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Answer 1

为什么是欧洲和西方，而不是中国？

来源：开放时代
[内容提要]在技术发展的历史上，为什么其他地区未能与欧洲同步？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失败和成功能给我们同样的启迪。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如何解释第一次机会的流失？我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而在中国则缺乏自由的市场和制度化的产权，中国政府总是在干预私营企业。至于第二次错失机会，原因在于中国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

　　世界技术史是一个漫长的倒转史。直到人类历史第一个千年的末期，在财富和知识上亚洲文明还都遥遥领先于欧洲。中世纪（即十世纪）的欧洲已失去了希腊、罗马时期的势力和辉煌，丧失了它所曾经拥有的科学技术，经济全面倒退到自给自足。那个时候的欧洲鲜有与其他地区的贸易，因为它并无盈余可以出售，至于需要从外部购买的货品，也主要仰仗贩卖人口来支付。无论是奴隶出口还是渴求工作的人们持续外移，都是当时深陷贫困的欧洲最真实的写照。

　　五百年之后，情形逆转。我希望以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概括这一变化：1498年葡萄牙人在伽玛的率领下探访印度洋。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有些学者可能会说那只是个偶然，穆斯林的水手们，或是印度人，或是中国人可以同样偶然地从另一个方向轻易建立这种联系。中国人不是在十五世纪初就派出了下西洋的船队，直抵非洲的东海岸？他们的船队更大、更好，也比葡萄牙人更早。

　　你不能不信。在今天关于亚洲的领先性的断言尤为引人注目，因为一波新的逆转正将亚洲再度推向前台。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成就和转型故事难以勾勒出一部“多文化的”世界史。所以，一种新的拟想的（政治上正确的）正统学说会使我们相信，是一系列意外事件（葡萄牙人和其他欧洲国家在印度洋的收获，以及随后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对新世界的征服）使得欧洲从边陲小邦发展成几个世纪的世界主宰者和掠夺者。这个神话的诠释者们坚信，那个时候很多非欧洲社会本身正处于科技突破的边缘，实际上是欧洲的专横（根据托马斯•格雷“墓园挽歌”一诗），“封冻了天才的（亚洲）精神思潮”。

　　有别于这种“偶然（或者幸运）成就历史”的观点，另一种看法是杰克•古迪（Goody，1996）在《西方中的东方》一书中提出的摇摆不定说。一切都起始于青铜器时代所谓的共同遗产，但此后不同的地区各自发展，有些发展快的地区被追赶或超越，然后又落后于别人。所以，欧洲只是特别幸运，在面向工业革命的重大转折中占了先机。但现在亚洲的转折即将到来，事实上已经到来。正如古迪所言（pp.231-231）：“这是一场持续至今的钟摆运动，现在东方在经济事务上开始主宰西方。”至于试图弄清欧洲成功的种种努力——特别是那些基于所谓欧洲具备而中国缺乏的内在特质的解释——这样的努力于事无补。古迪写道（p238）：
　　
　　……因为所有这些特质在（中国）早期曾经出现过。这样的讨论本身可以被看作代表着欧洲人一种可以理解但是扭曲的倾向，即夸大欧洲人对世界甚至是对“西方文明”的贡献，该倾向因欧洲人在过去几个世纪中不容置疑的成就而得以加强。这种对自我的夸大必然伴随着对他人的贬低，沾沾自喜是一种零和游戏。
　　
　　当然，并非只有西方人提到欧洲人的内在特质。一位在十八世纪末访问过英国的印度穆斯林Thus Abu Talib这样评价英国在机械化进程中的领先地位，他说（引自Khan，1998，p.303）：“英国人天生具备技术创新的激情。他们拥有发明的技能，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日常工作也乐于借助机械设备而不是靠手工来完成。他们利用技术设备的激情如此高昂，以至于只有在具备必要的设备的情况下，他们才会工作。”他继续评论道：“法国人就不是这个样子。”①

　　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这个修正论式的争论。这里我们足以断言：（1）葡萄牙人的成功是几个世纪的理性探索和航海（南大西洋）的可行性提高的结果。传统航海技术只能允许船只沿着海岸线航行，而南大西洋就是难以企及的领域。航海技术能力的提高涉及到天文观测和计算知识的系统应用，这是穆斯林的发明，主要被犹太人广泛传播。这些知识使葡萄牙人能跟着风向和水流穿越南大西洋，后来再利用纬度知识绕过非洲的顶端进入印度洋。（2）中国人放弃探索西方的部分原因在于一系列偶发的政治事件，但是，从根本上说，这也反映出中国社会和文明的价值观和结构。（3）欧洲人对科技成就的采用是基于动力技术上的不平等（更好的火药、更好的枪支）和航海技术方面的优势。

　　欧洲势力扩展到世界的其它部分正是这样或那样的显见优势的体现。为什么其它地方没能与欧洲保持同步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因为，从失败中汲取的教训与从成功中获得的经验同等重要。我们不可能研究每一个非欧洲国家或文明，但是有三个文明确实值得深入研究，这就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本文着重谈中国。

　　
一、第一次机会：有科学而无发展
　　
　　中国文明是唯一能够与欧洲相媲美甚至比欧洲更早地获得辉煌成就的文明。中国曾有两次机会：首先，在自有的传统和成就的基础上产生出可以持续的、自我支撑的科技进步的过程；第二，在十六世纪外国列强踏上中国领土的时候就学习欧洲的科技。中国两次错失良机。

　　关于中国第一次错失良机，很多学者作了调查和分析。但是，这仍是一个谜。例如，中国专家告诉我们，在工业技术的许多领域，中国一直领先于欧洲：在纺织业，中国在十三世纪就有了动力驱动的纺织机，比英国人在工业革命中学会水力纺织机和走绽纺织机早了约五百年；再如炼铁，中国人早就学会在鼓风炉中用煤或焦炭（而不是木炭）来化铁，到十一世纪末生铁产量已经达到约12.5万吨，而英国人七百年之后才达到这种水平（参见Elvin，1973，p.85）。②总之，你可以列出一长串中国人领先的事例：独轮车、马镫、固定马领圈（防止窒息）、指南针、造纸、印刷术、火药、陶瓷。（但是不包括马蹄铁，这意味着中国人不会利用马匹从事运输）。

　　难解之处在于为什么中国人没能认识到他们的某些最重要的发明的潜力。通常人们都认为知识和技术秘诀是积累起来的，一旦人们掌握了某种先进技术，这种技术就会取代古老的方法，得以广泛利用。但是，中国工业的发展历史却提供了许多技术退步和遗弃的事例。用来纺织大麻纤维的机器从来没有在棉纺生产中被采用，棉花纺织一直没能实现机械化；煤炭/焦碳冶炼被弃用。Elvin（1973，pp.297-298）质疑，这究竟为什么？

　　看来，没有任何常规解释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告诉我们，为什么在一段总体说来处于繁荣扩展的时期内，中国经济没有出现技术进步。几乎每一种被历史学家视为导致西北欧工业革命发生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都曾经具备。甚至中国也发生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革命，至少在农村是这样。但这对生产技术没能产生任何重要影响。唯一缺乏的是伽利略—牛顿式的科学，但是从短期考虑，这并不重要。如果中国人能像十七世纪的欧洲人那样痴迷于修补和改进，把王晨（音译，Wang Chen）所描述的基础模型发展为高效的纺织机并非难事。蒸汽机虽然复杂些，但是对于在宋代就已经造出双活塞喷火器的中国人而言，应该也没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困难。关键在于没有人尝试。在农业以外的多数领域，科技知识的缺乏并不是中国技术发展的停滞的主要原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汉学家们已经提出了部分解释。我认为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如下几点：

　　首先，中国缺乏自由市场和制度化的财产权。中国的政府总是插手干预私人企业——垄断专营、明令禁止、操控价格、索取贿赂。在不同的时代，政府受不同动机驱使，或是为了保存劳力从事农业生产；或是为了控制重要资源（例如盐和铁）；又或许是基于对收入的渴求（下金蛋的鹅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或是惧怕或反对人们自我修养（self-enrichment）反过来会导致广泛的腐败和寻租；或是基于对海外贸易的反感，天国（天朝）认为海外贸易不符合皇上的利益，是分裂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的缘由，甚至会纵容人们外逃。事实上，这种政府干预也遭到人们的规避和抵制；而政府的不同需要迫使政府对此有一定程度的容忍。还有，目标、目的和理想就是安土重迁和难以言喻的静止不变。1368年新皇帝登基后，以本土王朝（明朝）取代了战败的蒙古侵略者，他建都南京，年号洪武。请读者不要被这个年号蒙蔽，洪武的目的恰恰不是战争，他希望的是固定的疆域，人们必须安分于本土，未经政府许可人们不得擅自迁移，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到国外。未经许可擅自出国者回国后有可能被斩首。明朝的法令也旨在阻止社会的流动性，擅自转变职业者会被严惩。关于这个问题，Timothy Brook（1998，p.Ⅶ）引用了洪武帝最喜欢的座右铭：
　　
　　小国寡民。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由于政府试图禁止所有的海外贸易，上述状况在明朝（1368－1644）登峰造极。③这种禁令自然会导致规避、走私，随之而来的是腐败（保护费）、缉私、没收和惩罚。所有这些必然扼杀主动性，增加了交易的风险和成本，使有能力的人们不愿意经商或发展工业。

　　中国没能实现其科学技术的经济潜力的第二个原因涉及到更大的社会价值问题。伟大的匈－德－法（Hungarian-German-French）汉学家Etienne Balazs（[1968]1988，另见Balazs，1964）认为中国夭折的技术是极权统治大格局下的一部分。他注意到中国没有自由，在乎习俗和舆论。他的分析值得我们回味：

　　如果我们认为极权主义就是国家及其执行机构和职能部门无一例外地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中国社会就是高度极权化的社会……没有私人计划，没有任何公共生活可以逃离官府的控制。国家意欲垄断了大量的事务，包括大宗消费品：盐、铁、茶、酒、外贸。教育也是垄断的，戒备森严。特别是对文字的垄断（我是想说，对出版的垄断）：任何未经审查的非官方书写物，几乎都不可能到达民众手中。但是摩洛克政府（Moloch-State）的范围，官僚体系的权势却得到巨大的发展。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也有管制；一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们一生中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国家的密切监视之下。这是一种充满文书和烦恼的政权，无尽的文书，无尽的烦恼。
　　
　　如果没有被政府的压制而窒息，曾经对人类作出重大贡献——丝绸、茶、瓷器、纸张、印刷——的中国人的聪明和创造力，无疑会让中国更富足，或许会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是政府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政府不仅把一切可能反政府或者触犯政府利益的事物扼杀在萌芽之中，而且还因为以国家利益为借口而强行灌输的习俗。这样一种恪守传统、固定不变、循规蹈矩的气氛，完全违背自由探索精神，使得任何创新、任何没有事先获得批准的计划都遭受质疑。
　　
　　简言之，回到Elvin（1973）的观点，中国人没能在已掌握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原因是没有人尝试。怎么会尝试呢？中国人根本没有不受干扰的资源来反对官府的干涉和欺压，他们只能依靠与个人或家族间的协作取代商业上多变的或制度化的惯例。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之间的信任比法律条款更可靠。

　　可见，中国与欧洲的对照是多么的鲜明。政权的分散性和国家之间的竞争迫使欧洲的统治者关注其国民，认可他们的权利，培植财源，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种压力。对此Elvin（1973，pp.22-225）有如下描述：
　　
　　……是中国广大的国土面积使明朝统治者的可以采取这些政策。在中国处于诸侯割据的时候，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960年），没有一个政府能闭关锁国，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依赖（后来变成地区间的经济依赖）会摒弃这种选择；对外交与军事联盟的需要以及对经由贸易获得的收入的需要也使孤立隔绝难以被接受。如果国家比较小，臣民与国家或统治者之间也可能建立起更密切的利害关系，正如处于现代化早期阶段的西北欧。在现代化的通讯出现之前，王朝的辽阔阻止了民族主义的产生。
　　
　　无论各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结果似乎一直是一种奇怪的格局，即与世隔绝的发展和徒劳的间断——上上下下，周而复始——社会好像被自我平衡的制动装置限制着，或是被一层蚕茧抑制着。其结果，如果不是初衷的话，只能是静止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静止。创新只被允许到此为止，不能更远。④

　　欧洲人对这些干预知之甚少。实际上，在这几个世纪中，他们进入了令人兴奋的创新和竞争的世界，既得利益者受到挑战和诱惑，保守主义的势力受到限制。变化越来越多，新事物快速传播，新的进步和成就取代了对衰败的权威的尊敬。令人兴奋的自由观念影响着所有的领域。那些年，教堂里传播着新教新说，普遍的创新精神加速了宗教改革（现在我们看得更清楚了），新的语言和集体行动挑战着旧式的社会组织，也对其他政策形成威胁，新的做事方式使求新成为人的优点和快乐之源。

　　所有这些中，最重要的是基督教教堂在欧洲成为了知识的保护者和培养技工的学校。人们对教堂的印象可能是另一副样子：有组织的教会，强调祈祷和沉思默想，对技术没什么兴趣，将做工看作是对原罪的惩罚，不关心如何拯救劳工。但现在，每一件事情都是全然相反的：将牧师们从耗时的世俗工作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导致动力机器的引进和扩散，然后从十二世纪西多会修士开始，又导致雇佣俗家兄弟（lay brothers）来做繁重肮脏的工作，这又反过来引发了对这种繁重肮脏的工作的认识和对时间以及生产率的关注。所有这些最终都造成修道院的庄园里摆满了动力机器——设计好复杂的连接顺序，使大多数机器都能够使用水动力，并将水力输送到不同的工作地点。下面是对十二世纪中叶克莱尔沃（Clairvaux）修道院的这种多功能皮革加工过程的描述（引自White，1978，p.245-246）：“晾晒、筛选、切割、搓揉、上水、冲洗、打磨、鞣革，我完全为他的这些技艺所折服。”作者显然很为他们的成就自豪，他还更进一步告诉读者说，他要调侃几句（这位中世纪的牧师说：“如果你们可以原谅我这样说的话”）。他说，纺锤看来已经免除了对漂洗工的原罪的惩罚；他认为，这样的发明减轻了男人们繁重的劳动，也使马省了力气，这要感谢上帝。

　　为什么只有欧洲人能够在发现中获得快乐，因创新和改进而欢欣鼓舞，有这种在发明上的素养——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发明之发明”？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典型的解释落脚于宗教价值。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犹太基督教对手工劳动的尊重，这体现在圣经的一系列训诫中。一个例子就足够了：当上帝警告诺亚洪水将要到来并告诉他他将被拯救的时候，拯救他的并不是上帝。“用香槐木造一个方舟”，上帝说；诺亚按神的旨意造方舟。第二个相关的原因是犹太基督教顺应人性。这种信仰与广为流传的万物有灵的信仰和习俗大相径庭，后者认为在神灵存在于每一棵树木、每一条溪流之中（所以才有水中女神和森林精灵）。这种万物有灵论信仰对今天的生态学家来说可谓正中下怀，但在基督教的欧洲，人们会对异教徒的自然崇拜充耳不闻。第三个解释来自犹太基督教的线性时间观。其他社会认为时间是循环的，时间将回到从前，周而复始。线性时间观是进步的或退步的，它朝着更好的事物前进或从以前的一个快乐状态而后退。在当代欧洲，进步论占上风。

　　但在最后的分析中，我要强调市场的作用：事实是，在欧洲企业是自由的，创新得以进行而且能够得到回报，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受到严格的限制，从而无法阻止或抑制创新。成功引发了模仿和仿效；还有几乎把人提升到神的层面的强力意识。古老的神话流传下来——被逐出伊甸园，飞得太高的伊卡尔斯，戴镣铐的普罗米修斯——警告世人不要骄傲自大。正是这一骄傲自大——无处不在的傲慢——证实了人们的自命不凡以及别人对他的努力约束。但是，行为者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二、第二个机会：向列强学习

　　在欧洲人首次到达印度洋向中国进发的时候，这个神圣的帝国正像它的名称一样，是世界上首位的政体——至少在他们自己的眼里是这样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文化成就无可比拟，因其道德和精神的优越而镇定自若。⑤中国人自认为生活在宇宙的中心，周围的蛮夷小邦沐浴在它的光辉之中，并伸手向它索要阳光，只有通过依附和朝贡才能获得承认。中国的帝王是“天子”，是独一无二的神权的代表；少数可以觐见天子的人需叩首以示敬畏——要三跪九叩；对来自天子的任何东西——圣旨，皇帝的手谕，其他人都要向其叩首。他的手迹，他穿过的衣服，任何他触摸过的东西都称为圣物。西方的外交官默认了中国人强迫他们做这些姿势，他们认为这是“对外关系的朝贡制度的重要部分”（Spence，1998，p.42）。通过这样做，“西方人不自觉地助长了清王朝关于中国优越感的观念”（Spence引自Wills，1984）。

　　那些代表帝王管理国家的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考试的内容是儒家文学与伦理。这些官员们是高层中国文化的化身，他们享有声望，浑身都散发着中国文化的综合性和无比的优越性。他们在下属面前可以充分地展示自己的自负和傲慢，同样，在上司面前他们也表现出“令人吃惊的顺从”和自卑（Welsh，1993，p.16，他这里的引文没有注明出处）。没有什么比早朝更能表现官员们的竞相谦卑了，几百名朝臣半夜集合，无论是雨天、冷天还是晴天，站在露天地里，等着皇帝到来好行礼朝拜。他们并没有浪费时间，他们的时间是属于皇上的。他们不敢迟到，准时都还不够：提前到才能证明他们的热忱（Landes，1993，另见Huang，1981）。

　　这种文化上的自负加上日益严重的苛政，使得中国尤其不善学习。有什么可学的呢？对新奇的和外来的事物的抵制使他们更想表现出自负，以证明他们所做的是对的。这就是高高在上的矛盾：这是一种不安全的表现。它本质上是脆弱的；培养它、需要它和依赖它的人也正是那些最害怕人家否认他的人。今天的法国人对他们的语言的优越性是如此自信，一想到外来词就风声鹤唳，特别是来自英语的外来词。明朝时的中国也一样：他们对自己的优势地位如此坚信，以至于在西方技术的挑战面前他们战栗了，而这些技术正是他们应该学习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批葡萄牙的来访者和天主教传教士正是利用西方技术的奇技淫巧诱开了中国的大门，机械钟表就是开门的钥匙。机械钟表是十九世纪晚期欧洲的重大发明，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它在当时对时间度量和生产力的贡献，更体现在它对革新的敏感性以及它在仪器制造和机械技术上所发挥的先锋作用。相形之下，水钟笨拙不堪。对十六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机械钟表神奇莫测，不仅能计时，也充满趣味。有些钟表可以演奏音乐，有些还带有定时会有节奏地舞动的小雕像。于是，钟表就成了皇帝可能会喜欢看的东西，为了得到皇上的好感就必须呈给他看，而且有心的弄臣一定要先于他人呈献给皇上。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呈献给皇帝的并不仅仅是这种奇妙的装置。按照中国人的本能和习俗，外国人都应该被拒之门外，比如将之限制在像澳门那样的边远地区，只有特殊情况下才允许他们进入中原。然而，要见到十六世纪时的钟表，还必须见与钟表呆在一起的钟表匠和钟表持有人。

　　中国人热爱钟和表。但他们不喜欢欧洲人。这里的问题是中国人对文化的整体认识，对事物、人与神之间的联系的认识。最先把这些美妙的机器带来的天主教牧师是特殊的推销商。

Answer 2

因为中国没有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