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请问道教在我国的影响力是不是远不如儒家文化？

Answer 1

很多史学家和宗教学者都认为道家先于儒家，这里不去追究它们的先后，只说影响力。文化一词在个人眼里觉得真正的含义应该是人文教化，也就是说道家代表化，而儒家代表文，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奇怪，但这是实际情况。说到底应该是道家的影响力远胜于儒家，但不是说教派之间的比较。道家和道教是两回事，从清朝中后期开始，道教就已经逐渐败落了，这当中有很多因素，历史原因和政治原因占主要。在秦朝之前是百家争鸣，至汉初时道家学说和道教思想还是比较盛行的，其代表故事大家可以查找两汉历史，当时无论军事、农桑等都要进行卜卦祭祀仪式，甚至窦太后把持朝政使用的就是道家的无为思想。但是在两汉时期，早期的佛教传入中国，和道家与儒家形成了一种鼎足关系，直到魏晋时期又相互融合，在佛教综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后，已经形成了中国独有的佛教，所以在后来的唐宋两代几乎是佛家独领风骚。但因为道家和儒家是中国本土的学说，另外四书五经一直是学子门必读的入门书籍，虽然在唐宋两代并不是表现非常突出，却也没有没落。元中期到明中后期，道家和儒家相对有了较好的发展，无论是教派的发展或是其他方面的影响，比佛教稍微好一些。这些也是有据可查的。清朝到近代，由于西方文化的传入，这三家教派和学说逐渐冷淡，尤其是道家非常明显。这些是说了一下历史的发展，而政治角度就简单了。早期流行道家思想或儒家思想都是君主或当时的政局需要，也是君主本身的需要。为统治天下学子，就一定要用儒家的思维，礼教方式管理，而道家的作用成为主导王朝发展方向的模式。祭祀天地，占卜吉凶，预测成败等等来决定或左右朝局的发展。
上面说了这么多无非是想大家清楚，不是说道家或儒家哪一种学说更具影响力，而是说哪一种模式更深入人心，简单的比喻就是道家的学说思想或行为模式融入了百姓的生活，而儒家的学说思想用来总结传统并传承和发展。两者既有分歧，但又相互结合，不能分割。例如音乐当中的三分损益法，十二平均律还有宫商角徵羽五音调式都是道家所创，而传承它们的确实儒家。又如中医理论就是道家的东西，而传承其文化精髓的都是历代大儒。政治、军事、艺术等多领域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五行八卦等行为模式影响，只是人们感觉不出来，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化。由于儒家在各朝代至今一直服务于政治体系和教育体系，所以从表象上，人们会觉得儒家影响更深些。

简单的先说这些，虽然表述不全，含糊的意思已经说了，呵呵，希望能帮到你。

Answer 2

儒家文化是古代封建王朝稳固其政权，减少叛乱（这点和佛教一样）所以从汉武帝起（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国历代王朝不断鼓吹儒家，至明清两朝为盛科举只考四书五经，不熟背四书五经根本考不上，唐宋时期还分明经科和进士科，进士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所以考上进士的地位较高。而道教脱胎与道家和民间的传说，虽然民众基础好但在思想上有被大力鼓吹的儒家，自然比不过啦。不过道教也在我国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这么多鬼怪传说就可见一斑了。
非复制，纯手打。

Answer 3

末学来为你破迷解惑，随喜赞叹所问。中国伦理思想发展到汉代,有一个新的特征,即社会控制力的深化和强化,这是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国家建立和巩固的要求,也是它的必然结果。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伦理学说,继承和运用了荀子的文化哲学观,竭力排除如《庄子·天下》所说的战国以来百家众说“道德不一”的现象,使伦理标准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于是统治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伦理体系形成,一时占据“独尊”地位。考其根源,就在于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长期的政治-信仰-伦理的一体化危机,促使思想家和统治者共同走上了极化社会操作系统之控制力度的思维路线。
　　汉代是中国封建纲常礼教形成的重要时期。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体系,在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确有其相应的存在条件,对于社会稳定和道德教化,也有其合理的进步意义,这一点是不应否认的。然而由于其体系本身存在着先天性缺陷,又受到统治者的偏激性刺激,因此逐渐走向了畸形、变态发展的道路。
　　现实的儒家伦理有禁锢人性之弊。在推进纲常伦理之贯彻的过程中,汉代皇帝甚至采取了法令的形式,奖励人们忠贞节孝。这在《汉书·宣帝纪》、《后汉书·安帝纪》中都有记载。这种做法使纲常礼教受到过度推崇,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偏激性的影响,伦理中的非理性化成分受到过度提升,刘向《列女传》、班昭《女诫》等为人们提供了在实际生活中过分强调和履行的依据。汉代以后,女子贞节事迹及受谥“孝烈贞妇”者的记载,可谓史不绝书。贞节德行之价值,超越了生命和生活的价值。伦理观念的畸形必然导致社会行为上强烈的矛盾和变态。东汉孝子赵宣葬亲不闭诞隧而孕育其中二十余年却被乡邑称孝,而致诳时惑众、侮污鬼神之罪[1],于此亦可见纲常礼教对人性的禁锢与扼杀。至于忠孝事迹则充斥史籍,人们不惜轻忽性命,以牺性自己的生活和生命,来换取忠孝美名。
　　儒家排斥信仰,使其影响力受到局限。到汉代,由于儒家伦理的宗法性适应了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伦理的需要,中经董仲舒之改造,成为体系庞杂的“儒术”,方得汉武帝接受而定为一尊。然而汉代封建纲常伦理,从其产生之初,就带有很大的相对性,同传统儒家学说一样,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这一点,即在西汉时期,已经在不同学派的伦理阐述中反映出来。其中,与董仲舒同时代的以刘安为首的淮南道家学派就继承老子对儒家伦理的批判,而揭露纲常伦理之缺陷,指斥儒学为“世俗之学”,认为,只有以“神明”定于天下,才能够真正使社会伦理纯朴归善。然而,儒家对于宗教神学的排斥,乃源于它先天的理论特征,绝非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之神学附会所可补偿。传统的以修身而治天下的观念乃是其思想核心,汉儒所能接受的只是传统神学观念的一点皮毛而已。故当齐人甘忠可将《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奏于汉成帝,“企图借神仙之力,替天传道,加强封建政权,克服汉家统治危机”,刘向即上书劾奏,抵制新生的道教思想向天子之侧的蔓延,指责“甘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儒家精于书斋式的道德说教,以为“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殊不知伦理思想只有得到贯彻,使观念付诸实践,产生社会效应,才能在社会生活中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贯彻需要途径,需要可借以向人们心灵中渗透这些观念的有效载体,儒之大“蔽”,即在于此。到东汉时期,封建纲常伦理体系的神圣性受到了社会和思想界的怀疑,其理论基础亦逐渐发生蜕变,早期封建社会伦理的发展出现了危机势头。纲常伦理在社会生活中引发的道德问题已相当严重,传统的道德说教以及统治者的纲常伦理体系,已失去昔日的光彩。
　　道教伦理乃是应早期中国封建伦理的危机而产生,它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的新进展。面对危机的形势,对于儒家伦理的种种缺陷,道教都试图通过信仰化的“神道设教”方式,在结构和功能上予以弥补。尽管这种弥补导致了思想的宗教化,并难免带来某些新弊,但其敦进社会道德之效能,在宗教信仰占据重要地位的封建时代,总的看来十分显著。道教伦理对纲常伦理的弥补,主要通过三种形式来实现。其一,道教伦理使传统伦理思想融入道教的修道模式之中,信仰者的基本社会伦理义务成为他所必经的第一个修行步骤。于是,道教伦理对信仰者形成至为深刻的思想影响力和行为控制力。其二,道教伦理思想将社会纲常伦理准则同道教的宗教神学相契合,使社会伦理规范被转换为宗教神学形式,形成新的伦理观念。其三,把中国传统医学同道教的宗教体系奇特地结合在一起,使道教生命伦理渗透出科学精神,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其它宗教和哲学流派所比之不及的独有特征。 道教伦理体系有其内在矛盾运动,这个结构是导致其思想变迁和渐与儒、释相融的重要根源
　　道教伦理观念虽然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之中,但自其产生便有其内在的矛盾和悖论性。这是道教发生期整个大时代危机的集中体现。道教对当时的社会伦理、审美和价值观念进行了批判、融摄、升华和改造。道教思想家认为,一个人求长生、修至道,关键是要有执着之志,深厚之德,而并不在于是否拥有富贵之资。苟非其人,则高位厚货,反成为沉重的累赘,不利修仙。外在的世俗生活,对于怀有“真人”理想的人来说,只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过程而已;外物只是中介,成仙才是目的。但早期道教尚未能抛弃这个中介,没有达到像佛教那样主张放弃一切社会事务的地步。前期道教的禁欲精神,不仅在行为方式上与其他宗教形成对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具有不同于其他宗教禁欲主义的伦理和价值-审美观念。这个时期,虽然道教信徒遁入山林,逃避喧嚣的文明地带,但是信仰者走向山林荒野的伦理过程清晰地表明,这种行为同诸如基督教或佛教等的禁欲主义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主要表现之一,就在于道教要求信仰者们必须先修“人道”(有为),再修“仙道”(无为)。因此它的信徒尽管已然遁入山林,但其伦理义务必已先行务尽;而对于那些身处世俗的信仰者,则继续要求他们以务行善事、积德立功来换取玄门仙国之券。儒家和佛教伦理的基本内容,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其结构之核心则是得道成仙。这就说明了为什么道教一方面宣扬“夫人系于妻子室宅之患,甚至牢狱桎梏。牢狱桎梏会有原赦,而妻子情欲,虽有虎口之祸,己犹甘心投焉,其罪无赦。情累于人也,犹执炬火逆风行也,愚者不释炬火,必烧手。贪欲、恚怒、愚痴之毒,处人身中,不早以道除斯祸者,必有危殆”,要求它的信徒“若求学道,先去五情:一父母,二妻子,三情色,四财宝,五官爵”,声言“贪著声色是我大病”;另一方面又提出“道学不得怀挟恶心、不孝父母、不爱妻子”。即使是避离世俗,隐居山中修道,亦“当念父母生长之恩勿忘”,并假“天尊”之口,力言信道者“室家不睦、六亲不和,是我大病;不孝父母、不慈妻子,是我大病”。
　　道教这种禁欲主义修行伦理的内在矛盾也十分突出,这是由伦理本位的中国社会传统与产生于道德净化需求背景下的道教超越精神相遭遇时必然出现的一种观念冲突。道教一直试图通过调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矛盾。在早期阶段,它并未要求信徒彻底与社会生活断绝,而是要求他们先尽人道之伦理义务,而后投身于仙道。但不同的修道者又可有不同的做法。对于遁世弃俗、独栖山林的禁欲主义修道模式,道教亦表现出崇尚的倾向,并认为那是至诚修道者所应蹈循的最佳途径。据道经记载,陆修静隐于云梦山修道,暂下寻药,经过故乡,停家数日,其女忽生暴病,危在旦夕,家人固请其救治。陆修静叹曰:“我本委绝妻子,托身玄极。今之过家,事同逆旅,岂复有爱著之心!”竟拂衣而出,直逝不顾。既已委绝妻子,却又眷顾妻女,清晰地透露着早期道教内在的伦理矛盾。这种伦理矛盾,是调和的方法所不能解决的。但在中国伦理主义传统下,真正委弃家庭、独好其道,不可能为社会和传统所接受。因此,这种伦理矛盾的解决, 对于前期道教来说是不可能的,但其中所透露的某种难以逆转的趋势则已甚明。 　在原本形态上,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中庸精神。这种思想在儒道各家的伦理体系中以不同形式得到了继承和发展。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尤其是佛教伦理观念的剧烈冲击,这种传统人生观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逐渐受到了破坏。与此同时,佛教亦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包围和影响而经历长期的汉化过程。中国文化哲学与伦理观念已无力固守自己传统的思想阵地,又不能逃避新文化哲学与伦理观念的冲击,因而只有寻求第三条道路。或许这就是道教徒从调和人道(儒)与仙道、混一圣俗,到取仿佛教、弃世出家、径取仙道这一重大历史演变过程的根源所在。
　　三教伦理实有结构互补之特征。道教在讲求修长生不死的过程中,贯彻了它的社会思想。佛教在追求来世美好、否定和厌弃现世生活的“修来世”过程中,促使人们抑制极易膨胀的世俗欲望。同时,佛道两家的神学对人们构成强大的威慑作用,使慑于报应不敢为非。儒家则通过对“三纲五常”的极度推崇,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寻找自身价值和归宿提供了基本的衡量尺度。这一点,就连明太祖朱元璋亦十分推崇。朱元璋指出:“僧言地狱镬汤,道言洞里乾坤,壶中日月,皆非实象。此二说俱空,岂足信乎?然此佛虽空,道虽玄,于内奇天机,而人未识何也?假如三教惟儒者,凡有国家,不可无。……假处山薮之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谁能知识。”朱元璋看到了释道之教具有“暗理王纲”的重要作用,是封建政治的天然同盟。因此朱元璋在其《三教论》中,进一步论述了他对儒、释、道三教思想结构之互补性的看法,坚持认为三教所具有的社会教化功能是十分重要的。他说:“夫三教之说,自汉历宋,至今人皆称之。故儒以仲尼,佛祖释迦,道宗老聃。于斯三事,误陷老子已有年矣。孰不知老子之道,非金丹黄冠之术,乃有国有家者日用常行,有不可阙者是也。古今以老子为虚无,实为谬哉。其老子之道密,三皇五帝之仁,法天正己,动以时而举合宜,又非升霞禅定之机,实与仲尼之志齐,言简而意深。时人不识,故弗用,为前好仙佛者假之。……古今人志有不同,贪生怕死,而非聪明求长生不死者,故有为帝兴之,为民富者,尚之慕之。有等愚昧罔知所以,将谓佛仙有所误国扇民,特敕令以灭之,是以兴灭无常。此盖二教遇小聪明而大愚者,故如是。……若绝弃之而杳然,则世无鬼神,人无畏天,王纲力用焉。于斯三教,除仲尼之道祖尧舜,率三王,删《诗》制典,万世永赖;其佛仙之幽灵,暗助王纲,益世无穷,惟常是吉。尝闻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三教之立,虽持身荣俭之不同,其所济给之理一。然于斯世之愚人,于斯三教,有不可缺者。”清人论曰:“三教之派分虽异,而其原则同。儒教以修身济世,本身不免一死;释道二教,一以明心济世,一以炼身济世,本身复得长存。其至仁民爱物,劝善戒恶,悉皆同焉。”清雍正十一年二月十五日的上谕更认定三教“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人惟不能豁然贯通,于是人各异心,心各异见。慕道者谓佛不如道之尊,向佛者谓道不如佛之大,而儒者又兼辟二氏,以为异端,怀挟私心,纷争角胜而不相下。……三教初无异旨,无非欲人同归于善。……欲俟庶政渐理,始举三教合一之旨,提撕警觉,以明互相诋毁者之非。……古人有曰:周孔六经之训,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创其首。又有曰:儒以正设教,道以尊设教,佛以大设教,观其好生恶杀,则同一仁也;视人犹己,则同一公也:惩忿塞欲,禁过防非,则同一操修也。又有曰: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与此同时,三教各有其弊病:“如释中以狂空欺世,道中以邪术愚人,是故释、道之罪人也,亦如儒中博览诗书,高谈仁义,而躬蹈乱臣贼子之行者,谓非名教之罪人乎?”这些既是中国思想史上儒、释、道三足鼎立、互相争论和冲突的根源,也是互相融合的基础。
　　在中国思想史上,三教关系经历了坎坷而漫长的演变过程。这种关系演变的结果,一是导致了道教伦理观念向心性化和出世精神的转变,二是由于儒、释、道伦理的互摄互补与内聚式发展而形成了“三教合一”的局势。至此,中国传统伦理的发展,一方面在价值观念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是社会控制力和文化同化力达到了空前的强度。这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中华文明长存不衰的原因之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内在根源。

Answer 4

儒家是用来治天下的，但国家乱了非道家不能救，这个其实统治者心里都有数，但不能大力宣扬啊，要不都学道了谁给皇帝打工啊？不过道家在民间影响力还是挺大的，你看东方背景的小说基本都是道家，儒家佛家什麽的都是打酱油的

Answer 5

不是，儒道其实是同一家，只是道教讲天道重在修心，儒家讲人道重在治国，智慧的人往往是外儒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