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苏东坡传·第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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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先生曾为苏东坡撰写传记,今日得窥,虽未品完,但仍是有感而发。
“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世上成名之士多为亡者,多是因为人们往往无法客观评价一个活着的人。一个人活着,总会与世上其他人发生交集,他人的情感与喜恶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活着的人往往也善于隐瞒,死人才无法自圆其说。当然,并不是说对死人的评价就客观公正了,只是人们对死人的生平往往更为了解,而与其有所牵绊的人也早已不在人世,人们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或者说自认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归根结底,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死人无法因世人的误读而为自己做出辩解,人们总是读不懂他人的想法,只能在人死之后对其言行进行品评与解读,此书亦是如此。当然,大部分的史实有古物、史书为证,这点无可非议。但虽说是传记,其性格与情绪早已不可考,后人也只能在事实之上,加以揣测。此篇文章,也仅是基于此而试窥苏东坡品性之一斑罢了。
“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的是宋朝一步步衰落的过程,变法兴起,朝廷党争,直至国力衰竭,这对于一个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从苏东坡的生平来看,几乎看不出一个痛苦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他似乎都保持着一份独特的幽默和乐观。并不是说他不爱国,而是他在爱国之余,不会为国家的衰落做一些无谓的哀叹,而是采取行动。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多愁善感,即便是面临亡国之危,擅长做的往往是挥舞几下笔杆子,抒发自己的哀痛,仅此而已,真正的抵抗,除了极少数文人以外,大多都体现在武将身上。苏东坡却是独立于这两种类别之外的另一种人。他不是文天祥,他在危情之下会害怕;他也不是那大多数,他不仅仅是坐山观虎斗。他没有那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也没有那些多愁善感的九曲愁肠,他是一个会害怕、会担忧、会挣扎,但也会为这一切用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更接近于普通百姓的人。而他在这一切中仍然能保存自己的那一份潇洒,使他成为了历史洪流中真正的一份独特。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文学往往用于传递情感,情至真而字字传情,情至薄而珠玑无泽。苏东坡的自在潇洒与张扬快意,是可以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这或许也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吧。情感也是一种语言,它和文字自然是有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转化到读者的眼中,便会产生一种共鸣,仿佛亲身体验了苏东坡当时之乐。这种玄妙的沟通与共鸣,也是苏东坡有如此多的崇拜者的原因之一。从林语堂先生的词句中,也可窥得其对苏东坡此人、此性的赞叹。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快乐,世俗的名利纷争,归根结底不过为此。而苏东坡,从乌台诗案面临被捕性命堪忧的丝丝惶恐,到被贬之后对当地百姓所作善举,透露的都是一种超脱。他对于自己的情绪未曾掩盖分毫,对百姓所做之善举也不是想为自己谋得利益,一切都纯粹是因为他想做,所以他做,所以他能在被贬之际仍然透露出一股子悠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陶渊明归田园为农夫,苏东坡入朝廷为官吏,但二人皆得以存得本心。身在世俗纷争最为繁杂的地方,观望纷争,参与纷争,却透露着一股出尘的气息。然而此出尘绝非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傲,在面对百姓时,他同样能平易近人。纵观古今几千年,能有这份气概的人,寥寥无几。
“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会有共通之处,兴许是因为所学皆为儒,也缺乏创新的思维。然而同样如此,苏东坡却是其中少数几个,既与之思想共通,又有其鲜明特色的文人之一。他往往能把一些寻常文人无法入诗之物写得巧妙,也能把文人常写之物写得更甚三分。究其原因,苏东坡往往能跳出古人的思维定式,观常人所不可见,思常人所不可思,写常人所不可想。这固然是他潇洒随意的性格使然,但也不乏他思想先进之功劳。可以说,苏东坡的思维几乎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朵奇葩,这在那时难能可贵。甚至于有时还会引发一种思考:倘若当年变法之人是苏东坡,或许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苏东坡常受言语所扰,但他却不会为其所困,因为他看得开。但他也并不是全然不在乎。他既不会为赞美而飘飘然,也不会为侮辱而妄自菲薄。人们赞他,他受宠若惊;人们辱他,他一笑置之。说实话,“宠辱不惊”虽好,但全然不在乎的超然,反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机械感。人们是需要回应的,在不带目的地夸赞或批评他人时,若未曾见到一丝回应,不免失望。但若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判,却也会丧失本心。苏东坡却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他有回应,却也不会因其影响自己的行为;他既像凡夫俗子一般在意他人的评判,又似遗世之仙一般看淡这一切。这便是他在入世和出世之间,那种恰到好处的超脱与淡薄。
“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苏东坡与其弟情谊之深,在古往今来所载的诸多文人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弟弟苏辙也颇负盛名,但二人感情之深厚,也无法为其所掩盖。从幼时一同学习,到为官之后互赠诗文,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兄弟情谊。或许古人们也有这般浓厚的情谊,但他们互相联络、互相激励、互相关心之频率,也再无法多于这二人。古代文人流传下来的诗篇,不论何时何地,多是有感自发,亦或是写给友人。而苏轼与苏辙,在相同的情形之下,写给的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
《苏东坡传》之卷一,所述为苏家父子在苏东坡诞生后,至考中进士、进京。其间大多夹杂着些许苏家人的逸事,抑或是对途中之景的描绘,对于苏东坡此人,还不可窥得其全貌。但其性格,却已逐渐成型。
“活着的人总有些秘密,他那些秘密之中最精彩的,往往在他死了好久之后才会泄露出来”。世上成名之士多为亡者,多是因为人们往往无法客观评价一个活着的人。一个人活着,总会与世上其他人发生交集,他人的情感与喜恶往往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活着的人往往也善于隐瞒,死人才无法自圆其说。当然,并不是说对死人的评价就客观公正了,只是人们对死人的生平往往更为了解,而与其有所牵绊的人也早已不在人世,人们才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或者说自认为客观的评价。当然,归根结底,大部分时候是因为死人无法因世人的误读而为自己做出辩解,人们总是读不懂他人的想法,只能在人死之后对其言行进行品评与解读,此书亦是如此。当然,大部分的史实有古物、史书为证,这点无可非议。但虽说是传记,其性格与情绪早已不可考,后人也只能在事实之上,加以揣测。此篇文章,也仅是基于此而试窥苏东坡品性之一斑罢了。
“研究苏东坡传记,同时也就是研究宋朝因朋党之争而衰微,终于导致国力耗竭,小人当政”。苏东坡的一生经历的是宋朝一步步衰落的过程,变法兴起,朝廷党争,直至国力衰竭,这对于一个深爱着这个国家的人来说无疑是痛苦的。但从苏东坡的生平来看,几乎看不出一个痛苦的过程。无论何时何地,他似乎都保持着一份独特的幽默和乐观。并不是说他不爱国,而是他在爱国之余,不会为国家的衰落做一些无谓的哀叹,而是采取行动。中国古代的文人大多多愁善感,即便是面临亡国之危,擅长做的往往是挥舞几下笔杆子,抒发自己的哀痛,仅此而已,真正的抵抗,除了极少数文人以外,大多都体现在武将身上。苏东坡却是独立于这两种类别之外的另一种人。他不是文天祥,他在危情之下会害怕;他也不是那大多数,他不仅仅是坐山观虎斗。他没有那种宁死不屈的英雄气概,也没有那些多愁善感的九曲愁肠,他是一个会害怕、会担忧、会挣扎,但也会为这一切用出自己的绵薄之力的,更接近于普通百姓的人。而他在这一切中仍然能保存自己的那一份潇洒,使他成为了历史洪流中真正的一份独特。
“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文学往往用于传递情感,情至真而字字传情,情至薄而珠玑无泽。苏东坡的自在潇洒与张扬快意,是可以通过文字传达出来的,这或许也是文学的魅力之一吧。情感也是一种语言,它和文字自然是有共通之处的,这种共通转化到读者的眼中,便会产生一种共鸣,仿佛亲身体验了苏东坡当时之乐。这种玄妙的沟通与共鸣,也是苏东坡有如此多的崇拜者的原因之一。从林语堂先生的词句中,也可窥得其对苏东坡此人、此性的赞叹。人们总是热衷于追求快乐,世俗的名利纷争,归根结底不过为此。而苏东坡,从乌台诗案面临被捕性命堪忧的丝丝惶恐,到被贬之后对当地百姓所作善举,透露的都是一种超脱。他对于自己的情绪未曾掩盖分毫,对百姓所做之善举也不是想为自己谋得利益,一切都纯粹是因为他想做,所以他做,所以他能在被贬之际仍然透露出一股子悠闲。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陶渊明归田园为农夫,苏东坡入朝廷为官吏,但二人皆得以存得本心。身在世俗纷争最为繁杂的地方,观望纷争,参与纷争,却透露着一股出尘的气息。然而此出尘绝非是那种高处不胜寒的孤傲,在面对百姓时,他同样能平易近人。纵观古今几千年,能有这份气概的人,寥寥无几。
“别的诗人作诗限于诗的词藻,要选用一般传统的诗的题材,而苏东坡写诗不受限制,即便浴池内按摩筋骨亦可入诗,俚语俗句用于诗中,亦可听来入妙。往往是他在作诗时所能独到而别的诗人之所不能处,才使他的同道叹服。”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思想或多或少都会有共通之处,兴许是因为所学皆为儒,也缺乏创新的思维。然而同样如此,苏东坡却是其中少数几个,既与之思想共通,又有其鲜明特色的文人之一。他往往能把一些寻常文人无法入诗之物写得巧妙,也能把文人常写之物写得更甚三分。究其原因,苏东坡往往能跳出古人的思维定式,观常人所不可见,思常人所不可思,写常人所不可想。这固然是他潇洒随意的性格使然,但也不乏他思想先进之功劳。可以说,苏东坡的思维几乎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朵奇葩,这在那时难能可贵。甚至于有时还会引发一种思考:倘若当年变法之人是苏东坡,或许结局,会有很大的不同。
“不管是好谣言,坏谣言,他总是语言的箭垛,太好的谣言,他当之有愧;太坏的谣言,他无端受辱。这种命运和韩愈的命运相似。”苏东坡常受言语所扰,但他却不会为其所困,因为他看得开。但他也并不是全然不在乎。他既不会为赞美而飘飘然,也不会为侮辱而妄自菲薄。人们赞他,他受宠若惊;人们辱他,他一笑置之。说实话,“宠辱不惊”虽好,但全然不在乎的超然,反而会给人一种冷冰冰的机械感。人们是需要回应的,在不带目的地夸赞或批评他人时,若未曾见到一丝回应,不免失望。但若是过于在意他人的评判,却也会丧失本心。苏东坡却是在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巧妙的平衡点。他有回应,却也不会因其影响自己的行为;他既像凡夫俗子一般在意他人的评判,又似遗世之仙一般看淡这一切。这便是他在入世和出世之间,那种恰到好处的超脱与淡薄。
“他们兄弟之间的友爱与以后顺逆荣枯过程中深厚的手足之情,是苏东坡这个诗人毕生歌咏的题材。兄弟二人忧伤时相慰藉,患难时相扶助,彼此相会于梦寐之间,写诗互相寄赠以通音信。”苏东坡与其弟情谊之深,在古往今来所载的诸多文人中,都是极其罕见的。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弟弟苏辙也颇负盛名,但二人感情之深厚,也无法为其所掩盖。从幼时一同学习,到为官之后互赠诗文,都透露出一种浓浓的兄弟情谊。或许古人们也有这般浓厚的情谊,但他们互相联络、互相激励、互相关心之频率,也再无法多于这二人。古代文人流传下来的诗篇,不论何时何地,多是有感自发,亦或是写给友人。而苏轼与苏辙,在相同的情形之下,写给的是自己血脉相连的兄弟。
《苏东坡传》之卷一,所述为苏家父子在苏东坡诞生后,至考中进士、进京。其间大多夹杂着些许苏家人的逸事,抑或是对途中之景的描绘,对于苏东坡此人,还不可窥得其全貌。但其性格,却已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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