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起义为何选黎元洪为都督?
有说法是因为起义军自认为声望不足,可是黎元洪是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可王得胜当时是步兵第十五协协统,邓成拔当时是步兵第十六协协统,都与黎元洪声望相当。比他官大的还有陆...
有说法是因为起义军自认为声望不足,可是黎元洪是独立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可王得胜当时是步兵第十五协协统,邓成拔当时是步兵第十六协协统,都与黎元洪声望相当。比他官大的还有陆军第八镇统制张彪和湖广总督瑞澄。为什么起义军选的是黎元洪?
展开
6个回答
展开全部
坚持共和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
在此前两年,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坚定遵守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均有馈赠。就在袁氏称帝这年,袁送黎之礼品用红帖书 “赏武义亲王”,黎怒而拒收。第二天,袁自称“姻愚弟”,黎才收了。
纵观黎元洪一生,身不由己当了几回傀儡。但这一回真的硬梆起来。人称“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诸事上是那么坚决,可见其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旧军人,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倾向共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
以次纪念 辛亥革命95周年,排满共和大英雄黎元洪万岁!!!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帝位后,第一道命令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消息传出,黎元洪的幕僚中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有的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黎元洪坚定地说:“我意已定,决不接受,即使牺牲个人,亦所甘心。”
其实,在袁世凯迫不及待黄袍加身、授意杨度成立筹安会为其称帝作准备时,一些趋炎附势者风起云涌,伪造民意,以迎合图荣。袁世凯深知实行帝制非利用黎元洪不足以资号召,屡次派员示意黎元洪玉成,而黎元洪坚持反对,终不为所动。自1915年8月6日以后,既不出席参政院,一再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等职,愿意回到原籍黄陂休养,但都没被袁世凯允许。
黎元洪知道离开北京是办不到的了,就借口夫人有病,居住瀛台过于寒冷,设法离得远一些。袁世凯终于同意他迁居东厂胡同。自11月起,他拒绝领受副总统的薪金和公费,请袁裁撤副总统办公处,并向参议院请辞副总统职务。此间,他对任何人都很少开口说话,以至像哑巴、木头人一样。
封王令发布后,袁世凯令在京文武百官赴东厂胡同黎邸祝贺,恳即日就封。在国务卿陆征祥宣读贺词后,黎元洪当即答道:“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主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致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言毕,转身进入居室。百官默然离去。
下午,袁世凯又派永增军衣成衣匠至黎邸为黎量身做亲王服。黎坚拒不允,说:“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面具呈坚辞。隔了数日,政事堂送公文至黎邸,封面书“武义亲王开拆”,被收文者误启,呈黎阅时,黎元洪大怒:“我非武义亲王,岂能收受此公文!”饬令退还。
袁世凯又下令劝黎不要固辞,但黎置之不理。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公府顾问舒河阿前往黎邸,察看黎的态度,阮公然称黎为“王爷”,并说袁还打算加黎“副元帅”、“辅国大将军”称号。黎元洪忍不住吐出一句话:“你们不要骂我!”黎已看出袁世凯是个极端不讲信义的人,如果接受王位,只能落个骂名。黎元洪没有勇气正面反对帝制,但他坚决不做这个并不光彩的王爷。
在此前两年,人们就看出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劝黎反袁。黎元洪说:“目前国情,以统一及安定民生为主,若全国统一,国会告成,袁如有野心,予志自雄,变更国体,即为违反约法,为国民公敌,不啻自掘坟墓。予当追随国人之后,誓死反对。即使予毁家灭身,继起者亦大有人在,中华民国断不灭亡。”在袁世凯称帝时,黎元洪坚定遵守与国民政府的约言。
黎元洪与袁世凯是儿女姻亲,向例年节均有馈赠。就在袁氏称帝这年,袁送黎之礼品用红帖书 “赏武义亲王”,黎怒而拒收。第二天,袁自称“姻愚弟”,黎才收了。
纵观黎元洪一生,身不由己当了几回傀儡。但这一回真的硬梆起来。人称“黎泥菩萨”、“好好先生”的黎元洪,在反对袁世凯称帝、拒受册封诸事上是那么坚决,可见其于大处绝不糊涂的一面。
历史的偶然性中常常蕴涵着必然性,戏剧性的历史事件下面常常隐藏着非戏剧性的客观规律。我们只要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分析判断,还是能够解开黎元洪身上的许多谜团。
应该说,黎元洪在武昌起义后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历史的必然,作为一个旧军人,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倾向共和,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琨、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
以次纪念 辛亥革命95周年,排满共和大英雄黎元洪万岁!!!
展开全部
第一,武昌起义的突发性提供了机会。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领导人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第二,革命党人受唯“资望论”错误观念的影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第三,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盗取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第四,黎元洪的个人品性。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武昌起义原计划定在10月6号,但就在这一天,突然发生南湖炮队事件,结果全盘计划打乱。由于事出仓猝,大家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中无数。“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炮队事件惊动了清方,一时武昌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于是,革命党人开会决定改期在10月9日晚12时,以南湖炮响为号。但又在起义前夕,突然发生汉口宝善里爆炸事件,造成更加严重后果,起义计划泄密,许多革命党人被捕,武昌起义的活动顿时失去指挥全局的枢纽,起义计划再次流产。后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的总代表熊秉坤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但想不到工程营官长忽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引发枪声,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全面爆发。透过武昌起义的全过程,不难理解,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突发性。因为突发性,一时群龙无首,重要领导人等,如孙中山远在美国,黄兴在香港,宋教仁在上海,其他许多革命党人如蓝天蔚、吴禄贞等也远在北方。因为突发性,黄兴、宋教仁、潭人凤等对武昌起义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足,一直迟迟不来。因为突发性,许多新军战士不明真相。武昌枪声已响,熊秉坤“鸣警笛集合,惟人声嘈杂,应者甚少”。熊率队出营,“回顾左右,最多不过四十名兵耳。其余仍在营内吆喝,然颇助吾辈之声势也”。突发性,导致有资望的革命党人的空缺性,这就为黎提供了机会。
第二,革命党人受唯“资望论”错误观念的影响。
武昌起义成功了,但革命形势仍然紧迫。谁来做革命都督,依然悬而未决。真的革命党人中无人才?事实上,当时蒋翊武、蔡国桢、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是武昌起义前夕,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重要领导。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们中许多人也都在武昌,并且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那为什么不推选他们呢?究其原因是“刘公也好,孙武也好,蒋翊武也好,尽管在起义过程中作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但论威望和能力都还不足以使大众心折,难以领袖群伦”。如蒋翊武当时在新军中只是第四十一标三营左队的一个兵士。又“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错误的理论导向,使革命党人认为:推黎出来,便于号召天下。
第三,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
幼稚、软弱和不成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突出特点,这是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因为这一先天性不足,注定了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即使革命暂时成功,但最后的结局不是夭折就是被人窃取,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透过武昌起义的前后过程,革命党人的幼稚、软弱和不成熟在很多方面暴露。比如起义前夕的准备,为了筹款不择手段:“邹永成准备用药麻醉婶母后夺取她的金饰,居正、焦达峰等到蕲州达城庙准备盗取贴金菩萨。”武昌起义当夜,“熊秉坤领导工程八营发难后,到楚望台军械库已觉得难以指挥全军,只得推出一个同情革命的队官吴兆麟来当临时总指挥”。等等。正是这一致命弱点,导致在武昌起义中出现许多问题:①武昌起义过程中,许多革命党人革命目标不明确。如武昌起义前,革命党人彭楚藩被捕,武昌知府审问时,他回答:“我只晓得以排满流血为宗旨”。又如湖北军政府建立时,对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争议,蒋翊武如是解释:“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黎一个都督名义”。②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武昌起义后,“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蒋翊武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会上,在刘公、孙武、居正、蒋翊武等人中推选,他们都竭力谦让,不肯担任”。③革命党内部矛盾重重。起义前和过程中不少革命党人不敢勇挑重任,但武昌起义成功后,“蒋翊武、刘公、孙武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创造了机会”。
第四,黎元洪的个人品性。
黎元洪,治军严格,但对士兵比较宽厚,对军中的知识分子也较优待。“为人有谨厚之称,以视张彪之不学无术,刻扣自肥,相去远矣,故独能得兵士欢心”。“1909年保路运动在湖北兴起时,他曾表示同情,并与标统曾广大等拟提倡军界集股办法”。为此,革命党人认为: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①黎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伏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望;②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人,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③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
黎元洪之所以能出任湖北军政府的都督是各种因素促成的。虽其暴露出革命党人的许多不足或存在问题,但从当时的情景看,推选黎为都督,应该说是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至少对群众的革命情绪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安定了人心,使革命形势得以向全国发展。
参考资料: 北溟鱼 的博客
本回答被提问者采纳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首先:革命党会看上黎元洪,主要原因是他具有特殊的身份和地位。黎元洪是湖北籍的名将,自诩以文人带兵,风度翩翩,体恤下情,素有“黎菩萨”的称号,革命党要利用的正是黎元洪的名望来稳定民心,震慑清朝,号召天下。
其次:革命党人的能力不是不如黎元洪,但是不够号召天下,万一清廷对武昌起义,加以叛兵或者土匪的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宽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湖北籍的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
起初革命党把黎推上鄂军都督的位置,只是想用他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黎元洪也毫无思想准备,处境极为被动、尴尬,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总是瑟缩不语,态度很消极,可是就是这个被时人戏称为“泥菩萨”的人,因为他出任都督,客观上给革命带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影响,造成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廷的政治格局。
其次:革命党人的能力不是不如黎元洪,但是不够号召天下,万一清廷对武昌起义,加以叛兵或者土匪的罪名,各省不明真相,响应困难,且黎平日待兵宽厚,爱惜当兵文人,又属湖北籍的将领,只要推翻满清,革命成功,似无不可。
起初革命党把黎推上鄂军都督的位置,只是想用他的空名来镇定人心,而黎元洪也毫无思想准备,处境极为被动、尴尬,参加会议的时候他总是瑟缩不语,态度很消极,可是就是这个被时人戏称为“泥菩萨”的人,因为他出任都督,客观上给革命带来了他人无法替代的影响,造成了有利于革命,而不利于清廷的政治格局。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黎元洪的清望不是他们能比的,而且此时邓成拔在四川跟着端方镇压保路运动,王得胜跟着张彪与革命党死磕。张彪和瑞澄是革命的对象。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展开全部
当时革命军中最大的是排长 黎元洪是旅长 武昌起义后被迫参加革命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