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是一部怎样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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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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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应该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态度,《水浒传》最早的名字叫《忠义水浒传》,甚至就叫《忠义传》。作者在以“忠义”为武器来批判这个无道的天下时,对传统的道德无力扭转,这个乾坤感到极大的痛苦和悲哀。以致于“忠义”这一批判武器自身也表现出了一种深沉的迷惘。水浒故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
第一,《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被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深地染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三十六人就是“广行忠义,殄不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1〕,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2〕。《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第二,明代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忠良屡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人们期待有一批寄托着自己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英雄们横空出世,来洗濯这污秽的世界。于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冲天,快意恩仇的绿林义气,构成了对好汉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己经由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悄然转变,而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便是《水浒传》。
二、人物的出场设置为全书奠定了忠义的基调有人曾经指出,最早的《水浒传》本子,应当只有晁盖、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开头就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两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场。《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对小说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说来也怪,《水浒传》最先登场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而是王进。这位王进在许多方面和林冲一致,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同样受到了高俅的迫害。但也没有落草为寇,既没反也没乱,而是“私走延安府”。为什么要去延安府?小说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用意完全一致。可见小说一开头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好汉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选择是避开当权奸佞,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效力,而不是起来反抗。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梁山,这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是鲁智深的故事。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林冲而不惜得最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与林冲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和对义气的崇拜,显然忠义观念成为小说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三、《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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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水浒传》所写宋江起义的故事源于历史真实。《宋史》中的《徽宗本纪》、《张叔夜传》及其他一些史料曾提及,略谓徽宗宣和年间,宋江等“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转略十郡,官兵莫被撄其锋”,后被张叔夜设计招降。北宋末年,当腐败的朝廷无力抵抗外族入侵的时候,各地的“忠义军”风起云涌,朝廷亦不得不颁布了忠义巡社制度。历史上宋江起义的性质,有待于历史学家去慎重讨论,但它作为“街谈巷语”在民间流传,则越来越深地染上了“忠义”的色彩。龚开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就称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到《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为帅”等三十六人就是“广行忠义,殄不奸邪”的英雄。元代的“水浒戏”,普遍把宋江写得有别于方腊之流:“则俺那梁山泊上宋江,须不比那帮源洞里的方腊”〔1〕,忠义堂上高搠杏黄旗一面,上写着“替天行道宋公明”,“梁山泊上多忠义”〔2〕。《水浒传》的作者就沿着这一长期形成的思维格局写成了一部“忠义传”。
第二,明代宦官专权,党争不断,忠良屡遭迫害的黑暗腐朽统治,使得人们期待有一批寄托着自己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英雄们横空出世,来洗濯这污秽的世界。于是宋江“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一意招安,专图报国”〔3〕,即使最后被毒死,也是视死如归,大忠大义的壮烈之举;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豪气冲天,快意恩仇的绿林义气,构成了对好汉的人格崇拜,也深刻地反映了由于城市居民、江湖游民等队伍的不断扩大,社会道德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己经由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向自我意识的觉醒悄然转变,而这种转变,最集中地体现便是《水浒传》。
二、人物的出场设置为全书奠定了忠义的基调有人曾经指出,最早的《水浒传》本子,应当只有晁盖、宋江等人的故事,就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开头就写杨志卖刀,接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江两位主人公早早就己登场。《水浒传》却在此前加上了王进、鲁智深、林冲等人的故事,从而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对小说的意义有着重要的影响。说来也怪,《水浒传》最先登场的亮相的人物不是一百单八将的成员,而是王进。这位王进在许多方面和林冲一致,也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也同样受到了高俅的迫害。但也没有落草为寇,既没反也没乱,而是“私走延安府”。为什么要去延安府?小说交待得很清楚:第一、“那里是用人去处,足可安身立命”;第二、“那里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王进三番五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是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破大辽用意完全一致。可见小说一开头就是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好汉如果受到迫害,最明智的选择是避开当权奸佞,用寻找自己的用武之地,为国效力,而不是起来反抗。高俅逼走王进后,又将林冲逼上梁山,这是为了表明“乱自上作”。但有趣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前,小说讲述的是鲁智深的故事。鲁智深最突出的性格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为了救素不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死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台山。为救林冲而不惜得最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只好去二龙山落草。因此,鲁智深的落草与林冲不同,他的落草有些“好汉做事好汉当”的味道,小说肯定赞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的英雄豪气。一部大书,以王进、史进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篇,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和对义气的崇拜,显然忠义观念成为小说要表现的重要内容。三、《水浒传》中宋江是忠义思想的核心体现者忠义思想是《水浒传》的主旨思想,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要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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