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张居正，清朝雍正，呕心沥血改革税制，最终导致人口大爆炸
嘉靖九年(1530年)，明朝已经有人提出，并开始在地方上个别应用的“一条鞭法”。
在万历九年(1581年)，终于由著名改革家张居正统一推广到全国。
这种新法将全国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各种零零碎碎的乱七八糟的税赋合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田亩来进行折算。
这给中国 历史 带来一个始料未及的深刻影响， 极大的提高了中国人口发展的上限，以往的王朝人口极少超过一亿，即便是富庶的宋朝，也只能勉勉强强达到一亿人口，只要超过这个上限，那么流民四起、农民起义遍地，最后王朝崩溃，但是明末的人口达到了近两亿才发生流民内乱、农民起义。
到了清朝，从明朝继承下来并继续深化推进的新税制，即是雍正朝的“摊丁入亩”政策，更是使得人口一直发展到突破四亿才发生流民内乱、农民起义。
而中国人口上限的提高，反过来极大的降低了劳动力的价格，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发展上被锁定在了贫穷落后而难以突破。
在古代中国，地广人稀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太过昂贵，资本投入人力的边际效益更高，地主阶层只能自营土地，因为这样更划算；在地狭人稠的情况下，资本投入土地的边际效益更高，所以地主阶层就会变成对外租佃，因为劳动力越来越廉价，土地就越来越昂贵。
对应地，在每个王朝初期，因为动乱，因为农民起义，大批量的人口被死亡，国家自然地广人稀，对这时候的地主阶层来说，自营更为划算，而且这时候由于获得土地的成本相对来说比较低，自耕自种的农民相对来说就比较多，地主阶层可以雇佣到的农民也不会很多，地主阶层的经营规模相对有限，加上王朝初期一般都是雄才大略的君王，对一些不法地主进行严厉打击，土地兼并问题也不会很严重。
到了王朝后期，人口越来越多，地广人稀逐渐变成地狭人稠，地主阶层也积攒了大量资本，有了资本之后便会开始进行土地兼并，土地兼并的后果就是自耕农越来越少，佃农越来越多，雇农越来越多。
但是这种兼虽然使得自耕农变成了佃农，佃农也只是失去了此前可以从土地中获得的地租收入，但仍然可以拥有如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和自己劳动所得的收入部分，农民生活虽然艰难，但不至于活不下去。
一个王朝承平日久，人口越来越繁盛，则人力与土地的相对价格便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地的数量基本保持不变，那么这些多余的人口就是 社会 的潜在危险分子。
人口压力越来越大，则地租越来越高，此时土地兼并的倾向就会越来越强，农民在利润分配当中所占份额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导致无以养家糊口，或者租不起地，到这时候就是流民四起，农民起义遍地，封建王朝逐渐崩溃的时候。
但是这时候由于人口越来越稠密，投资土地的边际效益越来越高，加上王朝后期的君王都不是什么雄才大略的主，所以王朝即使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努力抑制土地兼并也是不可能成功的，不仅仅只是因为其违反经济规律，必然失败，还因为王朝统治者无法下定决心进行全方位改革。
最后只能等待王朝走向崩溃，内乱战乱频起，人口开始锐减，土地权利重新分配，再次进入地广人稀的状态，然后再开始下一轮循环。
所以，每一次王朝崩溃灭亡，关键的问题并不在于土地被兼并，而是在于人口的压力。
只不过对于一个王朝来说，最明显的感官就是土地兼并导致流民越来越多，于是试图通过抑制土地兼并来解决人口压力的问题，这实际上已经南辕北辙，是无法走通的一条路。
税收基础为人的情况下，农民阶层的经济压力相对于地主阶层来说比较大，这样王朝崩溃的临界点也就会相对来说比较低，而史料记载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明朝以前的历朝历代，人口没超过一亿就开始走向崩溃了；
而明朝的一条鞭法改为税收基础为地，虽然只有部分税收基础改人税为地税，百年之后的雍正时代，施行摊丁入亩，才开始全国范围内的税收基础变为地，农民阶层的经济压力相对于地主阶层来说比较小，王朝崩溃的临界点就会变高，所以明朝近两亿人口才开始出现问题，清朝更为夸张，到了四亿多人口才出现问题。
但是到了如此之多的人口，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已经被压低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任何以节约劳动力为目的的科学技术都不再具备经济性，此时的中国已经走入死胡同，在近现代技术没有出现的情况下，只会遵循农民起义——王朝统一——王朝衰落——农民起义的循环路线走下去。
因为此时的王朝如果没有外部变量的注入，则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就会被锁死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陷于一种恶性循环当中无法实现突破——庞大的人口只有新的技术跃迁引发的现代经济才能吸收，但正因为庞大的人口本身，使得技术跃迁无法出现。
当然，明朝清朝都在无意识的寻找这种外部变量，明朝晚期逐渐靠近海洋，逐渐与西方接触；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急剧扩张疆域，都是属于解决人口暴增的途径，虽然最后它们都失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