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东汉到三国时期人物都是单名

Answer 1

大凡读过《后汉书》与《三国志》的人都知道东汉、三国时期的人物绝大多数都是单名,此之前朝（周秦、西汉）,单名使用的频率更高.东汉从光武帝刘秀到汉献帝刘协13帝全系单名,他们是刘秀、刘庄、刘怛、刘肇、刘隆、刘祜、刘保、刘炳、刘缵、刘志、刘宏、刘辩、刘协.西汉皇帝中至少还有刘弗陵、刘箕子（刘衔）二人是复名,东汉皇帝居然一个也没有.
三国时的曹魏政权,曹操、曹丕、曹睿、曹芳、曹髦、曹奂都是单名；蜀汉政权,刘备、刘禅也是单名；东吴政权孙权、孙亮、孙休、孙和、孙皓也全是单名.至于大家熟知的三国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孙坚、孙策、周瑜、鲁肃、黄忠、马超、袁绍、袁术、吕布、王佐、蒋干、夏侯淳、黄盖、陆逊、许褚、张辽、孟获、马稷、姜维、司马懿、司马昭、邓艾、华陀等,无一不是单名.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禹、应瑒、刘桢与“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亦全系单名.间或也有采用二字名的,但甚罕见.或为隐逸,如庞德公、邓卢叙等；或为艺人,如东方安世等；或为乳名不改,如刘盆子、郑小同等；或单称其字,如黄承彦、苟巨伯之属.

东汉（25－220年）、三国（220－265年）时期约有240年左右,如果再加上三国归于统一的西晋（265－316年）,这一阶段约占300年.从中国姓名史考察,这300年是中国人盛行单名的第一个高峰时期.
为什么这一时期单名特别多呢?对此现象,古今论者意见不一.
以前一般解释为西汉末年王莽建立新朝后复古改制,“令中国不得有二名”所致.今人马来西亚学者萧遥天也采此说,萧氏在其（中国人名的研究）中说：“近读《汉书?王莽传》,始知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原来莽辅政,便实施二名之禁,莽传有‘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语,则二名之禁已见于诏令.莽又谓他的长孙王宗,因自画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铜印三颗,与其舅合谋,有承继祖父大统的企图,事发,宗自杀,仍遭罪遣.有‘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会宗.’并贬官爵,改封号.这又表示去二名,是示朝廷的宠遇,恢复二名,则以示贬辱.这么地一抑一扬,一褒一贬,对社会的影响便大了,至少造成人们对二名存在着低贱的观念.故王莽的政权十几年便下台,而去二名的习惯一直维持了三百年,便是魏晋以后,单名仍较二名为多呢.”王莽的“二名之禁”造成东汉、三国乃至西晋三百余年的单名大倡,这一观点或可自圆其说,故录以备存.
但是,王莽政权介乎两汉之间,仅仅只有短短的15年（9—23年）时间.尽管王莽打着“奉天命”的旗号,雷厉风行地复古改制,认为“秦以前复名盖寡,遂禁复名”,并直接下诏对单名、复名进行褒贬.然而王莽掌权的时间毕竟短暂,不可能将他的号令统一实施于全国各地；即使上上下下都在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名之禁”,在这15年中,至多也只有一代人实行,15年之后,王莽的新朝即已崩溃,其禁令不可能会对以后三百年的历史再发生影响.故,王莽“二名之禁”并非是促使东汉、三国盛行单名的根本原因,而只能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
对此,清人凌扬藻在《蠡勺编》卷二十七中曾提出过质疑：
“王氏懋《野客丛书》曰：‘后汉人名,无两字者,或谓以王莽所禁故尔.’仆观《匈奴传》,莽奏,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因使者以风单于,宜上书慕化,为一字名.或者之说,不为无据.仆谓莽窃取国柄,未几,大正天诛,汉家恢复大业,凡蠡伪之政,一切扫除,不应独于人名尚仍莽旧.“然后汉率多单名者,殆承袭而然,非为莽也.”
《蠡勺编》的这一观点是有见地的.正如任何文化都具有传承性一样,作为中华民族重要文化现象之一的姓名文化,同样具有传承性的特点.文化不是静态的,而是一个活的流体,是沟通人与人、上代与下代、群体与群体、社区与社区等共存关系的一种社会活动过程.每一代人都需要从上一代人那里承接社会文化的遗产,并把它们传继给下一代人,使文化成为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存在,每一个社会、民族或群体都通过不断继承形成文化传统,并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创造出新文化.
东汉、三国、西晋三百余年间之所以盛行单名,究其根源,乃是一种文化传承现象.
中国人的姓名符号形式,从周、秦以来,一直是以单名为主,崇尚单名已成一种社会潜意识.周秦时代虽崇尚单名,但并不禁止二名,更无讥讽二名的道理.对此,我们已在上文所述尧、舜、禹及夏、商、周帝王中多有二名,即已可证.由于数千年的习俗使然,取单名之俗自然会代代传承下来,而不可能会在某一天早晨突然发生改变.

所以,拙见以为西汉以降的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只不过是继承前朝取名传统而已,并非如萧遥天氏所谓“单名之俗,出于王莽的倡导”.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是全盘否定王莽

“禁二名”的作用.王莽颁布的“令中国不得有二名”,对于长期实行单名习俗的中国姓名制度来说,乃是起了一种“雪上加霜”、“火上浇油”的作用,使其原先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同样,《公羊传》所谓“二名非礼也”、“《春秋》讥二名”的说法,尽管证据不足,但由于该书在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环境里,影响较广（董仲舒就是治公羊学的）,所以也会对崇尚单名的社会潜意识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由于周秦西汉几千年间,崇尚单名的取名习俗,在东汉以后仍被承袭继续了下来,并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再加上王莽“二名之禁”与《公羊传》“二名非礼”对社会潜意识的影响作用,这才造成了东汉以后三百余年间盛行单名的社会风气.当然这一见解,是否合乎历史本相,见仁见智,尚冀大雅君子有以教之.
那么,为什么汉晋之间的单名会特别多呢?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乃是为了便于避讳.避讳起于西周时期,凡君主与尊长的名字不得直书或直说,必须用其他方法回避之.周代起初只避死人之名,《左传?桓公六年》云：“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周代用避讳事奉神灵,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就必须避讳.因只避死人之名,不避活人之名,需要避讳的文字并不多,尚未因避讳而造成人名、物名的混乱,所以复名在两周时期大有人在.如周孝王名辟方,周平王名宜臼,周哀王名去疾,郑庄公名寤生,晋文公名重耳,齐桓公名小白.

进入秦汉特别是汉代就大不同了,为了巩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和皇权,维护帝王唯我独尊的神圣地位,帝王一即位,.就必须避讳,不但死名要避,活名也要避.如秦始皇名政,便改“正月”为“端月”,或读作“征月”.汉高祖名邦,改“邦”为
“国”.东汉光武帝名秀,以“茂”代“秀”,改“秀才”为“茂才”.汉安帝之父名庆,改“庆”为“贺”,于是姓庆的都改成为姓贺.
避讳之制在汉晋时代越来越密,汉律已有触讳犯法的规定,汉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曾诏日：“今百姓多上书触讳以犯罪者,朕甚怜之.其更讳询,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汉书?宣帝纪》）两晋朝廷曾多次讨论避讳,使讳制更趋复杂.东晋避后妃讳特多,并列入讳榜,令天下同讳,是一朝同制.
由于秦汉以来讳制越来越密,这就势必产生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上上下下需要回避更改的文字也必然越来越多,由此造成了人名、地名、官名、书名、年号等的种种混乱；甚至追改古书,如将《春秋》改为《阳秋》,《庄子》改为《严子》.
为了尽量克服避讳带来的弊端,减少讳字,汉晋时代的帝王采取了两种约定俗成的取名方法：
一：是大量采用单名（单名所讳之字比之复名要少一半）.从帝王世系中可知,西汉15帝,仅有2个复名；东汉13帝全系单名；三国曹魏5帝、蜀汉2帝、东吴4帝也全系单名；两晋从晋武帝司马炎到晋恭帝司马德文,15帝中仅有2个复名.统计从西汉至东晋（前206－420年）626年之间,54个帝王之中,仅有4人是复名,单名约占94％.由此可见当时的单名之盛.帝王采用单名,这就大大减少了讳字.东汉何休在《春秋公羊解沽》中指出：帝王采用单名是为了便于避讳,“其为难讳也,一字为名,今难言而易讳.”
二：是采用冷僻字取名.东吴景帝孙休为四子取名、字,太子名震（音湾）字商（音迄）,次子名奥（音觥）字粟（音礥）,三子名壾（音莽）字显（音举）,四子名寇（音褒）字奖（音拥）（《三国志?吴书?孙休传》注引《吴录》孙休诏）.此八字世人少用,以使人难犯易避也.西汉至东晋54帝中,采用冷僻字或不太常用的字取名者大有人在,如：西汉有汉元帝刘奭（音式）,汉成帝刘骜（音傲）,汉平帝刘衎（音看,又名刘箕子）；东汉有汉章帝刘坦,汉和帝刘肇,汉质帝刘缵,汉少帝刘辩；三国有魏明帝曹睿（音锐）,高贵乡公曹髦（音毛）；西晋有晋怀帝司马炽,晋愍帝司马邺；东晋有晋元帝司马睿,晋穆帝司马聃（音丹）,晋废帝司马奕,晋简文帝司马昱（音玉）.由于臣民对帝王的称呼另有一套专门用语,如天子、皇帝、皇上、上、今上、皇、帝、陛下、圣人、圣上、明主等,帝王的名字不像凡人那样常用,所以采用冷僻字取名不会发生人名称谓困难的问题.

汉晋时代的帝王既采用单名,又采用冷僻字与不太常用的字取名,使其名避免了“难言而易讳”,既减少了讳字,又便利于避讳,可谓“鱼与熊掌兼得”.“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孟子语）这一来,其他高官贵爵乃至士农工商,为了维护自己在一家之中的尊严又便于避讳（避家讳）,也纷纷采用单名.于是,神州大地单名大倡,《后汉书》、《三国志》所见之人名,几乎全是单名.直到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国进入大分裂、大动荡的时期,出现五胡乱华十九国,少数民族纷入中原,避讳制度遭受严重冲击.避讳既无定制,宽严随意而异,这一来,取名字也就不必再顾虑便不便于避讳.于是,神州大地复名又逐渐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