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五猖会你能提出什么问题?
读完了五猖会,我会提出的问题是,作者反映了怎样的一种教育现状?他对这种教育现状持什么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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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用心良苦”。
鲁迅出生在一个从小康到困顿的封建家庭。鲁迅的父亲虽非封建顽固派,但他本人是秀才,笃信孔孟之道,认为读书做官是人生唯一正确的道路,所以他强制孩子读死书、死读书。7岁的鲁迅兴高采烈要去看赛会,父亲偏在这时候要他背《鉴略》,背不出不准去,其目的就是要孩子任何时候也不可忘了“正事”、“正路”,这真所谓用心良苦。
诚然,背诵 《鉴略》这一段往事,使鲁迅难以忘怀,但是,他终于没走封建家庭给他设计的人生道路,反而倒促使他对家庭和教育问题深入思考:他清晰地认识到“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发出了 “救救孩子”的呼号,主张“完全解放了我们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痛恨孔孟的伦理纲常,反对“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主张革命也要 “革到老子身上” 去。鲁迅曾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对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猖会》,正是这样“一个明确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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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个性的社会。
文章前半部分写作者童年时如同盼望过年过节一样,殷切期待着迎神赛会的到来,但往往看到的只是“所剩的极其寥寥”的赛会尾巴,于是,只得寄希望于下回,“可是结果总是一个 ‘差不多’”。作者在简练而真切地描绘了当时自己那种向往、惋惜的心情后,引用了《陶庵梦忆》中关于赛会热烈场面的生动记叙,并感叹道: “这样的白描的活古人,谁能不动一看的雅兴呢?”
然而,当时的赛会,“妇孺们是不许看的,读书人即所谓士子,也大抵不肯赶去看”,这说明了封建社会对此项民间活动的鄙视和限制。原来,在“上等人”看来,这无非是“下等人”粗俗不堪的表演。可是童年的鲁迅却“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甚至希望自己能有一次“扮犯人”的荣幸,这是鲁迅从小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我们从《阿长与〈山海经〉》、《社戏》、《故乡》等作品知道,童年鲁迅常与农民、农民的孩子相亲近,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十分喜爱民间艺术,所以他与 “下等人” 的思想感情是相沟通的。
鲁迅文章中写到了“亲见的赛会”。文中唯一的一次正面描写迎神赛会也不到140个字。这一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注意。本段前面写到的“赛会虽然不像现在上海的旗袍,北京的谈国事,为当局所禁止”等,是鲁迅先生常用的杂文笔法,即使是写往事,也不忘针砭时事。这是怎样的社会呢?从作者看似平淡的笔触中,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压抑人的个性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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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遭抑
。文章的后部分写作者童年时看五猖会前的一段难以忘怀的经历。“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我”“笑着跳着”,节日的欢情可闻可见。但是一切准备妥当,大船即将启行之时,父亲走来了,慢慢地说:“去拿你的书来”,“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这“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我”一下子从欢乐的巅峰跌入失望的渊底。面对背书的严令,在场的人都不敢违拗,只有 “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孩子的“发着抖”的“急急诵读的声音”,使我们今天的读者们也会感到心沉,它使我们体会到封建家庭教育就像是一具束缚儿童身心的沉重的桎梏,专制而冷酷。
书,梦似地背完了; 东关,也去了。但是,“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事情过去了30多年,鲁迅在写这段回忆文字的时候,“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