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开全部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永丰县沙溪人)。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四岁丧父,家贫,他的母亲以荻画地,教他写字。多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任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1034)任镇南军节度掌书记、馆言事,得罪宰相被贬,欧阳修写信斥责司谏高若讷不主持正义,被降知夷陵县。康定元年(1040)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庆历三年(1043)任右正言、知制诰。五年,杜衍、范促淹、韩琦、富弼等名臣相继被排挤出朝,欧阳修上疏为他们分辩,因被贬知滁州,后又改知扬州、颍州。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晚年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太子少师。神宗熙宁五年(1072)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所著将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较全。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促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俞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要使“文”有光辉,“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并非“有德者必有言”。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他的散文深入汪出,既精炼又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悼亡忆旧、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他“以文为诗”。通俗流畅。古体诗有的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秩序。另外一些诗,多是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写出了对大自然和自由自在生活的向往之情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改变了以前的论诗这作或重在吕评、或重要格例、或重在作法、或重在本事的做法,而是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他特别称许梅尧臣“意新语工”之说,正是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写的多是男女爱恋、离情别绪一类的题材。但格调较高,技巧娴熟,不乏艺术珍品。例如为人们所称道的《踏莎行》,末尾两句:“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又如《朝中措》开头两句:“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有独到见解,金石学有开辟之功,史学成就尤伟。他的独生子欧阳发等曾作了一个统计,所著将近二十种,仅《四库全书》收录或存目就有十三种。以现行《欧阳文忠公文集》和收入《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的《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较全。
展开全部
欧阳修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幼时而孤,有贤母荻杆画地育教。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令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以景抒怀,平易流畅、委婉曲折。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其文为“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其诗主要有《食糟民》、《南獠》、《生杳子·无夕》、《画眉鸟》、《戏答元珍》等,意境别颖,清丽秀美,耐人寻味。叶梦得《石林诗话》有评:“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其词多写男女感情,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临江仙》(柳外轻雷)等,情思深远,婉转清丽,与晏殊词风相近。部分词作表现了个人志趣抱负,如《采桑子》、《朝中措》(平山栏槛)等。而其《六一诗话》则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影响深远。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且在政治上负有盛名,唐宋八大家之一。幼时而孤,有贤母荻杆画地育教。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中进士,初任西京留守推官,与尹洙、梅尧臣交游,以诗唱和。后入朝任馆阁校勘,范仲淹因事遭贬,他指责谏官高若讷,被贬为夷陵县令,转乾德县令,又复任馆阁校勘,进集贤校理、知谏院,任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因事降知滁州,又知扬州、颍州、开封府,后以翰林学士知贡举,拜枢密副使、参知事先事、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以太子少师退归,赠太子太师,谥号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文以明道,反对“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主张文以致用,反对“舍近取远”(《与张秀才第二书》),强调文道结合,二者并重,提介平易自然之文,反对浮艳华靡的文风。其散文《朋党论》、《与高司谏书》、《新五代史·令官传序》等政论、史论,或针砭时弊,或以古鉴今,其《醉翁亭记》、《秋声赋》等抒情散文,或寄情山水,或以景抒怀,平易流畅、委婉曲折。苏洵《上欧阳内翰书》评其文为“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其诗主要有《食糟民》、《南獠》、《生杳子·无夕》、《画眉鸟》、《戏答元珍》等,意境别颖,清丽秀美,耐人寻味。叶梦得《石林诗话》有评:“欧阳文忠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言多平易疏畅。”其词多写男女感情,如《踏莎行》(候馆梅残)、《蝶恋花》(庭院深深)、《临江仙》(柳外轻雷)等,情思深远,婉转清丽,与晏殊词风相近。部分词作表现了个人志趣抱负,如《采桑子》、《朝中措》(平山栏槛)等。而其《六一诗话》则开历代诗话之先河,影响深远。
已赞过
已踩过<
评论
收起
你对这个回答的评价是?
推荐律师服务:
若未解决您的问题,请您详细描述您的问题,通过百度律临进行免费专业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