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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的故事
一、延安时期用过的收音机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美制军用收音机。但这种收音机太大太重,携带极为不便。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毛泽东使用,以便他能及时收听新闻,掌握时局。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开始艰苦卓绝的陕北大转战。撤离时,毛泽东有许多日用品都被迫丢弃了,这部笨重的收音机及相当多的书籍他坚决不同意丢下。建国初期,毛泽东还用这部收音机收听过时事新闻。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这部二三十年代水平的收音机无论在式样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已不合时宜了。毛泽东只好同意换台新的。
二、北京医院第151号诊疗证
北京医院作为中南海的定点医院后,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和治疗期间的休息,只能谢绝一般平民百姓求医。老百姓的意见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批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毛泽东的话对有关部门触动很大。当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北京医院的办证通知后,立即造具花名册,呈送一寸免冠照片,为中南海所有人员申办了“北京医院诊疗证”。不久,中南海里的许多人拿到了这种棕色硬皮封面的诊疗证。然而,有关部门这时才发现,具体经办人员并未为毛泽东办理。他们立即去摄影师那里要了毛泽东的一寸相片,前往北京医院为毛泽东补办了一个诊疗证。补证时,工作人员没像平时那样使用诸如“李德胜”(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化名)之类的名字,而是直接写上“毛泽东”3个字。因为证件是补办的,毛泽东此次证件的编号是“机字第151号”。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故事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军医刘江萍说。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2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刘江萍说。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忆及此处,90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红军作战最为需要的当属部队的粮食供应,刘少奇在长征中除了政治领导工作,还肩挑了红军的筹粮大任。
1935年7月,红军进入四川松潘一带,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主任一职。
由于是藏民区,地理自然环境都很艰苦,且人烟稀少,给当时的筹粮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以父亲为首的委员会,一面对指战员们的征粮进行指导,一面向藏族同胞展开说服动员,最后筹到了能满足部队最低需要的粮食,完成了这一当时堪称最为艰巨的任务。
此外,由于刘少奇将队伍中的女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的正确建议和措施,很多长征的女同志可以由同行的男同志帮助,因而得以安全走过险恶的草地。
据悉,1935年9月,刘少奇在走出茫茫草地之后,出席了在今天四川若尔盖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同意毛泽东作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报告,并认为红一方面军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息和整顿;还提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注意融合两个方面军的宝贵经验。10月19日,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刘少奇自始至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故事
广西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创建了红七、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邓小平从龙州出发,进入右江地区的思林县指导工作。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放心不下邓小平的安全,因为自从红七军去攻打贵州后,右江一带“剿共大队”活动很猖獗,这一路又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他找了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向导,又增派了赤卫队一个班配合红军警卫排护送。为了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邓小平把队伍分成3个战斗小组:赤卫队一个组作前卫,邓小平带着警卫排一组在中间,另一组作后卫。天快黑了,队伍到东江村宿营。深夜,邓小平刚回到屋里准备睡觉。忽然村头南面山上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村口小河上也有枪声。这时,警卫排叶排长向邓小平报告说:“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我们被包围了!”邓小平沉思了片刻,叫警卫员把向导找来,了解地形分析敌情:东江村四周环山,只有一条道通往东兰,现在敌人把道路堵住了,如果天亮前冲不出去,将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果断决定趁黑夜突围。赤卫队的一个小组往村口的山头转移引诱敌人,其余的在邓小平亲自指挥下,向村南面小路前进。敌人听到村口山边的枪声,便急忙调兵增援。趁敌人慌乱之时,邓小平带着战士们迅速向南面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又急忙调头回来,妄图把红军重新包围。在这紧急关头,陈鼓涛带领赤卫队赶来了。激战到天亮,敌人被赶跑了
一、延安时期用过的收音机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不久,红军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了一部美制军用收音机。但这种收音机太大太重,携带极为不便。后来,有关部门决定分配给毛泽东使用,以便他能及时收听新闻,掌握时局。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疯狂地进攻解放区。毛泽东主动放弃延安,开始艰苦卓绝的陕北大转战。撤离时,毛泽东有许多日用品都被迫丢弃了,这部笨重的收音机及相当多的书籍他坚决不同意丢下。建国初期,毛泽东还用这部收音机收听过时事新闻。随着科技事业的不断进步,这部二三十年代水平的收音机无论在式样上还是在功能上都已不合时宜了。毛泽东只好同意换台新的。
二、北京医院第151号诊疗证
北京医院作为中南海的定点医院后,为了保证首长们的安全和治疗期间的休息,只能谢绝一般平民百姓求医。老百姓的意见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批评北京医院是“老爷医院”。毛泽东的话对有关部门触动很大。当中共中央办公厅接到北京医院的办证通知后,立即造具花名册,呈送一寸免冠照片,为中南海所有人员申办了“北京医院诊疗证”。不久,中南海里的许多人拿到了这种棕色硬皮封面的诊疗证。然而,有关部门这时才发现,具体经办人员并未为毛泽东办理。他们立即去摄影师那里要了毛泽东的一寸相片,前往北京医院为毛泽东补办了一个诊疗证。补证时,工作人员没像平时那样使用诸如“李德胜”(毛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用过的化名)之类的名字,而是直接写上“毛泽东”3个字。因为证件是补办的,毛泽东此次证件的编号是“机字第151号”。
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的故事
刚过大渡河,周恩来就病了。“高烧不止,有时甚至处于昏迷状态。” “那时候红军什么药都没有,能用盐水给伤员洗洗伤口就是最好的治疗了。”军医刘江萍说。周恩来对红军面临的这种困难十分清楚,因此,当他得知刘江萍和其他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到各个部队找药时,制止说:“战士比我们更需要药品,决不能到部队去找,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 每到一个宿营地,刘江萍第一件事就是赶紧到处买药,偶尔能买到一点止痛退烧药,就立即让周恩来服用。在一个集镇上,他们买到了2两木耳,“这就是在整个长征途中给周副主席弄到的唯一高级补品!”刘江萍说。
由于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周恩来整天高烧不退,经常处于半昏迷状态,翻雪山前部队专门为周恩来准备了担架,可他坚持自己走路。最后,他实在走不动了,才躺到了担架上。
忆及此处,90岁的刘江萍老人有些激动:“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理解,可当时的红军就是这样,从军委领导到普通战士,都十分顽强。”
过草地时,医护人员好不容易给周恩来煮了一碗粥,他问:“部队现在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刘江萍说:“怎么不知道,吃草根、吃树皮,可你病得这么重,还协助毛主席工作,分担全军的重担,难道吃一小碗稀饭都不应该吗?” “小刘呀,我们是革命的队伍,一定要官兵一致,好坏大家都要一样。”周恩来最终也没吃那珍贵的稀饭。
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的故事
民以食为天,红军作战最为需要的当属部队的粮食供应,刘少奇在长征中除了政治领导工作,还肩挑了红军的筹粮大任。
1935年7月,红军进入四川松潘一带,为了筹集粮食准备过草地,中央决定成立筹粮委员会,由刘少奇担任主任一职。
由于是藏民区,地理自然环境都很艰苦,且人烟稀少,给当时的筹粮工作增加了很大难度。以父亲为首的委员会,一面对指战员们的征粮进行指导,一面向藏族同胞展开说服动员,最后筹到了能满足部队最低需要的粮食,完成了这一当时堪称最为艰巨的任务。
此外,由于刘少奇将队伍中的女同志分散到各个军团的正确建议和措施,很多长征的女同志可以由同行的男同志帮助,因而得以安全走过险恶的草地。
据悉,1935年9月,刘少奇在走出茫茫草地之后,出席了在今天四川若尔盖地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发言,同意毛泽东作的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方针的报告,并认为红一方面军需要有较长时间的休息和整顿;还提出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应该注意融合两个方面军的宝贵经验。10月19日,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红一方面军长征胜利结束。刘少奇自始至终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走完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路。
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故事
广西百色起义后,邓小平创建了红七、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邓小平从龙州出发,进入右江地区的思林县指导工作。思林县委书记陈鼓涛放心不下邓小平的安全,因为自从红七军去攻打贵州后,右江一带“剿共大队”活动很猖獗,这一路又是羊肠小道,山高路险。他找了一个熟悉这一带地形的向导,又增派了赤卫队一个班配合红军警卫排护送。为了缩小行动目标,预防在路上发生意外,邓小平把队伍分成3个战斗小组:赤卫队一个组作前卫,邓小平带着警卫排一组在中间,另一组作后卫。天快黑了,队伍到东江村宿营。深夜,邓小平刚回到屋里准备睡觉。忽然村头南面山上响起了枪声,紧接着村口小河上也有枪声。这时,警卫排叶排长向邓小平报告说:“村头村尾都发现敌人,我们被包围了!”邓小平沉思了片刻,叫警卫员把向导找来,了解地形分析敌情:东江村四周环山,只有一条道通往东兰,现在敌人把道路堵住了,如果天亮前冲不出去,将是非常危险的。邓小平果断决定趁黑夜突围。赤卫队的一个小组往村口的山头转移引诱敌人,其余的在邓小平亲自指挥下,向村南面小路前进。敌人听到村口山边的枪声,便急忙调兵增援。趁敌人慌乱之时,邓小平带着战士们迅速向南面发起猛烈攻击。敌人又急忙调头回来,妄图把红军重新包围。在这紧急关头,陈鼓涛带领赤卫队赶来了。激战到天亮,敌人被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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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存瑞炸碉堡
黄继光堵枪眼……
黄继光堵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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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松放松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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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邱少云、董存瑞,都是英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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