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做过哪些著名的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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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一词最早出现于法国学者诺埃尔和拉普拉斯合编的《比较文学教程》(1816)中,但该著作未涉及它的方法与理论。使这一术语得以流行的 ,是法国文学批评家、巴黎大学教授维尔曼 (1790~1870)。1827年他在讲授中世纪和18世纪法国文学课时,曾几次使用“比较文学”和“比较分析”等术语,两年以后他将题名为《18世纪法国文学综览》的讲稿出版。1865年后,“比较文学”作为专门术语而被普遍接受。
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 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 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远在唐代,就有人对南朝时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所写的“许彦鹅笼”故事的来源作过研究。“许彦鹅笼”故事说的是,阳羡(即今江苏宜兴)地方一个名叫许彦的人,在途中遇到一位十七、八岁的书生,这位倒在路边的书生声称脚痛,要求坐进许彦的鹅笼里。许彦以为是说着玩的,谁知书生真的入笼与双鹅并坐,而许彦提起鹅笼竟不觉得重。等走到树下休息时,书生出了鹅笼,说要设宴答谢许彦,说完就从口中吐出美酒佳肴来款待许彦。过了一会,又从口中吐出一位芳龄十六的美女来陪伴宴饮。又过一会,书生酒醉睡着后,此女子竟从她口中也吐出一个二十三、四岁的男子来作伴。许彦正同此男子寒暄之际,书生却象要醒的样子,美女忙又吐出丝绵屏风来遮住,并同书生一道睡了。可那男子却从他口中也吐出年约二十的女子一道饮酒嬉戏。过了许久之后,听到书生响动声时,此男子忙将二十岁的女子吞入口内;年方十六的美女醒后,也忙吞入那男子,并独对许彦而坐。书生起来后,就次第吞下美女与各种餐具,然后留下一个大铜盘给许彦留作纪念,并告别而去。 晚唐时与李商隐、温庭筠齐名的诗文家段成式,在他于九世纪中期写成的《酉阳杂俎》一书中,通过与印度佛经《譬喻经》中的“梵志吐壶”比较后就曾说过:“释氏《譬喻经》云: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次第互吞之,拄丈而去。余以吴均尝览此事,讶其说以为至怪也。”后来,还有多人提及此事,直到鲁迅,才对这一“公案”作了透彻明断。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然此类思想,盖非中国所故有,段成式已谓出于天竺(即古代印度)……当又为梵志吐壶相之渊源矣。魏晋以来,渐译释典,天竺故事亦流传世间,文人喜其颖异,于有意或无意中用之,遂蜕化为国有,如晋人荀氏作《灵鬼志》,亦记道人入笼子中事,尚云来自外国,至吴均记,乃为中国之书生。”鲁迅说得极对,这一故事源自印度,随佛经传入中国后,开始还说这是外国道人,如晋代荀氏所作的《灵鬼志》中说:“太元十二年,有道人外国来。”到了南朝吴均手里,就被吸收消化成了纯为中国的人、事与地点了。当然,这种“蜕化为国有”的过程,一直绵延到现当代。1981年台北出版的台湾作家张晓风的小说《人环》,就进一步将许彦鹅笼的故事,演变为有心理活动、环境衬托与细腻描写的当代小说了。然而,其题材、基本故事情节与主要人物关系,依然如故。 象鲁迅与段成式二人,对中印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进行的这种研究,比较其相似,追溯其渊源,探究其联系与原因,实际上就是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由于各民族的文学之间,在历史上存在着大量的相互交往的联系,因此就出现了如下文学现象:日本的古典小说《源氏物语》中,就运用了不少中国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作;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孙悟空能七十二变,就吸收了印度佛经中神猴哈奴曼会三十六变的成分,孙悟空大闹天宫又发展了印度佛经《贤愚经》中顶生王闹天帝宫殿的故事;相传李白首先创作了《菩萨蛮》,但据考证,《菩萨蛮》是古代缅甸的乐调,经云南而传入中原;更早的《楚辞·离骚》,开头就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维庚寅吾以降”。这难以理解的“摄提”、“孟陬”等词,有的专家研究认为,它们是从国外传入的星座译名,极可能是希腊文,也可能是撒马里亚语等。这类研究,由于主要是寻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交往联系,研究其渊源、媒介、流传、翻译、接受等等的影响事实,所以就叫它为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这一类研究,一百年前兴起并盛行于法国、德国,并一度还曾主宰了比较文学的全部领域,因此“影响研究”的成绩可谓硕果累累,有关“影响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较成熟完备。凡着重这方面的研究,因其主张研究各民族文学现象之间确实存在的影响事实联系,因此对持有这一观点的学者及其方法,大家习惯称之为“影响研究”学派。又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国际比较文学界的争论中,其争论的一方多是法国学者,故又被称为“法国学派”。这一学派对比较文学的认定,可以梵·第根和基亚对比较文学所下的定义为代表。梵·第根在1931年的《比较文学论》一书中说:“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质,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而基亚于20年后出版的《比较文学》中说得更明白:“比较文学就是国际文学的关系史。比较文学工作者站在语言或民族的边缘,注视着两种或多种文学之间在题材、思想、书籍或感情方面的彼此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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