翻明惠帝自立，1421年迁都北京，并下令编纂了《永乐大典》。死于1424年，时年65岁。
4、仁宗朱高炽(1378-1425)年号“洪熙”1424年即位，在位1年。
仁宗，明成祖长子，仁宗政治比较清明，采取一些缓和社会矛盾的措施。在位1年，死于1425年，时年48岁。
5、宣宗朱瞻基(1398-1435)年号“宣德”1425年即位，在位11年。
宣宗，仁宗长子，他和其父一样，比较能倾听臣下的意见与仁宗并称“仁宣之治”，宣宗时君臣关系融洽，经济也稳步发展。宣宗死于1435年，时年38岁。
6、英宗朱祁镇(1427-1464)年号“正统”;“天顺”(1435-1449;1457-1464)在位，在位23年。
英宗，宣宗长子，即位时才9岁，被宦官王振专权，1449年，瓦喇大举南侵，王振惬英宗亲征，英宗被俘，史称“土木之变”，1450年，被放回，直到1457年，才又即位。死于1464年，时年38岁。
7、景帝朱祁钰(1428-1457)年号“景泰”1449年即位，在位9年。
宣宗次子，英宗被俘后被拥立为帝，即位后，用于谦为兵部尚书，粉碎了瓦喇对北京的进攻，迫使瓦喇放回英宗，英宗放回后，景帝将其软禁，直到1475年，景帝病危时，英宗才又被拥为帝。景帝死于1457年，时年30岁。
8、宪宗朱见深(1447-1487)年号“成化”1464年即位，在位24年。
宪宗，英宗长子，宪宗好方术，溺于女色，致使宦官“奸欺国政”。1487年，宪宗死，时年41岁。
9、孝宗朱佑樘(1470-1505)年号“弘治”1487年即位，在位19年。
孝宗，宪宗三子。孝宗“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英宗朝以来奸佞当道的局面，得以改观。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死于1505年，时年36岁。
10、武宗朱厚照(1491-1521)年号“正德”1505年即位，在位17年。
武宗，孝宗长子。好逸乐，贪女色，是明朝有名的荒唐皇帝，因荒淫过度，死于1521年，时年31岁。
11、世宗朱厚璁(1507-1566)年号“嘉靖”1521年即位，在位46年。
世宗，宪宗孙，父兴献王。世宗前期颇有一些作为，诛杀宦官，节用宽民，但后期荒淫无度，政治腐败，多次爆发农民起义世宗因服丹药中毒死，时年60岁。
12、穆宗朱载垢(1537-1572)年号“隆庆”1566年即位，在位7年。
穆宗，世宗第三子。在位7年，死于1572年，时年36岁。
13.神宗朱翊钧(1563-1620)年号“万历”1572年即位，在位48年。
神宗，穆宗第三子。即位时才10岁，由皇太后陈氏及李贵妃主持政务。神宗亲政后，深居宫中，荒淫享乐，政治腐败，神宗时，北方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窥视中原。神宗死于1620年，时年58岁。
14、光宗朱常洛(1582-1620)年号“泰昌”1620年即位，在位1月。
光宗，神宗长子。是一个贪财好色的皇帝，由于淫欲过度，即位当天就病倒了，后因服用丹砂过度而亡。时年39岁。
15、熹宗朱由校(1605-1627)年号“天启”1620年即位，在位8年。
熹政治腐败。努尔哈赤宗，光宗长子。在位时任用宦官魏忠贤，致使乘机攻占沈阳。熹宗死于1627年，时年23岁。
16、思宗朱由检(1610-1644)年号“崇祯”1627年即位，在位17年。
思宗，光宗第五子。即位后，诛杀魏忠贤，颇为勤政，勉力振作，无奈积重难反，各地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骚扰入侵，又崇祯性多疑，刚愎自用。终于在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身亡。时年35岁。死前于兰色袍服上大书“勿伤百姓一人”。
南明皇帝：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
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
朱聿鐭文宗节皇帝绍武(1646年)绍武陵
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明朝皇帝列表明朝皇帝，则是指由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直至明思宗朱由检共16位明朝皇帝。
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变革史有两条线索，一条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争，另一条是皇帝与宰相的权力之争。但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权力博弈游戏中实力稍逊一筹的另一个群体——由广大普通官僚组成的官僚群体所形成的利益集团。参照皇权和相权的叫法，我们不妨称之为臣权。
臣权在大多数时候由于实力的原因是无法与皇权或相权相抗衡的，只能扮演被皇权和相权全面压制的角色，在历史舞台上也没有什么出彩的表现。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臣权却可以左右一个王朝的发展走向乃至最终命运。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相权极端弱化甚至相权完全缺失了。
纵观历史，相权一直是在不断被分割弱化。从汉朝的一相，到唐朝的二相，再到宋朝的多相，直至明朝的无相。相权从集中到分散，从强势到虚化，从有到无，而臣权却在相权的加速衰弱中不断走强。到了明朝，蛰伏已久的臣权等到了复苏的春天。
一、废相权强皇权
公元1380年至1392年，朱元璋借宰相胡惟庸怒杀马车夫这一小事为发力点大肆发飙，掀起了一场持续十二年之久导致三万多颗人头落地的胡惟庸大案风暴。这一场风暴不仅彻底消灭了创立明朝的功臣集团，也彻底宣告了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宰相制度的死亡——后嗣不许复立宰相，臣下敢以请者，治重典……后世有言变更祖制者，以奸臣论。
诛杀胡惟庸清除功臣集团这些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倾轧我们姑且不去论朱元璋的是非短长，但是废除宰相制绝对是朱元璋一生最大的失误。
存在即合理，宰相制顽强的存在了几千年自然是有其道理的。宰相制至少有三大优点，首先，宰相在治理国家管理群臣方面比皇帝更为“专业”，皇帝宰相双首脑制也符合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相分离的现代企业管理思想；其次，宰相作为皇帝的代言人起到了皇帝与臣民之间的缓冲层的作用；最后，宰相必要时可以作为政治责任的背黑锅者，成为广大臣民不满情绪的发泄点，可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甚至肉体生命维护皇帝的“永远英明”。
但是宰相制也存在一个致命的缺点，那就是——统领群臣的宰相客观上具备了挑战皇权的政治资本，历代宰相挤占挪用部分皇权的例子比比皆是，假若宰相再有点什么异志的话，对皇权的安危绝对是灾难性的。
出于对不容侵犯的绝对的皇权的迷恋，朱元璋痛下决心彻底封杀了宰相制。
废宰相之后，皇帝需要直接统领群臣，大小事务必须事必躬亲了，皇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无疑加大了，这对超人加工作狂的朱元璋、朱棣来说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后来接班的朱允炆、朱高炽、朱瞻基来说就有点力不从心了。因此，在明宣宗朱瞻基时期初步形成了内阁制度，所谓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帮助皇帝谋划及处理部分日常工作。表面上看，内阁具备了宰相的部分职能，好像可以看做是宰相的“山寨版”。但实质上，内阁与宰相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首先，宰相的数量少，权力较为集中，而内阁则由几位成员组成，且多数情况下，成员来自不同的政治派系，权力分散且严重相互掣肘，很难形成强大的合力；其次，名分问题，有道是名不正则言不顺，内阁成员一般品级较低，说破天去终究只是私人秘书，名分与威望是无法达到宰相的高度的；最后，政治立场问题，宰相与皇帝关系较亲密，是皇帝的忠实代言人，和皇帝穿一条裤子，而内阁成员与群臣的关系更为紧密，在皇权与臣权对抗时更多的时候是倾向于臣权。
总之，内阁作为山寨版的相权，被严重分散与弱化了，已经不具备力压群臣的实力，甚至其政治立场更多的时候是倒向臣权。至此，宰相制度算是彻底的名亡实亡了。
与此同时，广大的普通官僚（甚至包括内阁成员）为了共同的利益表述，集合成了一个强大的群臣集团。这个集团虽然并没有明确的组织性，但是他们的协同组织能力却超越了许多组织严密的集团，基于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的心理优势，他们往往能够十分默契的达成攻守同盟，迅速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从而逼迫皇帝就范。而皇帝要展开反击或是报复行动时，却是老虎吃天，无处下嘴，总不能把所有大臣都杀了吧？所以皇帝的铁拳多数打到了空气上，而群臣的拳头却是招招到肉。皇帝对群臣的反击就乳如同美英联军遭遇到了游击队——你打他们时，他们在哪里？他们打你时，遍地是他们。从朱瞻基开始，之后的明朝，臣权几乎全面压制了皇权，这与朱元璋的初衷实在是相差的十万八千里了。的确颇具讽刺意味。朱元璋废相权强皇权的初衷并没有实现。废除宰相制之后，后世皇帝的皇权非但没有加强，反而是一步步弱化，直至完全边缘化。
朱元璋的废相权强皇权运动以宰相的悲剧开场，却是以皇帝的悲剧收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二、皇权对臣权的完败
明朝皇权与臣权之争的一个最重要的节点是土木堡之变。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幼年登基。此时的明朝经过几十年的磨合，群臣集团已然成型，幼主老臣自然是主弱臣强，皇帝的权力已经被群臣瓜分殆尽。年轻气盛的朱祁镇显然是不满于权力蛋糕的分配方案，十分热衷于抢回本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深感势单力薄的朱祁镇找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全权代言人——宦官王振。王振的威望与能力虽然存在诸多的先天不足，但是此刻他却是唯一一个和皇帝穿一条裤子的人。朱祁镇选择他也是一种极其无奈的事情。不可否认王振在打压臣权强化皇权方面的确取得了不小的战果。但是双方的矛盾也在不断的积累升级。
公元1449年，王振的一次外交失误引发了蒙古瓦剌部与明朝的边境冲突，这一事件也成为了皇臣双方矛盾总爆发的导火索。由于事端的引发者是王振，群臣普遍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看待即将到来的武装冲突，他们甚至恶毒的推荐毫无军事经验的王振挂帅出征，一种看王振笑话的恶毒心态得到了群臣的一致认可。没有人肯去替王振擦屁股，当然更没有人敢去，因为这是要触犯众怒的，千夫所指必将死无葬身之地。群臣在坐等王振的战败，只要王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蓄势已久的倒王运动大幕就会揭开。引发边境冲突、出师不利、宦官不得干政……要命帽子有的是。
毫无任何军事才能经验的王振被迫出征，为了壮声势同时也是为了给自己找个最大的责任挡箭牌，王振怂恿23岁的朱祁镇御驾亲征。于是50万明军浩浩荡荡出征了。
这场战争的过程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统帅王振的军事无能，群臣的袖手旁观（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当明军受困土木堡的关键时刻，正镇兵于宣府的总兵杨洪却下令封城闭门，拖延了十五日后才出兵收拾残局），战争的胜负已经没有了任何悬念。
明军在土木堡遭遇到了蒙古军队的突袭，明军几乎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明英宗朱祁镇则成了蒙古人的俘虏。如获至宝的蒙古人裹挟朱祁镇乘胜直奔北京杀来。
皇帝被俘，外族入侵，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消息传至北京，群臣的第一反应居然不是去考虑“国无君”“保卫京师”等紧要问题，而是去清洗王振势力。清洗的过程极尽疯狂，甚至发生了在朝堂上将王振的三个亲信群殴致死的闹剧。直到彻底清洗完王振势力后，群臣才想起这个帝国现在还缺一个皇帝——可见在群臣心中，皇帝也就那么回事儿。
群臣拥立了朱祁镇的废物弟弟朱祁钰为新皇帝，彻底抛弃了令他们十分不爽的朱祁镇。这种抛弃不仅仅是政治上的，他们甚至想直接杀死朱祁镇——当蒙古人来到北京城下时，守卫北京的明军毫无顾忌的朝蒙古军队开炮乱轰一气，虽然他们明明知道朱祁镇就在蒙古人军中。
群臣对强势皇帝的不满和抛弃撕去了最后的遮羞布。
之后，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让蒙古人铩羽而归。朱祁镇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囚徒生涯。七年之后，他被释放了。因为蒙古人也发现这个已经被大明臣民抛弃的可怜虫已经是一个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废物了。获释后的朱祁镇黯然回国，在南宫又做了冠名为“太上皇”的囚徒。
但皇权与臣权的斗争并未结束，因为经过七年历练，废物朱祁钰却越来越不像废物，逐渐强势起来，新一轮的皇臣之争又拉开了序幕。
对群臣来说，在皇权与臣权的博弈中，为了臣权利益的最大化，国家机器只能掌握在群臣手中，皇帝必须是废物。如果皇帝不是废物，试图插手国家事务，那他必然会被群臣抛弃从而被一个废物取代。朱祁钰显然没有悟出土木堡之变和自己被拥立的幕后真相。
朱祁钰的好日子到头了。
景泰八年（1457）将领石亨、太监曹吉祥带兵攻入南宫释放并重新拥立朱祁镇为帝，废掉了朱祁钰的帝位，史称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实际上是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的政治赌博，左右未来政局走向的并不在投机分子手中，而是在群臣手中。如果群臣反对政变的话，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剿灭这一小撮反革命暴徒。所以在整个夺门之变过程中，群臣的对待政变的态度是决定最终胜负的决定性因素。那么群臣对政变的态度是怎样的呢？默许。群臣这一次抛弃了朱祁钰选择了朱祁镇。
之所以有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在的朱祁镇更像废物了——论威望，被外敌俘虏还有威望？论个性，这么多年的囚徒生涯早把他的棱角磨平了。论觉悟，吃了这么多苦头该长记性了。朱祁镇更像废物，自然也就更像皇帝，群臣这一次把选票投给了他。
果不出群臣所料，复辟后的明英宗朱祁镇十分识趣的选择了身居皇宫，不问政事。他已经彻底丧失了与群臣对抗的资本和勇气。
皇权对臣权的怯懦一直延续了好几代，我们甚至怀疑是不是朱祁镇把他的人生感悟秘传给了子孙后代。朱祁镇之后接连出现了朱见深、朱祐樘、朱厚照、朱厚熜、朱载垕五位废物皇帝。他们延续了对臣权挑战的逃避和妥协。
这五位皇帝中，仅有嘉靖皇帝朱厚熜发起过一次试探性的进攻。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大礼仪之争。
嘉靖皇帝朱厚熜的生身父亲是兴献王，本来是不能承继大统的，但是由于前任皇帝朱厚照无后，朱厚熜才得以藩王身份嗣皇帝位。
嘉靖登基后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给他已经死去的父亲兴献王追封为皇帝。严格来说，这样做是违背礼制的，但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只是给死人加个虚名而已。但政治嗅觉敏锐的群臣却不这么认为，他们对这一事件的解读是皇帝企图插手政务的一次试探性进攻。皇帝选择了一个看似最无关紧要的节点进攻，如果成功了，接下来必然会扩大战果进而一步步挤压群臣。嘉靖的本意是不是如此我们不得而知，至少群臣是这么认为的。
绝不能让对手的进攻意图得逞，群臣十分默契的达成了攻守同盟。上书反对皇帝的提案，直至发展到220多名官员跪伏在左顺门采取集体上访的方式向皇帝施加压力，某些激进的大臣甚至喊出了“仗义死节，正在今日”的口号以死相逼。屁大点事犯得上死吗？这不是故意给皇帝找茬又是什么？
怒火攻心的嘉靖动用了维护皇帝权威的终极武器——梃杖。一百八十余名官员被当众脱掉裤子打屁股，十七个倒霉鬼因此毙命。十分出乎意料的是，好多官员居然是踊跃报名要求打屁股，被皇帝打屁股甚至成了之后许多明朝官员的最高理想（海瑞甚至极端到了以被皇帝杀为荣），臣权群体意识下的从众心理和法不责众心理又一次发挥到了极致。
大礼仪之争以嘉靖皇帝的胜利收场，但是他赢了面子，却输了里子。大礼仪之争后，皇权与臣权的对抗几近不可调和。寸步难行的嘉靖皇帝同样逐渐丧失了政治热情和勇气，开始醉心于修仙炼丹。哥炼的不是仙丹，是寂寞。
嘉靖终究也没有摆脱废物的宿命。
皇权与臣权的三次较量——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大礼仪之争——均以皇帝的完败而收场。在强势臣权面前，皇帝只能乖乖当废物。
三、复辟新相权对臣权的完败
在皇帝、群臣、民众三者共存的社会形态下，皇帝和群臣是天然的盟友，他们都属于统治阶级，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共同通过压榨民众实现其自身的利益诉求。但是随着王朝的发展，统治阶层由于奢侈和腐败，对民众的压榨会逐渐升级，当民众负担沉重到了几近革命的时候，皇帝为了王朝的延续会利用某位强势人物（一般是宰相）对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压，以减轻民众负担，缓解阶级矛盾。
封建王朝中后期的改革多半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和明朝的张居正改革。
说起张居正，他绝对是明朝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作为万历早期的内阁首辅。他得到了皇权（当时皇权的实际拥有者是李太后）、宦官集团（冯保）的全力支持，同时由于他过人的权谋和铁腕手段使他实际拥有的权力远远超过了历代的宰相，甚至可与摄政王比肩。身为万历小皇帝老师和半个父亲的张居正甚至毫不掩饰的说过“吾非相（宰相），乃摄（摄政王）也”。
张居正发起了轰轰烈烈的改革，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极大的触动了以群臣为代表的既得利益集团，明朝的阶级矛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张居正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手笔，不仅是由于他过人的权术技巧和铁腕性格，更是由于为他得到了皇权的全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改革与其说是一场以财政改革为主的经济改革，倒不如说是一场新相权在皇权支持下对臣权的打压清算。
这种打压马上遭到了群臣集团的抵抗，双方的对抗终于在“夺情案”中发展到了白热化。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病故。按照明朝惯例，官员的父亲死了，官员应该离任回乡服丧三年，等到服丧期满后才可回任，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皇帝可以行使“夺情”权，强行留任该官员而不必让其服丧。群臣自然是赞同让张居正滚蛋回家服丧三年的，三年的时间不仅是喘息的机会，更是团结起来将张居正彻底清除出局的绝佳时机。而张居正自然是希望继续留任。双方的角力就此开始。
在双方角力的关键时刻，皇权选择了维护新相权，万历皇帝行使了“夺情”权。不出意料，万历的提案马上遭到了几乎所有大臣的反对。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再一次上演。皇帝提案——群臣集体上访——脱裤子打屁股——皇帝胜利。故事情节一模一样，只是人物不同罢了。夺情案终以万历和张居正的表面胜利终结。
但是皇权和相权的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公元1582年张居正的病故成了明朝皇权臣权之争的另一个重要节点。张居正死后，新相权由于缺乏新的领军人物而迅速瓦解，臣权马上抓住时机展开了反扑。张居正被彻底清算，险被开棺戮尸，家产遭到抄没，长子惨死狱中，政治上定性为奸臣，改革人亡政息。皇臣之争又回到了张居正出现之前的局面。万历皇帝从此开始了二十七年不问政事的皇帝生涯。
以往学者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对万历清算张居正一事多从“青春期少年对父亲的叛逆”等心理学角度进行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是十分肤浅的，因为当时的万历只有18岁，还受到李太后的节制，李太后虽然不能左右政局的发展，但她至少能遏制住小万历朱翊钧的疯狂举动。十分耐人寻味的是，李太后对万历的疯狂举动选择了默许，全然不顾她和张居正的交情。如果小万历的举动是“青春期叛逆”，难道李太后的打酱油是“更年期综合症”？
合理的解释只有一种，那就是新相权衰败瓦解后，皇权（主要是李太后）失去了最强大的盟友，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抗臣权。在经过反复权衡后，皇权选择了向臣权妥协，认同了群臣对张居正的报复行动。
张居正之死终结了新相权的复辟，群臣集团对张居正的疯狂报复也封杀了新张居正出现的可能，因为不会再有人冒着身败名裂祸及子孙的风险去触动群臣集团了。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四、强势臣权最后的狂欢夜——崇祯的死局
继皇权和新相权的惨败之后，臣权失去了最后的制约力量。国家机器完全掌握在了群臣手中，成为了他们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缺乏制约的臣权对民众的压榨一步步升级，社会逐步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整个大明王朝就像一个大柴火堆，只要一点火星就能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方面，臣权内部由于利益的争斗分化出了众多的小集团。这些小集团常常以一些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为发力点党同伐异大肆打压对手，吵来吵去。明朝朱翊钧、朱常洛时期的“廷击”“红丸”“移宫”三大案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天启皇帝朱由校时期的阉党和东林党之争则将明朝的党争推到了最高峰。大臣的利益前途不是看德行和政绩而是看是不是在党争之中站对了队伍。这些毫无意义的党争耗尽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元气。
所以到崇祯皇帝朱由检接班时，他面临的已经完全是一盘死棋了。皇帝完全被束缚住了手脚，大臣们只关心私利和党争，无人去关心社稷民生，民众已经被压剥到了崩溃的边缘，王朝的崩盘只是时间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死局，不甘心当废物和亡国之君的朱由检只能寄希望通过疯狂的更换内阁来撞撞运气，寄希望能能“淘到”一个张居正式的人物来挽救危局。当然，从理论上讲，崇祯也可以皇帝宰相一人兼力挽狂澜，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可能，因为崇祯的能力和威望距离真正的宰相还有很远。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相。朱由检为张居正平了反，并发出了“板荡之后,而念老臣;播迁之余,而思耆俊”的感慨。奈何世间再无张居正，相权的复辟已无可能。
在连换50名内阁成员后（史称崇祯五十相），新的张居正始终没有出现，朱由检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崇祯面临的这盘死棋已经没有了任何活口。
公元1637-1643年，北方大旱。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终于落下了。
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城，明思宗朱由检煤山自缢以身殉国，明朝灭亡。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或许这真的不是朱由检推卸责任的推诿之词，而是他对强势臣权政治的无奈和对自己命运的无尽悲叹。
读后感：皇权代表着集权制统治，政出一门，任何事情都有责任人。臣权代表着分权，集团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皇帝只是摆设，任何事情以集团利益为上。坑蒙拐骗，欺压民众，只讲眼前，不计后果是明朝党政不断的必然结果。臣权为上的时代，崇祯无法改变，换来换去的调动官员也改变不了事事推诿，无人真心为国家负责的现实，遇到风险官僚集团就自己顾自己，明朝的死活也就那么回事了。也难怪20万满人入中原如无人之境，没有国家、没有领袖、没有信仰、没有组织的亿万人口只能是任人宰割的羔羊。明灭清兴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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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16位）
姓名庙号谥号年号陵墓朱元璋太祖高皇帝洪武（1368年——1398年）孝陵朱允炆 惠宗让皇帝（又谥惠帝）建文（1399年——1402年）待考朱棣成祖（原为太宗）文皇帝永乐（1403年——1424年）长陵朱高炽仁宗昭皇帝洪熙（1424年——1425年）献陵朱瞻基宣宗章皇帝宣德（1426年——1435年）景陵朱祁镇英宗睿皇帝正统（1436年——1449年）、天顺（1457年——1464年）注:1449年三月被俘退位，1457年一月复位。裕陵朱祁钰代宗景皇帝景泰（1450年——1457年）景泰陵朱见深宪宗纯皇帝成化（1465年——1487年）茂陵朱祐樘孝宗敬皇帝弘治（1488年——1505年）泰陵朱厚照武宗毅皇帝正德（1506年——1521年）康陵朱厚熜世宗肃皇帝嘉靖（1522年——1566年）永陵朱载垕穆宗庄皇帝隆庆（1567年——1572年）昭陵朱翊钧神宗显皇帝万历（1573年——1620年）定陵朱常洛光宗贞皇帝泰昌（1620年）实际在位一个月庆陵朱由校熹宗悊皇帝天启（1621年——1627年）德陵朱由检毅宗（原为思宗）烈皇帝崇祯（1628年——1644年）思陵 南明皇帝（4位）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 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朱聿鐭文宗节皇帝 绍武（1646年）绍武陵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注：明太祖孝陵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惠宗与安宗葬处不明，景泰陵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泉山北麓，隆武陵位于福州罗汉岭，绍武陵位于广州越秀公园内，永历陵位于贵州都匀高塘山，其余十三位皇帝陵墓位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明十三陵。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
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
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
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
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
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
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
，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
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
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
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
。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
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
。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
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
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
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
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
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
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
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
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
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
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
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
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
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
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
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
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
。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
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
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
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
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
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
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
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
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
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
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
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
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
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
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
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
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
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
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
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三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
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
。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
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
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
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
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
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
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
？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
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
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
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
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
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
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
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
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
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
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
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
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
，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
，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
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四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
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
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
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
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
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 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
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
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
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
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
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
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
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
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
都见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
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
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 年，
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
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
。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
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
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
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
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
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
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
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
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
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
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
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
？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
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
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
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
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
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
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
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五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
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
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
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
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
？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
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
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
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
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
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
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
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
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
，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
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
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
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
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
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
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
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
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
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
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
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
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
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
，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
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六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
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
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
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
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
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
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
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
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
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
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
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
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
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
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
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
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
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
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
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
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
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
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
。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
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
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
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
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
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
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
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
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
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
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
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
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
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
，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
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
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
，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
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
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
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
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
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
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
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
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
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
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
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
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
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
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
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
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
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
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姓名庙号谥号年号陵墓朱元璋太祖高皇帝洪武（1368年——1398年）孝陵朱允炆 惠宗让皇帝（又谥惠帝）建文（1399年——1402年）待考朱棣成祖（原为太宗）文皇帝永乐（1403年——1424年）长陵朱高炽仁宗昭皇帝洪熙（1424年——1425年）献陵朱瞻基宣宗章皇帝宣德（1426年——1435年）景陵朱祁镇英宗睿皇帝正统（1436年——1449年）、天顺（1457年——1464年）注:1449年三月被俘退位，1457年一月复位。裕陵朱祁钰代宗景皇帝景泰（1450年——1457年）景泰陵朱见深宪宗纯皇帝成化（1465年——1487年）茂陵朱祐樘孝宗敬皇帝弘治（1488年——1505年）泰陵朱厚照武宗毅皇帝正德（1506年——1521年）康陵朱厚熜世宗肃皇帝嘉靖（1522年——1566年）永陵朱载垕穆宗庄皇帝隆庆（1567年——1572年）昭陵朱翊钧神宗显皇帝万历（1573年——1620年）定陵朱常洛光宗贞皇帝泰昌（1620年）实际在位一个月庆陵朱由校熹宗悊皇帝天启（1621年——1627年）德陵朱由检毅宗（原为思宗）烈皇帝崇祯（1628年——1644年）思陵 南明皇帝（4位）
朱由崧安宗简皇帝 弘光（1644年——1645年）待考朱聿键绍宗襄皇帝隆武（1645年——1646年）隆武陵朱聿鐭文宗节皇帝 绍武（1646年）绍武陵朱由榔昭宗匡皇帝永历（1646年——1662年）永历陵 注：明太祖孝陵位于南京紫金山南麓，惠宗与安宗葬处不明，景泰陵位于北京海淀区玉泉山北麓，隆武陵位于福州罗汉岭，绍武陵位于广州越秀公园内，永历陵位于贵州都匀高塘山，其余十三位皇帝陵墓位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明十三陵。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一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
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
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
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
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
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
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
，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
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
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
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
。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
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
。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
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
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
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
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愿为
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眼看就要进城了，竟
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
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
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
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
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
从何而来？
二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
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
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
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
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
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
。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
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
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
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
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
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
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
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
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
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
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
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
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
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
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
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
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
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
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
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三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
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
。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
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
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
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
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
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
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
？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
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
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
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
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
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
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
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
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
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
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
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
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
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
，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
，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
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四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
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
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
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
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
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 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
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
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
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
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
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
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
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
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
都见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
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
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 年，
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
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
。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
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
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
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
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
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
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
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
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
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
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
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
？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
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
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
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
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
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
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
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五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
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
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
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
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
？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
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
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
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
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
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
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
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
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
，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
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
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
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
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
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
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
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
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
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
。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
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
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
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
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
，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
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六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
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
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
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
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
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
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
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
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
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
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
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
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
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
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
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
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
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
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
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
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
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
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
。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
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
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
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
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
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
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
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
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七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
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
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
？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
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
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
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
，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
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
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
，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
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
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
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
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
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
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
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
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
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
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
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
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
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
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
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
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
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
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
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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