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一个孤独者的散步 完本 作者卢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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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 1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别人主人的人，却比别人更是奴隶。”
　　——《社会契约论》卢梭
　　“卢梭自称是有史以来最激越和最强烈地热爱人类自由的人，他试图摆脱一切束缚，……尽管如此，在整个近现代思想史上，卢梭是自由最阴险和最可怕的一个敌人。”
　　——《自由及其背叛》赛亚·伯林
　　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 - 1778）生于日内瓦，受的是正统加尔文派信徒的教育。他的父亲是一个钟表匠。在婴儿时代他的母亲去世，由一个姑母把他抚养长大。12岁那年，其父因与人决斗被迫离开日内瓦。卢梭被迫辍学，从此离开亲人，开始寄人篱下，饱尝生活中的艰辛和困顿。他先后在各种行业里当过学徒、仆人、随从、家庭教师、乐谱缮写人，秘书、作家和乐师等。
　　卢梭早年四处流浪汉，想尽可能地谋一个朝不保夕的生计，如此度过了许多时期。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以鄙视、不屑和嘲讽的语气说，卢梭在各种行业里当学徒，但行行他都憎恨。呆不下去了，在十六岁的时候从日内瓦逃到萨瓦。因为没有生活手段，他去到一个天主教神父那里，扬言想要改宗；并在都灵的一个公教要理受讲所举行改宗以维继生活。后来他腰揣二十法郎被赶出了都灵的公教要理受讲所，当上一个叫德·维齐丽夫人的贵妇的男仆，可是那夫人三个月后就死了。之后，他得到了德·华伦夫人的接济；她和他一样是由新教改宗的，是一个为了在宗教上的功劳而从萨瓦王领受年金的妩媚贵妇。有九个或十个年头，他在她家里度过大部分时光；甚至她作了他的姘妇后。有一段时间他和她的杂役共享着她。
　　在1743年，他在一个显赫贵妇的帮助，当上法国驻威尼斯大使的秘书，那是一个酒棍，他给卢梭委派了工作，卢梭把工作干得很好，但他却忽略了付给卢梭薪金。他和黛蕾丝·勒·瓦色同居大约就在这时候（1745），黛蕾丝是他在巴黎的旅馆中的佣人。他此后终生和她一起生活（不排斥其它艳事）；他跟她有了五个孩子，他全部送进育婴堂。向来谁也不明白，是什么东西引动他接近她。她又丑又无知；她读写全不通（他教她写字，却不教她阅读）；她不晓得十二个月份的名称，不会合计钱数。她的母亲贪得无厌；两人一同把卢梭及他的全体朋友们当收入之源来利用。卢梭声言（不管是真情还是假话）他对黛蕾丝从来没有半点爱情；她晚年贪酒，曾追逐过少年养马夫。大概他喜欢的是这种优越感：感觉在财力上和智力上都毫无疑问比她优越，而且她是彻底倚赖着他的。他与大人物为伍总不自在，从心底欢喜贫贱愚直的人；尽管他至终没和她结婚，但他把她几乎当妻子般看待，所有赞助卢梭的名伶贵妇都不得不容忍她。
　　在这种插曲当中，有一回，他的一个共同浪游的朋友的癫痫病在里昂大街上发作了；正当发作时，卢梭趁着人群聚起来，抛下了他的朋友。他混充詹姆士二世的党徒，自称是名叫达丁的苏格兰人，跟一个有钱的贵妇人闹了一次桃色事件。
　　卢梭是一个让人对其怀着复杂情感的人，无论你是爱是憎；每一个读到卢梭的人，无论你是痛恨还是拜服，却都绝对无法无动于衷。
　　卢梭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为了生活，四处流亡，处处寄人篱下；贫贱而卑下。在那样的社会夹缝中，还常常伴着某种道德的缺失……也许正是这些，让他备受责难和讥嘲。一个人，生活可以困顿他，社会可以遗弃他，但绝不可以蹂躏他的灵魂；否则，要么死，要么疯，要么他撕裂那个社会，震碎那个时代！正如歌德所说：
　　“伏尔泰结束了一个时代，而卢梭却开启了一个时代。”
　　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可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卢梭考虑问题总是把自然和文明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是善的，而现存社会的人是坏的，因此假如能为人造就新的、适合人性健康发展的社会、环境和教育，人类就能在更高阶段上回复自然。这一基本观点构成卢梭全部思想的出发点，并成为指引他的社会政治学说发展的线索。1749年应征第戎科学院征文，卢梭以《论科学和艺术》一文成名。在这篇论文中，他主张科学、文学和艺术是道德的最恶的敌人，而且由于让人产生种种欲望，还是奴役的根源。他认为，科学与美德势不两立，而且一切科学的起源都卑鄙。天文学出于占星术；雄辩术出于野心；几何学出于贪婪；物理学出于无聊的好奇；连伦理学也发源于人类的自尊。教育和印刷术可悲可叹；文明人以别于未化蛮人的一切一切全是祸患。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1754）是卢梭非常重要的一部政治学说论著，在这部著作中他把自然状态看作是自由、幸福的“黄金时代”，卢梭认为“人天生来是善的，让种种制度才把人弄恶”， 是文明社会破坏了人的本性，这与原罪和通过教会得救之说恰恰相对。在自然状态下，所有的人都是淳朴的、幸福的，是自由的、独立的和平等的，生活于一种完全孤立的、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状态，也没有善或恶的概念。没有私有的观念，也没有人与人之间的隶属关系，大家和平相处。“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既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在人类进入社会或文明状态以后，出现了私有财产、不平等和奴役，出现了自私、贪婪、背信、虚荣等罪恶。私有制是造成市民社会不平等的根源，他说“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到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奠基者。假如有人拔掉木桩或者填平沟濠，并向他的同类大声疾呼：‘不要听信这个骗子的话，如果你们忘记土地的果实是大家所有的，土地是不属于任何人的，那你们就要遭殃了！’这个人该会使人类免去多少罪行、战争和杀害，免去多少苦难和恐怖啊！”社会人是堕落的、异化的、不幸的。尽管社会状态有着种种积习和弊端，但是人类再也不可能返回自然状态了。
　　大自然从来不欺骗我们，欺骗我们的往往是我们自己。现代的文明和理性培养出来的人由于受到无数的诱惑而变得烦恼和不安宁，所以他写道“人们不得不相互爱抚而又相互伤害；由于义务，人们生来就是仇敌；由于利益，人们必须相互欺骗。”卢梭总是站在同时代人的前列，以一个浪漫主义者的眼光审视并批判着现实社会，所以赫尔岑说：“当伏尔泰还在为文明跟愚昧和无知作战时，卢梭却已经痛斥这种人为文明了”。其实卢梭在痛恨这种文明的同时，也提出了一种解决的方式：文明的缺陷要靠更高的文明来克服。人类只有不断地向前发展才能摆脱由文明带来的束缚。他所倡导的自然状态不是真正的原始社会，而是一种充满自然状态的自由与平等内容的未来社会。卢梭在理论上批判现实的文明，在实际生活中他也一直厌恶社交场合上的虚伪和矫揉造作，对自然无限向往，甚至一有机会就隐遁于自然中，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浪漫主义者的生存道路。
　　卢梭不是把私有财产的占有理解为偶然事件或某一个人专断的行动。实际上第一个私有制并不是开始于占有土地，而是占有牲畜，不是贫和富的区别，而是占有的主人和一无所有的奴隶之间的区别，规定着第一个阶级社会的性质，卢梭以敏锐的眼光看出了人类不平等的原因。在卢梭的观念里，不平等的第一阶段，其特点是财产权的确立和由此而造成的“富人和穷人的不平等”，然后是不平等的第二阶段，这时由于“权力机关的设置”，就产生“强者和弱者的不平等”。“权力机关”是通过一项社会契约而建立的。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别人主人的人，却比别人更是奴隶。”是《社会契约论》开篇的第一句话。《社会契约论》发表于1762年，是卢梭另一部非常重要的政治论著。在1789年以前，《社会契约论》在法国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此书的思想在当时过于激进，它被禁止进入法国（它是在荷兰印刷的）；《社会契约论》是以走私的方式才得以进入法国，以盗版的方式在法国流传。直到法国大革命才使人们对该书耳熟能详。
　　在卢梭看来，唯有人类拥有了自由与平等才算实现了终级目标，任何物质财富都不能抵偿这两种东西，所以无论以任何代价抛弃生命和自由，都是既违反自然同时也违反了理性。可是看现实社会的文明人吧，他们生活在各种建制所束缚的枷锁中，虽然享受着和平与安宁，却倍受奴役。既然现代文明社会的私有制制造了不自由和不平等，那么就要推翻封建君主制，建立一种社会制度，实现平等实现自由。
　　在《社会契约》中他论述了如何改造社会即建立国家制度的原则。卢梭认为自然状态虽然美好，但人们各自独立的力量很难保障自己的生存，只有改变孤立的生存方式联合起来，以共同的力量求得共同的发展，并且不妨碍任何个体的存在，那么就需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契约，而这种契约必须是公意的体现。这种契约的本质是“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卢梭指出，建立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每个缔约者的权利，这样契约既不有损于个人，又不忽略对个人的关怀，那便是“要寻找出一种结合的形式，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并且由于这一结合而使每一个与全体相联合的个人又只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象以往一样自由。”人们通过订立契约，恢复了本来属于他自己的权利。不仅如此，自由不只是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更重要的是不屈从于别人的意志，不为别人的意志所累，同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让别人服从。所以卢梭说：“做了主人的人，就不可能有自由”。由此我们发现，卢梭认为自由与平等是不可分割的：平等，是因为没有他自由便不能存在。平等不能实现，永远谈不上自由，但平等又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平均和对等，而应该是这样：“至于平等，这个名词绝不是指权利与财富的程度应当绝对相等，而是说，就权力而言，则他应该不能成为任何暴力并且只有凭职位与法律才能加以行使；就财富而言，则没有一个公民可以富得足以购买另一个人，也没有一个公民穷得不得不出卖自己”。自由与平等是卢梭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这个浪漫主义者的终极理想。
　　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就社会契约论而言，卢梭对这一主题写过两次，而不是一次。在写作《社会契约论》之前，卢梭就已经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涉及过这个题目。这两部著作关于契约论的叙述差别很大，《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讨论或多或少类似于一个关注政府之历史起源的契约论，而他在《社会契约论》中则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契约论，即一个理想的契约，虽然从表面上看它仍然在探讨政府的起源问题，但实际上它更多关注的是政府在理想中应该如何建立，而不是它事实上是如何建立的。卢梭对于什么是构成政治权威之合法性基础的观点来源于后一部著作中的理想契约，而非任何实际的契约。这标志着契约理论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因为到目前为止，契约论一直都在试图从公民社会真正所有产生的契约中，推论出合法统治的条件。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还反驳了关于国家起源的另两种理论：一是家庭起源理论；二是暴力起源理论。卢梭认为，家庭是最原始的、最自然的社会，在家庭中以父亲与子女的爱为基础。但在国家中，首领对人民没有这种爱，有的只是发号施令。可见，国家与家庭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此他们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因袭关系。至于暴力论或者战争论。卢梭说，战争总是要基于一定利益目的之上的，但在自然状态下，谁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财产，所以私人间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这就证明，硬说国家产生于强者的暴力和私人战争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卢梭认为社会契约论确立的最根本目标是自由和平等，他说：自由与平等，应该成为一切立法体系的最终目标。因此，着力重建社会价值观念体系始终是卢梭思想的指向。
　　卢梭的政治思想中充斥着一个浪漫主义者激昂的情感，以他特有的对平民阶级的关爱和同情构想着一个未来的理想社会。
　　《爱弥儿》和《社会契约论》都是在1762年问世的。《爱弥儿》是一本根据“自然”原则论教育的著作；假使里面不包含《一个萨瓦牧师的信仰自白》，当局本来认为是无害的书，可是那一段“自白”提出了卢梭所理解的自然宗教的原理，是新旧教双方正统信仰都恼火的。《社会契约论》更带危险性，因为它提倡民主，否定王权神授说。这两本书虽然大大振扬了他的名声，却给他招来一阵风暴般的官方谴责。他只好逃离法国。日内瓦万万容不得他；伯尔尼拒绝作他的避难所。最后弗里德里希大王可怜他，准许他在纳沙泰尔附近莫底埃居住。在那里他住了三年。
　　1765年，卢梭又逃到了英国。在英国，休谟对卢梭的帮助最长久。后来卢梭患上了被害妄想狂，终究把他逼得精神错乱，于是他逃走了。他的暮年是在巴黎极度贫困中度过的，死的时候，大家怀疑是自杀。休谟说：“他与生具来着一种尖锐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给予他的是一种痛苦甚于快乐的感觉。他像这样一个人，这人不仅被剥掉了衣服，而且被剥掉了其肤，在这情况下被赶出去和猛烈的狂风暴雨进行搏斗。”这或许是所有对卢梭性格中最善意的概括。
　　卢梭的思想与他的人生经历一样，充满激情，充满矛盾，偏执而疯狂。
　　卢梭神经质的性格也让他在与人相处中始终格格不入。他几乎与每一个身边的人都要激烈争吵，每一个曾经帮助过他的人最后都与他不欢而散。卢梭每每因此而陷入绝境，以致他最后觉得自己“在巴黎比鲁宾逊在他的岛上还要孤独”。
　　雨果在《悲惨世界》中通过流浪儿童的口说出，19世纪的一切动乱“是伏尔泰的罪过！是卢梭的罪过！”
　　自然既然把眼泪赋与人类，
　　就表示出：
　　它曾赐与人类一颗仁慈的心……
　　……
　　然而，一个孤独的灵魂在欧洲飘游……
　　无以为处，不得容身……

Ans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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