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的法律用来命名的是
夏商周三代的法律用来命名的是刑。
中华法系的形成、发展，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理论奠基，初步建立，体系成熟，制度完备。
（一）先秦：中华法系的理论奠基。
先秦作为中华法系的理论奠基阶段，中华法系的基本法律理念以及一些具体法律制度初步形成。夏商周三代，属于中华文化思想风格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华基本法律理念形成的关键时期。
夏商时期，天命神权思想流行。夏商法律也呈现遵从天命、“代行天罚”的特点。“违反天命”“不遵天命”成为商朝法律中的重要罪名。重大案件审理，也常常借助占卜方式确定。西周政权建立后，需要新的思想理论。
周人的智慧在于，既保持天命神权的基本理论，又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赋予“天命”以新的内涵，以解决周朝统治的合理性、合法性问题。周人的新思想就是“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理论。
西周统治者在法律制度构建过程中，坚持“敬天保民”“以德配天”的指导思想，形成“明德慎罚”的法律原则，主张重视德治，慎重刑罚。中华法系所具有的人文精神以及德法共治、民本思想，均源起于周人的“以德配天”理论。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中华法系初步建立。
秦汉魏晋南北朝作为中华法系的初建阶段，中华法系的核心理念与主体制度逐渐发展、定型。自秦帝国建立到西汉中期90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指导思想的重要探索期。
这一时期，就治国理政指导思想的理论探索与政治实践而言，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秦朝“以法为本”，以法家思想为主导，实施国家治理。
第二阶段：汉初“无为而治”。西汉初年，统治者接受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废弃“以法为本”的指导思想，转而采用道家“黄老学说”，推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方针。
第三阶段：汉中期开始“独尊儒术”。汉武帝时，“无为而治”已不再适应国家治理需要，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再次作重大调整，代“黄老学说”而起者，是经过董仲舒充实改造的儒家学说。
汉中期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在正统儒学指导下，传统法律经历了“儒家化”过程。中华法系的一些重要制度，在这一时期创制建立、修订发展，并在政治法律实践中逐步成型，既丰富了中华法系的思想内涵，也为中华法系的成熟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三）隋唐：中华法系的成熟。
隋唐时期，中华法系全面成熟。隋唐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一次大的社会动荡、南北分裂后的统一政权。统一的政权，需要统一的思想，也需要统一的法律。唐初统治者致力于实现理论统一与法律统一两大目标。
唐贞观、永徽年间，朝廷做了两件大事。其一，考订《五经》，编纂《五经正义》；其二，修改法律，制定《唐律疏议》。前者为统一理论，确立国家主流思想；后者为编纂法典，确立全国统一实施的法律制度。
《五经正义》的编纂与颁行，既标志着儒家学说的内部统一，也标志着儒家理论重回正统官学、主流思想的地位。
《唐律疏议》的制定与实施，完成了以《诗》《书》《易》《礼》《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思想对于法律规范的改造，完成了社会主流价值对于国家法典的实质性融入，促使中华文化精神与法律制度深度融合，代表着中华法系的成熟。
作为成熟形态的唐代法律，对东亚、东南亚各国立法产生重要影响。8世纪至14世纪，日本的《大宝律》《养老律》，朝鲜的《高丽律》，越南的《刑书》《国朝刑律》等基本法典，从内容到形式，从概念到原则，多直接移植“唐律”。
（四）宋元明清：中华法系在发展中完备。
宋代社会的发展，从三个方向推动着中华法系新的进步。其一，商品经济萌芽，经济交往加速，促使与所有权、财产交易、契约合同、违约责任等相关联的法律制度逐步建立、完善。
其二，农民对于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减弱，促使人口流动性增加。在理学家的倡导下，国家统治者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家族组织、家法族规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作用。
其三，中医技术的发展，强化了对于人体构造的了解，提升了对于人体伤害案件的医疗分析能力，以《洗冤集录》为代表的法医著作的问世及应用，使得中华法系的法医学达到当时世界最高水平。
明清两代对于中华法系的主要贡献在于：根据国家治理、社会管理的新需求，全面强化通过法律手段，维护国家“大一统”格局，维护中央集权，建立系统的职官管理法律制度，整体上推动中华法系进一步完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