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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表现太平天国农民阶级局限性的事件
天京事变 发生于1856年的中国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内讧的开始。
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死于8月9日的消息传入南京后,东王杨秀清借口西线紧急,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赴前线。天京于是只剩天王洪秀全和杨秀清。
约8月22日,东王称 “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洪秀全回宫后,以东王有篡位之心,调动女兵防守王城,又密诏北王,翼王回京。9月1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南京。当夜联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东王被戮,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杀尽。之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捕异己。太平天国干部将士及平民同样被诛。一日一夜被杀者两万余人。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晤北王后,夤夜匆忙缒城而去。北王未能捉拿石达开,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石达开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后北王叛变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忠于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北王韦昌辉死于乱军之中,天京事变亦告一段落。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以天京无人,召石达开回朝。后来石达开见洪氏兄弟当权,于是再度出走缒城逃命而去。
简析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雷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176 更新时间:2004-9-3
摘要:过去不少教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都把“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归结为失败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不当之处。并就此谈谈个人的一点胅浅看法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农民阶级 局限性
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 “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 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参考资料:http://www.yhlw.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4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天京事变 发生于1856年的中国清朝后期的太平天国,为太平天国内讧的开始。
1856年6月,太平军攻破向荣的江南大营,解天京三年之围。向荣死于8月9日的消息传入南京后,东王杨秀清借口西线紧急,调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赴前线。天京于是只剩天王洪秀全和杨秀清。
约8月22日,东王称 “天父下凡”,召天王洪秀全到东王府。天父“上身”的东王对天王说:“你与东王皆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洪秀全说“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问“东世子岂止千岁?”洪说“东王既称万岁,世子亦当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天父大喜说“我回天矣。”
洪秀全回宫后,以东王有篡位之心,调动女兵防守王城,又密诏北王,翼王回京。9月1日,北王韦昌辉率三千精兵赶回南京。当夜联同燕王秦日纲攻入东王府。东王被戮,东王府内数千男女,包括东王妻妾五十四人同被杀尽。之后北王以搜捕“东党”为名,大捕异己。太平天国干部将士及平民同样被诛。一日一夜被杀者两万余人。
翼王石达开十余日后到天京,进城晤北王后,夤夜匆忙缒城而去。北王未能捉拿石达开,尽杀其家属及王府部属。石达开求天王杀北王以谢天下。后北王叛变攻打天王府,但最终败于忠于天王的将士及东王余众,北王韦昌辉死于乱军之中,天京事变亦告一段落。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以天京无人,召石达开回朝。后来石达开见洪氏兄弟当权,于是再度出走缒城逃命而去。
简析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
作者:雷华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176 更新时间:2004-9-3
摘要:过去不少教师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分析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时,都把“中外反动势力相勾结、反革命力量过于强大”归结为失败的根本原因,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不当之处。并就此谈谈个人的一点胅浅看法与大家商榷。
关键词:农民阶级 局限性
十九世纪中叶,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战争,持续十四年,遍及十八省,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深远的一次农民战争。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未能推翻封建制度而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本原因:过去不少中学历史教师都认为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力量过于强大”。这种分析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而没有看到了事物的实质,个人认为,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一
历史告诉我们,农民起义要推翻封建剥削制度,取得解放,必须有先进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而太平天国时期并没有出现先进阶级及其政党,有的只是农民阶级,而农民阶级本身并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就以太平天国纲领性文献《天朝田亩制度》而言,《制度》的进步性在于平分土地的措施上,它强烈地反映了农民渴望土地和摆脱封建剥削的要求,但单凭平分土地的措施,并不能废除封建剥削制度,也无法达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因为平分土地不仅不能改变小农经济的社会结构,反而会助长私有制的发展,贫富两极分化就会重复出现。正如马克思所说:“平均分配办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制度》中实行财产公有,这完全违背了农民的意愿。太平天国初期有的占领地曾出告示:“天下农民谷米,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可结果呢?“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由于财产公有行不通,而军储却一日不可缺,无奈只得回到允许地主继续收租的旧秩序中来。原因何在呢?《制度》中一面企图把社会经济改造成齐一化的清一色的小农经济,另一面又企图在小农经济上面强加一个原始的、落后的类似农村公社的组织,这就必然会产生原有的私有制和人为的公有化的矛盾。再说把农民多余的产品实行公有化,农民中谁劳动力强,谁收获多,谁就会被公有化得多。这就会出现“多劳少得,少劳多得”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嗟怨”之声就在所难免了。在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情况下,“无处不均匀”的社会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憧憬。史实说明,财产公有措施在当时是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是超出了历史所允许的范围的。这启示我们:对私有制的攻击,对公有制的要求,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革命的、正确的。然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们就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不顾客观不尊重经济规律,片面地求“大”求 “公”,最终理想化作泡影,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狭隘性、盲目性。
二
农民阶级的劣根性、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人滋生了自由散漫、腐化堕落、狭隘自私的心理行为。思想的蜕变使太平天国政权后期封建化尤为严重。定都天京后,无论是职官制度、等级制度、还是在礼议方面,大抵都沿袭封建专制政权模式,他们无法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束缚,把革命中夺取来的权力很快演变成自己的封建特权。如据“天条”规定,一切官兵百姓均不得嫁娶婚配,但天王和各王,却可以“广置姬妾”、“妃嫔在武昌选出四十人,至江陵选百把人,陆续增添,大约不满二百人。”洪秀权还在天京修建天王府,“城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 洪秀权把自己关在“林苑芳菲,兰桂迭妍”的宫墙内,过着“金玉堂中快乐多”的生活,无聊之余,只能写些自我歌颂和训戒后妃的顺口溜:“万方万郭万来朝,万山万水万飘摇,万里万眼万钻至,万知万福万功劳。”他一再重复自己是“月”是“太阳”。动辄训斥自己的后妃。由此可见,政治思想的封建化是与生活上的腐化相伴而生的。
“天京事变”是太平天国的重大事件。它是一个大乱子,一幕大悲剧。它使太平天国的一些领袖们,不是为农民起义的理想而献身,而是在“天国”兄弟的刀锋下丧身。它使成千上万的身经百战的农民革命战士,不是牺牲在对清军鏖战的沙场上,而是倒在天京自相残杀的血泊中。这个大惨剧使一个方兴未艾屹立在东南半壁的太平天国由盛变衰。然而自“天京事变”后,洪秀权非但不从血雨醒风中总结有益的教训,还从此不相信外姓。先是逼走了翼王石达开,接着便大权独揽,宣布“主也是朕做,军师也是朕做”;在朝中大搞任人唯亲,首先重用他的外孙萧有和,第二重用他的兄长洪仁发、洪仁达。萧有和还只十岁的时候,权力已经达到“幼西王出令,有不遵幼西王者,合朝诛之”的地步。后来他竟要把太平天国变成一个“父子公孙”、“江山万年”的国家。
太平天国原以“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反封建思想为出发点,而却以“肃体统、大一尊、一人垂拱于上、万民咸归于下”的封建政权为归宿,其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事实中。农民是小生者,他们既分散又落后,他们只能把希望寄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来代表他们,来主宰他们,而这个主宰除了“帝王”外,就找不到别的了。因此,旧式农民起义的领袖们,往往用平等思想来打天下,而以帝王思想来坐天下,这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太平天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阶级的局限性。由于缺乏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们过早过急地搞封建专制主义,希冀在利用拜上帝会来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社会,这种披着宗教外衣的斗争方式,具有狭隘性、盲目性,伴随斗争进程的发展,农民阶级的种种弱点便逐渐显露出来,这就不免使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在政治上、军事上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而注定革命必将以失败告终。
参考资料:http://www.yhlw.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64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太平天国运动,历时14年,势力席卷十八个省市,沉重打击了晚清王朝。只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不免最终失败。但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拟对太平天国对晚清政治的影响,作一探讨。只是囿于资料的限制和学识的浅薄,文中定有许多不足和错误之处,恳请方家提出批评和修改意见。
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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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导致中央集权的衰落和地方督抚权力的膨胀。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主威素重,权集中央,地方几无独立之权,这是咸丰以前清朝政治的显著特色。随着太平天国的兴起和不断发展,为镇压太平天国,清朝派出了大量的八旗兵和绿营兵,但都无济于事。为此清政府先后委派官员数十人到各省举办团练。这样,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应运而生,并且成为镇压农民革命的主力。清政府不得不逐渐赋予湘淮将帅以越来越大的权力。比如,曾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赣四省军务。这样一来,自咸丰以后,“主威素重”,权集中央的状况被打破了,逐渐形成内轻外重,督抚专政的局面。具体表现为:
1、军权下移,督抚掌握了半地方化和半私人化的军队。咸丰以前,清朝军权由皇帝独揽。中央征调军队,督抚不敢怠慢。自咸丰时起,湘淮军及其以后张之洞的“自强军”,袁世凯的北洋军等,都成了半地方化、半私人化的军队,并不绝对听命于中央。“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且不能知,若一旦出警,各省皆自顾疆圉,不能恤人”。(康有为:《官制议》,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53页。)
2、财权下移,督抚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皇帝掌握军权与中央集中财权互为表里,督抚掌握军权也是与他们掌握财权密切相关的,清代前期与中期一切财权统于户部,通过制定收支科目和收支标准,保证一切财政收支都作为国家收支,从而实现中央对财政大权的控制。各省布政使司、盐运道、粮储道系户部的派出机构,分掌一省财政。但到1852年,太平天国控制长江流域富庶省份之后,中央财政收入锐减,无款可拨,各省于是截留税收,自己筹饷,以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于是财政大权逐渐下移。1853 年,清廷谕令:“按年定数指拨解部”。(《洋务运动》第三册542页)。这一谕令赋予了地方督抚控制财权的合法权力。这样,中央集中财政的体制遂限于瓦解。中央财权旁落,地方督抚遂逐渐掌握了地方财政大权。
3、人事任免权下移,督抚扩大了对官吏的支配权。
清代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但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督抚军权与财权的扩大,他们(指督抚)往往以军务紧张为由,不拘常例,奏调保举人员。《清史稿》称曾、胡“荐贤满天下,卒奏中兴之功”。由于曾国藩权势日大,清廷甚至屡次下谕令其保荐督抚大员。这样,“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形成了。
总之,太平天国打乱了清王朝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为湘淮军的崛起提供了契机。清政府依赖湘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就不得不赋予他们以极大的权力,从而为督抚专政制造了历史前提。这样,清王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而地方督抚权力得以膨胀。
二是导致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王朝是由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是满汉地主阶级联合压迫各族的政权。但是,满人的特权,满洲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也是清朝始终存在的严酷现实,满汉矛盾始终是清朝的一对重要矛盾。满洲贵族享有世袭特权,以征服者自居,满人在数量上仅占汉人的八十分之一,但却占据行政官额的一半。这样一种情况在太平天国期间产生了变化,使满汉力量的对比向着有利于汉族方向发展。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的崛起造成了清王朝中央集权的衰落,造成了统治阶级中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在道光和咸丰年间,汉人巡抚占到70%以上,也可证明太平天国运动为汉人获得权力提供了机会。满人政治地位日渐衰败,汉人政治权力日渐增长。在这种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中,汉人的地位得到明显增强,导致离心力的扩大,使满洲贵族的统治基础日益动摇。为以后辛亥革命的振臂一呼,各省纷纷响应独立,使清朝顷刻土崩瓦解,不能不说是准备了条件。
三是促使清王朝实行对外开放和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后,西学东渐,逐步成为一种发展方向。但清政府长期的闭关政策,使清朝昧于世界局势,一味的“夜郎自大”,成为中国近代化的主要障碍。太平天国沉重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建立了一个与之对峙的政权,成为清王朝的一大“心腹之患”。与此同时,英法联军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加紧侵略,逐步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当中,成为清王朝的“外患”。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筹应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开始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办法,以解除内忧外患。这样,开明,务实的洋务派也就应运而生了。他们坚持对外开放,陆续创办一批军事企业、民用企业、近代海军,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从而推动了中国近代化,使之迈出了艰难而凝重的一步。尽管并非情愿,但是它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至少,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为洋务派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契机,为中国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总之,正是太平天国运动,为曾、左、胡、李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他们既是地方势力,又是汉族官僚,同时又是洋务派人士。他们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变革,对晚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正表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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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发生的一场规模巨大的农民反封建斗争,它历时14年,纵横18省,给封建统治以沉重的打击,同时,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武装干涉也作了坚决的回击。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意义。他在反封建的同时又担负起反侵略的任务,打破了西方侵略者把中国迅速殖民化的企图。他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但他已不是单纯的,就是农民战争,而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民战争,因此,对后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有深远的影响,是亚洲反殖民侵略革命风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它的光辉业绩,永远鼓励着中国人民继续奋斗!
局限性: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一个先进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决定了农民阶级具有狭隘性,自私性,分散性等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在思想上,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作指导,仍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和发动群众,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不能建立先进的革命政权.思想上、政治上不能跳出皇权主义的束缚;在规划未来蓝图时不能跳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框框!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新旧交替的年代,时代赋予了它新的内容和意义。他在反封建的同时又担负起反侵略的任务,打破了西方侵略者把中国迅速殖民化的企图。他是中国农民战争的高峰,但他已不是单纯的,就是农民战争,而是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民战争,因此,对后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有深远的影响,是亚洲反殖民侵略革命风暴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没有先进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所发展到的最高峰。它的光辉业绩,永远鼓励着中国人民继续奋斗!
局限性:
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农民阶级不是一个先进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小生产者,不代表先进的生产力,这决定了农民阶级具有狭隘性,自私性,分散性等自身无法克服的弱点.在思想上,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革命理论作指导,仍是利用宗教来组织和发动群众,政治上,提不出正确的革命纲领,不能建立先进的革命政权.思想上、政治上不能跳出皇权主义的束缚;在规划未来蓝图时不能跳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框框!
参考资料: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3904990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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