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作品与西方现代派绘画有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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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epl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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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之艺术,其传统功力之深,技法画路之宽,题材风格之广,成就影响之大,实为举世罕见。他的画包众体之长,兼南北二宗,集文人画、作家画、宫廷画和民间艺术为一炉,境界高绝。他的作品既融入了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一些因素,又忠实地继承了中国画的正统技法,并开创了泼墨、泼彩、泼写兼施的新技法,开拓了中国画的意境、风格与技巧,给中国画注入了新的活力,影响广泛而深远,被誉为“引导中国画进入未来世界的桥梁”及“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一代宗师。”除了笔墨丹青,他还在书法、篆刻、诗词、鉴赏、画史研究等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
徐悲鸿赞其为“五百年来第一人”,并说:“他才力、学养过人,于山水、人物、花卉、仕女、翎毛,无所不擅。特别是在山水画方面具有特殊的贡献:他和当时许多画家担负起对清初盛行的正统派复兴的责任,也就是继承了唐、宋、元画家的传统,使得自乾隆后衰弱的正统派得到复兴。”
绘画的种类多种多样,有着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如根据绘画所表现的对象和内容区分,可以分为宗教画、历史画、风俗画、肖像画(人物画)、风景画(山水画)、静物画、花鸟画等。按照绘画工具和材料区分,有素描、油画、水彩画、水粉画、水墨画以及版画、雕塑、壁画等。按照国别或民族文化传统区分,则有中国画、日本画等。在这众多的画种中,中国画和油画,则是东、西方两大绘画体系的典型代表画种。
油画,是以油为调合剂调和颜料、用短毛硬质棕笔和油画刮刀、画在经加工制作过的不吸油的亚麻布或其它材料上的一种画种。它发明并流行于西方,主要是欧洲。由于油画是来源于西方的画种,我国传统上便将素描、油画、水粉、水彩等称为“西画”。
油画是从古老的壁画技法中发展出来的,墙壁上的绘画被转移到画架上的木板或木框绷着的画布上,被称为“架上绘画”。15世纪以前,欧洲的绘画颜料还是用胶水、矿粉和鸡蛋清调和的颜料。以后发现用亚麻仁油调和颜料效果更佳,调好的颜料不易干,画时可层层重叠上去,且干后颜色非常鲜亮,日晒不易褪色。于是,经过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很快传遍了欧洲,油画遂成为西方绘画的主要画种。油画的效果细腻、丰富,能够很好地表现被画物体的质感、量感、表现的光线、色调、气氛逼真。油画内容小到静物、小景,大到征战、庆典,无一不包,画人物肖像更为擅长。在照相机未发明的年代,具有很高的写实性能的油画是人“留影”的主要手段。虽然油画从发明至今,不过短短四百余年的历史,却发展飞快,由此可见它那旺盛的生命力。在清代中期,油画技法传入中国,至今已与中国画比肩发展。
中国画,从现在的画在绢帛上的最早的作品来看,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以后,至唐代宣州泾县匠人用檀树皮与稻草抄制出着墨华滋、纸质洁白、便于装裱、经年不变的宣纸以后,中国画的创作更进入自由驰骋的天地。中国画的诞生标志着世界艺术宝库中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创立。
中国画古称“丹青”,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它是在五千年文明史中,与中国各民族文化融合与渗透而共同创造的成果。中国画具有中华民族的伟大气魄,能容纳百川而归大海,它能同化各种外来艺术流派,而不被其所同化。融汇外来形式的新疆龟兹壁画、敦煌壁画,已成为中华民族艺术的代表,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绘画的巨大能量。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只有中国的民族的传统没有中断;世界六大文化体系-中国、埃及、印度、爱琴海、西亚两河流域、南美玛雅,也只有中国文化与爱琴海文化在多元化的世界文化上齐驾并驱,始终最具有影响力。
中国画给予四周的邻国以莫大的影响。日本很早就是中国绘画的旁系,历代都有中国画家到日本去传授中国画技法。14-15世纪,中国画又传到印度、波斯等国,使它们的绘画受到很大影响。这些国家的艺术作品,都富有明朗的中国风格和情趣。
同中国画相比,传统西画要求的是写实,是具象绘画。其发展靠的是科学,如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光学,靠技术、物质材料。
而中国画则要求的是写意,不以写实作为最高标准。意象区别于具象和抽象,既借助具象、也借助抽象;借助写实,又是写意,因此,它靠的是哲学和文学发展。
传统西画是力求真实的“再现”外部世界,它运用透视,在二维画面中利用视错觉“真实”地再现三维空间的情景。
而中国画则力求“表现”外部世界,由于受“天人合一”哲学观的影响,画面中的世界是画家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统一体,在中国画的画境中,更注重于画家的“心意”和“情景”相融合的“意境”。
在古希腊很早就有人指出:“艺术是对客观自然的模仿”。一直到19世纪,车尔尼雪夫斯基还在主张艺术是生活的再现。达.芬奇也曾说过:“最可夸奖的绘画是最能形似的绘画。”在西方印象派出现之前,绘画创作的标准是形似。直到浪漫主义画派出现,才注意到绘画要表现激情。印象派画家虽然已有了表现画家主观世界的因素,但主要的还是再现,即再现客观世界的光色、再现特定瞬间的感觉和印象。直到后期印象派,才开了西方绘画表现的先河。由于后期印象派承上启下的作用,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应运而生。西方绘画才从“模仿”的认识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而作为东方艺术体系的代表,中国画的发展,则与中国的哲学、伦理学、文学、书法、音乐等有密切的关系。在绘画中渗透了中国儒、道、释各家的哲学思想和审美观念。由于崇尚“天人合一”的观念,使中国画借助自然物象表达自身的情感,追求“物”“我”合一的境界,因此绘画不以形似为最高标准。
用比较学的观点来看,东、西方绘画体系各有其优势和长处,在世界绘画史上形成了两座艺术高峰,是不能互相替代的。
同中国画家逐渐地认识并了解陌生的西方绘画一样,西方学者也在认真地研究和试图理解东方艺术,并相互产生了影响。早在1867年,日本的“浮世绘”[注一]参展法国举办的万国博览会时,就轰动了西方艺术界,为他们打开了一扇通往神奇的东方艺术的窗口。当时,他们对日本画家安藤广重的线条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至西方竞相模仿。现在,我们从西方艺术大师高更、马奈、莫奈的油画中都能找到当时模仿日本“浮世绘”的线条和形象。到了后来,西方世界对东方绘画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美国美术史家菲诺罗莎,在谈到东、西方绘画的比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西画注重实物的模写,但这并非绘画的第一要义,妙想的有无才是美术的中心课题。东方绘画虽无油画般的阴影,但可透过浓淡去表现妙想;东方绘画具有轮廓线,乍看似觉不自然,但线条的美感是油画所没有的;西画油彩色调丰富,东方绘画则少而单薄,但色彩的丰富浓厚,可能导致绘画的退步;东方绘画比较简洁,简洁反而易于表现凝聚的精神浓度。”在西方人的眼中,中国画属于“内在性的绘画”。他们原来认为画面上大量的空白是未完成的草图,当他们读懂了“老庄”和“禅”的思想,才找到了答案,并领悟到其中的无穷奥妙。
英国著名美术理论家贡布里希曾说:“他们的画(中国画)画在绢本卷轴上,保存在珍贵的匣椟之中,只有相当安静时才打开观看玩味,很像是人们打开一本诗集时对一首好诗再三吟诵,这就是宋、元直至明、清中国最伟大的山水画所蕴涵的意图。”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画所表现的内涵不仅限于肉眼所看到的物体,而须用心去解读。美国美术评论家高居翰也评论道:“像中国学者们常常所做的那样,平淡只是表面上的,一幅貌似单调的画很可能掩盖着内在的富丽堂皇,在朴素的外衣里可能裹藏着绣花的袍子。在艺术作品和它所反映出来的人品中,平淡并不等于单调。
实际上,西方学者早在上世纪初就明确指出,东方艺术高于西方艺术,认为西方文化注重的是外在的形态或现象,因此艺术之能事便是尽量去模仿自然的表象,但这恰恰是东方的智慧所不加采信的。
随着西方艺术之具象与抽象如走马灯似的兴衰更替,人们忽然发现,原来西方现代艺术观念竟与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换句话说,是传统东方艺术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现代西方艺术。西方现代派强调的有限空间、平面空间之构成和空间的逆转,全然是中国散点透视、强调层次的翻版。被指证为由西方走向东方的桥梁的存在主义,强调具体生活,恰与禅宗强调切身体验不谋而合。甚至把梁楷的“泼墨仙人”解释为与西方的“行动艺术”,与之相提并论。牧溪的“六柿图”被证明为“最低限艺术”的主张。石涛的“万石园”设计与山石的描绘,产生与“波普艺术”[注二]如出一辙。而苏轼的“朱竹”则被解释成与“概念绘画”异曲同工。
1956年,中国画家张大千到法国去学习西方艺术,在巴黎见了艺术大师毕加索。毕加索见到张大千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最不懂的,就是你们中国人何以要跑到巴黎来学艺术。”又说:“不要说法国巴黎没有艺术,整个的西方、白种人都没有艺术。”张大千认为这是谦虚,是客气话。毕加索认真地说:“真的。这个世界上说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有艺术,其次是日本的艺术,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人有艺术。”毕加索并说:“中国画真是神奇。齐先生画水中的鱼,却没着一点颜色,用一根线画水,却让人看到江河,嗅到了水的清香。有些画看上去一无所有,其实却包含着一切。墨竹、兰花,是西方人不能画的。真是了不起的奇迹。”西方另一位艺术大师马蒂斯也说过:“我的美感来自东方艺术,我的风格是受塞尚和东方艺术的影响而形成的。”还说:“东方的线画,是显示出一种广阔的空间,而且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空间,它帮助我走出写生的范围之外。
无论东方艺术,还是西方艺术,都有其合理性,都有其高妙所在。对民族绘画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数典忘祖、妄自菲薄,是没有道理的。从历史的纵横两方面来回顾中国绘画史,应该说,我国传统绘画一方面影响着别人,同时又一直受到外来艺术的影响。同样,妄自尊大,也是不可取的。中西绘画自然应该互相学习,增其所长、补其所短。但学习也并非是削平自己的山头向对方靠拢。在中西绘画的关系上,潘天寿先生曾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东西两大绘画体系,各有自己的最高成就。犹如两座高峰,对峙于亚欧两大陆之间,使全世界仰之弥高。这二者之间,尽可互取所长,以为两峰增加高度和阔度,这是十分必要的。然而决不能随随便便的吸取,不问所吸取的成分,是否适合彼此的需要,是否与各自的民族历史所形成的民族风格相协调。在吸收之时,必须加以研究和实验,否则,不但不能增加两峰的高度和阔度,反而会减去自己的高阔,将两峰拉平,失去了各自的独特风格,这样的吸收,自然应该予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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