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儒家学说对江户时期的日本统治都有什么影响，它们成功么？

Answer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户时代是有史以来日本文化同中国最密切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文化史的巅峰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之一，就是儒学的勃兴。中国的儒学虽在遥远的古代就传入了日本，并一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的思维，但它始终未能完成一种蜕变，没有真正融入日本文化之中。江户时代的到来带来了一种机遇，使儒学真正获得了实现日本化的条件。围绕朱子学派为主流的宋代理学的争论，百家争鸣，各种学术思想剧烈碰撞。其结果，儒学在传入日本之后，终于在江户时代形成了气候，也带动了江户文化的繁荣。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难怪有人把日本看作是儒教徒的国度。江户时代的儒学有藤原惺窝、林罗山为代表的“朱子学派”，以中江藤树为首的“阳明学派”，以伊藤仁斋为首座的“古义学派”和以荻生徂徕为首座的“古文辞学派”等。江户时代，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已异化成政府的统治工具。德川幕府在掌握政权之后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持经济、军事上的优势，但实际上，将军与地方大名仍存在权力失衡的危险，要想把这些危险势力消化在新的统治秩序中，仅靠强权压制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一个思想工具来达到维护封建政治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目的。而宋代朱熹的“大义名分”思想，极符合刚刚建立起统治的江户幕府的政治需要。朱子学的思想功用就是将外在的政治要求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自觉。而朱子学的另一代表人物林罗山认为在忠孝不能两全时，应舍轻（孝）取重（忠），这与德川政府所倡导的主从制高于家长制的论调不谋而合。因此朱子学逐渐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的勃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政府的推崇和扶植。林罗山及其后人都受到德川家族的重用，担任幕府的教学长官，即大学头，大学头的职位由林家世袭。幕府资助林罗山在各地开设专门讲授朱子学的学堂，各地也出现了被指定教授朱子学的藩校。幕府直属的昌平学问所禁止教授和研究朱子学以外的内容，录用官员的考试内容也只限于朱子学。朱子学的主要特征就是务虚，力主静坐反思，轻视实践活动，与贵实证、重实践的近代学风相悖。

Answer 2

在奈良和平安时期，日本为了汲取中国的文化，自630年至894年止曾派遣或试图派遣了遣唐使共20次，其中成行的有16次，每次派遣的人数约在250到500人左右，其中自然也有不少僧侣，但起主导作用的或者说主角则是朝廷官吏和随员，当然这也包括了对中国文化颇为倾慕的贵族知识分子。遣唐使的派遣中止以后，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特别是上层的互相往来，显然没有前一时期那么密切了。但出于虔诚坚定的宗教精神，依然有一些日本僧侣以各种途径前往中国去求经习佛。
自镰仓时期以后，日本文化进入了“国风”时期，也就是在对以唐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吸收和消化的基础上渐次孕育产生出具有日本本土特色文化的时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此前不存在原生的日本文化）。
明确地将宋学的著作带到了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了宋学的，是从1235年到1241年在宋留学了6年的高僧圆尔辨圆。圆尔在杭州师从无准师范，回国时除佛学著作外还带回了朱熹的《大学或问》和《论语精义》等著作，后来还给镰仓幕府的执政北条时赖讲解南宋人所著的鼓吹儒道佛相通的《大明录》，他此后又在京都主持五山之一的建仁寺，在弘布禅法的同时也传播了宋学。
因1467~1477年发生的为争夺执政权的应仁之乱中京都的大部分建筑在战火中焚毁、很多禅僧和公卿等为避战乱而纷纷逃离京城去依附各地的诸侯，由此宋学逐步影响到了地方，也产生了一些学派和学者，儒学的影响有所扩大，但总起来说，还不足以形成一个强大的思想潮流来左右整个日本社会。不过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从中央向地方的流播和经年的积蓄，才造成了江户时代儒学的大盛。
在江户时期兴盛的儒学，准确地说是朱子学，即由南宋时朱熹建立起来的新儒学体系，它最主要的就是“气”、“理”说，即将宇宙万象的存在看作是一种气，而使得这种气得以存在和运作的则是基于一种理，就人而言，前者为气质之性，后者为本然之性，本然之性当合符理，这就是所谓的性即理的命题。总之它比较强调法则、规范和秩序。在中国的明、清两代，统治者往往将其视作是建立和规范巩固统治秩序的理论依据。那么中国的朱子学为什么会在江户时期的日本出现了绚烂的兴盛期呢？一个是学者的理论自觉，一个是在连年的战乱之后终于依据武力夺取了政权的德川幕府出于巩固政权平定天下的需要而在政治上加以支持和扶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