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3）。“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叶夫图申科（1933—— ）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他们对叶赛宁的把握无疑是极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正是“叶赛宁气质”在其诗歌创作的两种不同表现。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正是由于叶夫图申科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导致“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鼓与呼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象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和他生活在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叶赛宁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叶赛宁的风景诗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创伤。他的第三次婚姻还不到半年，诗人就告别了尘世。
这里撇开作品来谈诗人之死似乎有些言不及义。而我以为叶赛宁之死正是困扰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管他是一个天生的文明人，还是一个经过转换之后而形成的文明人，也不管他是与时俱进还是梦回唐朝，他已经不可能躲过叶赛宁遇到的这些问题。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驶，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颠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3）。“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叶夫图申科（1933—— ）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他们对叶赛宁的把握无疑是极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正是“叶赛宁气质”在其诗歌创作的两种不同表现。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正是由于叶夫图申科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导致“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鼓与呼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象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和他生活在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叶赛宁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叶赛宁的风景诗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创伤。他的第三次婚姻还不到半年，诗人就告别了尘世。
这里撇开作品来谈诗人之死似乎有些言不及义。而我以为叶赛宁之死正是困扰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管他是一个天生的文明人，还是一个经过转换之后而形成的文明人，也不管他是与时俱进还是梦回唐朝，他已经不可能躲过叶赛宁遇到的这些问题。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驶，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颠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1921——1923）。“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认为：“叶赛宁对待自己的生命如同对待一个童话，他像王子伊万骑着灰狼漂洋过海，一把抓住了伊莎多拉·邓肯，如同抓住了火鸟的尾巴。他的诗也是用童话的手法写成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他诗中最珍贵的东西是家乡的风光，那是俄罗斯中部地带，梁赞省，处处是森林，他像儿时那样，用使人眩晕的清新把它描绘了出来。” 叶夫图申科（1933—— ）则把他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叶赛宁的诗歌是一种土生土长的现象。叶赛宁的音韵放射着俄罗斯土地结构中所特有的那种矿物的神奇光彩。叶赛宁的诗歌是俄罗斯大自然，俄罗斯语言（包括童话、歌谣、乡村民歌、谚语和俗语、远古时代部分流传下来的咒语、哀歌、仪式歌曲）所独有的产儿。” 他们对叶赛宁的把握无疑是极其精到的。“忽而像玩牌似的摆开文字阵，忽而用心中的血把它记录下来”正是“叶赛宁气质”在其诗歌创作的两种不同表现。而他之所以被称为“一个最纯粹的俄罗斯诗人”正是由于叶夫图申科从深层次上把握住了导致“叶赛宁气质”的成因：出于对俄罗斯乡村的执着眷恋而不能认同现代文明的强大推进及其对乡村的破坏。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鼓与呼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象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在蔚蓝色田野的小径上，/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朝霞浸染的燕麦，/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在《四旬祭》中，他直接用“铁马”（即火车）与活马竞赛的典型场景来体现这种冲突。和他生活在同时代并有交往的帕斯捷尔纳克对叶赛宁充满了理解的同情：“叶赛宁的风景诗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为现代大都市的迷宫取代了。一个当代人的孤独的灵魂在这个迷宫里迷失了方向，破坏了道德，他描绘的正是这种灵魂的激动的，非人的悲惨状态。”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令诗人懊悔不已，如果说他以前的放荡是由于翻转了天地的风暴使他“不明白不祥的事变要把我引向哪里”造成的，那么，赖依赫和他分手后，他“继续往下堕落”就不能不说与婚姻破裂无关了。在他自杀的前一年，他还写了《给一个女人的信》向赖依赫倾诉衷肠。歌德说：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上升！那么，失去引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能否认叶赛宁的堕落身死不是其中的一种结局。他与美国舞蹈家邓肯的那段闪电恋情不无浪漫又充满酸辛，他们以闪电般的速度走到一起，又以闪电般的速度各自走开。在众人羡慕而又不解的目光里抚摸爱情的创伤。他的第三次婚姻还不到半年，诗人就告别了尘世。
这里撇开作品来谈诗人之死似乎有些言不及义。而我以为叶赛宁之死正是困扰现代人的根本难题，不管他是一个天生的文明人，还是一个经过转换之后而形成的文明人，也不管他是与时俱进还是梦回唐朝，他已经不可能躲过叶赛宁遇到的这些问题。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至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驶，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颠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
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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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诗人
创作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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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赛宁一生出版了许多诗集，其抒情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稳定性，对大自然、乡村、祖国和亲人之爱是抒情诗的基本主题。从诗集的选题、内容和创作时间上可以看出叶赛宁诗歌创作的演变：诗人从宗法制神话的、宗教的俄罗斯走向苏维埃的现实生活；而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是表现诗人自我认识和对命运的预见。由于主人公形象具有作者自传性质，各时期的诗歌成为抒情年鉴和日记，反映了诗人由外部和内心生活引起的充满紧张矛盾的情感体验。
叶赛宁早期创作的诗学首先是与民间创作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农民的生活风俗、传说、神话、宗教诗、民间抒情歌曲和谣曲，所有这些都进入叶赛宁的诗歌体系。梁赞平原纯朴的风情和自幼所受的教育积淀了他的传统文化心理，鲜活的民间词汇丰富他的诗歌语言。他的创作源泉、诗歌主题都源自人民生活，源自故乡的大自然。
叶赛宁在1910—1918年间创作的诗歌构成一个独特的、完整的、和谐的世界。这一时期的许多诗歌都与自然生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自然风景具有泛心论的特征，亦即相信大自然存在普遍的灵性。在叶赛宁的笔下，自然界的万物都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树林被隐身人施了魔法，在梦幻的童话声中打盹”；“叽叽喳喳的喜鹊做媒婆，说合着大批的雨水客人”；“木房老太用门坎的牙床／咀嚼香甜面包心——寂静”；白桦树“披着绿茸茸的秀发，袒露少女般的胸脯”……在叶赛宁的风景形象中几乎没有自然主义的精细描写，他所运用的隐喻、排偶、比喻、修饰语在保持传统性的同时，又融入了诗人自己的联想和创新，其诗歌意象跳跃、活泼、陌生、密集，并且具有深邃的象征意蕴，形成了富有个性的诗性话语系统。对大自然生命的理解使叶赛宁的诗歌与民间诗歌以及19世纪古典诗歌传统相接近。在早期诗歌中，大自然的画面已经融人俄罗斯完整的、统一的形象之中，这个形象体现了诗人的民族爱国之情，在他创作成熟期则发展成为更加深刻的公民感情。《罗斯》便以其精致的诗意结构、新奇鲜活的意象、具体细致的感受、深沉真挚的感情而著称。诗中不仅散发着田野和森林的清新和芬芳，还饱含了对苦难深重的祖国之爱。俄罗斯大自然的画面与乡村日常生活、祖国形象交融在一起，构成了叶赛宁抒情诗特有的音调和情感。在把自己的艺术世界同乡村生活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叶赛宁在自己的创作中使大自然的形象贴近民间文学形象。诗人有意识地追求形象的美妙和清晰，他所创立的形象凝练、丰盈，具有艺术饱满性，而形象的隐喻性又使之包容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因此，叶赛宁的风景抒情诗不仅生动、质朴，富有情趣，而且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具有多重意蕴和多重声音。
叶赛宁自然风景诗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风景画面的诗性建立在自然界与人的世界相结合的亲密关系上。在此，乡村世界的形象又一次充当了隐喻的本体：“哇上有棵幼小的枫树，吸吟着母亲绿色的乳房”；“山丘有枝白桦小蜡烛，披一身银白的月光羽衣”。这样的诗句在叶赛宁的诗中不胜枚举，而人的世界则在与自然生命的联想中展开。
叶赛宁认为，大自然不仅是抒情的对象和背景，它还体现着作者的评价、感情和态度。晚期创作中的大自然的形象富有哲理意蕴，成为主人公自省和思考的抒情话语。在《金色的丛林不再说话了》诗中，丛林不再“说话了”，鹤群“对谁也不会再依依眷恋”，抒情主人公倾吐着“忧伤的话儿”，对往事“毫不惆怅”。对比和比喻的运用有助于表现主人公对自然法则的感悟：“世人都是过客。”但世界并不因此而枯萎、死亡：“红透的山楂并不会烧焦，发黄的小草并不会枯死。”诗句“我独自伫立在光裸的原野”，让人联想起莱蒙托夫的诗篇《我独自一人走上广阔的大路》。这两首诗都表现了主人公与世界的融合，与天空和大地的融合。叶赛宁继承和发展了19世纪和20世纪俄罗斯抒情诗的基本主题：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以及人与世界的一体性。大自然的形象引起抒情主人公内心隐秘的思绪和深刻的哲理思考，反映了诗人从极端主义到趋向和谐的精神转变。
叶赛宁的才华，他对世界观的探索，他的创作题材、美学倾向和他的道德体系，都扎根于农民生活及其价值观念中。对于叶赛宁而言，农民的生活、农民的罗斯不仅体现了富足与和谐，而且还是人间的天堂。罗斯在叶赛宁的诗中不是概括的，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形象。《在农舍》以生动逼真的细节描写、真实地再现了乡村生活的场景：农民的日常生活连同克瓦斯的发酵桶、炉炕的凹缝、袅袅的油烟、新打的鸡蛋壳、偷喝牛奶的老猫、咯咯叫的母鸡、唱歌的公鸡、毛茸茸的小狗一起构成了农民的宇宙，体现了乡村生活的温馨与祥和。 [1]
人物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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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赛宁的诗清新，干净，激越。（俄国诗人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评） [3]
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两个诗人，在同一时代里，从不同程度上迎接了十月革命。马雅可夫斯基从未来主义的一群中走出来，大声疾呼地奔向革命，写了大量的歌颂无产阶级胜利的诗篇，他的诗是不朽的；而叶赛宁，从意象主义者们中间出来，以旧俄罗斯农民的眼光，看着暴风雪疾驰而至的心情迎接了革命，他的诗充满了哀怨，留给人们以难忘的记忆。叶赛宁的诗，反映了对旧俄罗斯的依恋，他从土地出发，含情脉脉地陈述了他的理念。（中国当代作家艾青评）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