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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樊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苏词“以诗为词”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浸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的说法。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提出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时，要有高远的立意和豁达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崇尚唐诗的气象和境界的。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这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了词的文学抒情功能，把小词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
苏轼注重以词陶冶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全词如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者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朗”。词人与孙权相比，同典自然。这里更含蓄地显现出他勇武胆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柳永词的艺术特点 在艺术技巧方面，柳永词最重要的贡献是成熟地运用了长调词适于铺叙、层次丰富、变化多端的特点，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复杂的内涵，开拓了新路。前录《望海潮》可为一例，《八声甘州》、《雨霖铃》更具有代表性。后一首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上阙一层写秋景，一层写送别，一层写别后之景；下阙一层写秋日离别的伤感，一层写想象中酒醉醒来时的凄凉景色，再一层收回，叹息从此天各一方、孤单寂寞。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曲折回环、重重叠叠地渲染气氛，缠绵悱恻地表现了离愁别绪。
宋初诗文为“淫巧侈丽，浮华纂组”的西昆体所笼罩，作品多作于酒筵歌席遣兴娱宾之际，内容多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为君持酒对斜阳，旦向花间留晚照”等流连风月感伤时序的闲情闲愁，与“缀风月，弄花草”的西昆体诗文既无什么差异，亦未逸出花间词的侧艳樊篱。苏轼的出现，真正打破了“艳科”樊篱，革新浮靡词风，给词以新鲜的血液和生命力。他主张诗文应“有为而作”，在“文以意为主”的前提下，自由自在地表现世间万物抒写主体情性；“冲出常言，法度去前规”，使得“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带到词坛，引诗入词，在词的内容、题材、风格、情趣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革新。
一、苏词“以诗为词”
苏轼词的突出特点是“以诗为词”，他“以词的躯壳而赋予诗的神气”。“以诗入词”是苏轼对词体解放的巨大贡献，在词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以诗为词”，简单说来，就是用写诗的方法写词，把诗的题材、形象、意境、创作方法浸入词，使词“诗”化成为新的独立词体。
历来，人们对诗与词的区别，有所谓“诗庄词媚”：诗言志，词寄情，诗为“正道”，词为“艳科”的说法。词只是表现男女恋情，离愁别恨或充当歌舞宴席上娱宾工具的艺术形式而已，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这种观点自晚唐五代的“花间派”词作流行以来，数百年间逐渐演化成一种程式化的专写艳情的绮靡陈腐的格套，此即所谓“艳科”词。到了北宋初年，词体便由于题材、内容的雷同和狭窄而走向衰落。此时，苏轼毅然举起了“有为而作”的大旗，把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推进到词的领域中去，提出了“以诗为词”的主张，从而打开了一个崭新的局面。“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王灼《碧鸡漫志》）苏轼对旧词体的改造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对诗词的关系有一个十分精辟而符合艺术规律的看法，即认为诗、词原是共源而分派，同工异曲的；词不过是“长短句诗”而已。苏轼从理论上提倡词在表现深厚的情感内容时，要有高远的立意和豁达的境界，他的词学理想是崇尚唐诗的气象和境界的。苏轼用唐诗之审美标准以衡词，其用意自然是希望宋词能具有唐诗高华浑厚之美，这正是他一贯的“以诗为词”观念的体现。
他还明确指出：“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祭张子野文》）这就是说，词只是诗的“后裔”，词即是诗。在他看来，词之于诗，既是相对诗的不同文艺体裁，又是诗的产物，更是诗人不同创造形态的创造物，即词来源于诗，与诗同质异体。“以诗为词”是苏轼的词学本体论。在苏轼看来，词在本质上可以同诗一样表现主体的情性襟袍，可以抒写人生之遭遇，反映社会的盛衰和历史的浮沉；可以像诗一样有山光水色般的清丽，又可以如唐诗般的高华悲怆，气象恢宏；可以有铁马金戈、鼓角齐鸣的壮观；更可以有天风海涛浩浩荡荡的气势。可见，苏轼“以诗为词”的理论，旨在呼应自己为词拓境千里的创作实践，为词注入强烈的主体生命意识，突出表现了抒情主题的个性风貌，扩大了词的文学抒情功能，把小词艳科小道的品质地位提到诗的地位上来。
苏轼注重以词陶冶情性，是其倡导词的诗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他把士大夫的情性志趣与市民喜好的通俗文艺形式结合到一起注入词中，改变了五代以来词的狭隘性，开拓了词的抒情功能，予词以诗的清高，提高了词的品位，也增强了词的生命力。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作者熔铸了磅礴的诗的意境和诗的气韵，令人耳目一新，心胸振奋，全词如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谴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作者在词的上阕写围猎场面，渲染出词人的外在“狂”态，特别是“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朗”。词人与孙权相比，同典自然。这里更含蓄地显现出他勇武胆壮和有所作为的品格，从而使词充满了诗的豪情，诗的韵致。词的下阕则写作者内在“狂”态，结语表现作者要求保卫边疆，为国效命的决心。
柳永词的艺术特点 在艺术技巧方面，柳永词最重要的贡献是成熟地运用了长调词适于铺叙、层次丰富、变化多端的特点，为后人在词中融抒情、叙事、说理、写景于一体，容纳更复杂的内涵，开拓了新路。前录《望海潮》可为一例，《八声甘州》、《雨霖铃》更具有代表性。后一首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蔼沉沉楚天阔。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上阙一层写秋景，一层写送别，一层写别后之景；下阙一层写秋日离别的伤感，一层写想象中酒醉醒来时的凄凉景色，再一层收回，叹息从此天各一方、孤单寂寞。或写景、或叙事、或抒情，曲折回环、重重叠叠地渲染气氛，缠绵悱恻地表现了离愁别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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