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中小城市结构上有什么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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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发展之所以呈现出与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问题不在“城市化偏差”,而在于“非农化偏差”,尤其是“工业化偏差”。这就是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与结构之间呈现出的与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同的特征,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的经济结构与其它国家的差异。中国经济结构的特异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至少表现在两个突出的方面,一是从产业的角度来看,非农产业发展对非农就业的拉力不足,从而对城市化发展的拉动弹性过低,我们可以称之为产业结构偏差;二是非农产业在农村地区的分散发展,限制了供给和需求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过程,从而造成城市化发展的动力不足,我们可以称之为非农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偏差。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 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业 0.9 0.6 13.5 5.7 - - - - 2.9 1.5
商业、金融业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军事部门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医疗、教育部门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娱乐、休闲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矿产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 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计 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资料来源:William H,Freg,Alden Speare,Jr,.The Revival of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ssessment of Fi-ndings from the 1990 Censu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No.1 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参考文献】
1 辜胜阻.非农化与城镇化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2 杜辉.略论我国工业化升级转换中的战略选择.经济研究,1992;4
3 余立新.排除认识障碍,加快城镇化发展.人口研究,1994;1
4 俞德鹏.中外城镇化进程的定量比较.人口研究,1994;2
5 付晨.农村城市化滞后的症结与对策.经济体制与改革,1995;3
6 孙立平.中国的城镇化是滞后还是超前.探索与争鸣,1996;5
7 叶裕民.中国城镇化滞后的经济根源及对策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9;5
8 周一星等.改革开放近20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城市规划,1999;12
9 孙永正.城镇化滞后的八大弊端.城市问题,1999;6
10 孙永正.城市化内涵、进程和目标水准实证研究.中国软科学,2001;12
11 王茂林.新中国城市经济50年.经济管理出版社,2000
12 刘连银.中国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4
13 刘勇.我国城镇化回顾与展望.中国经济时报,1999-04-14
14 郭克莎.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之我见.光明日报,2001-08-21
15 陈阿江.中国城镇化道路的检讨与战略选择.南京师大学报,1997;3
16 董黎明.90年代中国城市超前发展战略透视.城市,1999;3
17 邓宇鹏.隐性城镇化及其成因.中国经济时报,1999-09-29
18 王桂新.中国人口分布与区域经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19 王嗣均.中国城市化区域发展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
20 钟水映.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01;6
就非农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关系而言,我们可以分别从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分析。
表2利用序时统计年鉴资料对我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发展轨迹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的偏差所在。显然,方程(1)说明我国城市化与非农产值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关系,而方程(2)和(3)则又说明在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的非农化和城市化之间存在不同的发展模式。在1952~197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发展的解释力较低;相比较而言1980~1999年,非农化对城市化的解释力则十分显著。数据的实证分析支持了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缓慢,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没有在经济产出结构变化的同时实现城乡结构的同步变化。
表2 中国城市化与非农化发展的回归与相关分析
内容 回归方程 拟合度(R[2]) 相关系数(r)
城市化与非农产值
1952~1999 U1=-17.8+0.56N1 …………(1) 0.797 0.895
1952~1979 U2=2.49+0.23N2 …………(2) 0.604 0.787
1980~1999 U3=-22.04+0.64N3 …………(3) 0.901 0.952
城市化与非农就业
1952~1999 U4=8.11+0.42N4 …………(4) 0.822 0.909
1952~1979 U5=14.28+0.12N5 …………(5) 0.147 0.423
1980~1999 U6=3.85+0.54N6 …………(6) 0.951 0.976
从就业结构变化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看,上述特点更加明显。方程(5)说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国的非农就业的增长对城市化几乎谈不上有什么贡献,而改革开放后的非农就业的增长与城市化的发展呈现极强的对应关系,非农化对城市化的弹性大大提高。
归根到底,城市化只是一个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结构变化的一种外在性表现。它的水平高低,是由前者决定的。中国非农产值和就业的扩张没有产生相应的城市化拉动力,原因有三:一是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抑制了城市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二是广泛存在于农村地区的非农产业造成了非农化与城市化的脱节与背离;三是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畸形限制了城市本身的辐射与吸纳能力。
在经济结构方面,90年代初,就有研究者分析我国工业的重型发展结构严重阻碍了城镇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吸收。据一项研究表明,从1952~1987年的35年间,我国的工业资本积累应该吸纳的劳动力就业量为1.7亿人,而实际吸纳的劳动力仅为8000万人,不到应当吸纳劳动力的50%。(注:课题组.中国乡镇企业发展及国民经济的宏观协调.中国农村经济,1990;5)产生这种特殊的非农经济结构的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以工业为主导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另一方面则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要建设生产性城市而非消费性城市,由此导致服务业发展严重不足。改革开放以来,轻型工业和服务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对非农劳动力的吸纳有了显著增强,但这方面具有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出来。由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结构问题较为突出,吸收劳动力就业能力最强的城市服务功能难以发挥,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受到产业结构的制约。
导致中国城市化发展与非农就业增长之间出现严重偏差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非农就业广泛地分布于广大农村地区,没有有效地向城镇集中。我国的NU比一直居高不下,甚至在90年代仍然呈上升态势,集中说明了与世界各国相比,我国城市化发展缓慢的原因及我们努力方向所在。90年代以来,各地为实现农村地区非农产业的集中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如遍布各地的大大小小的各级开发区的设立,就是为了筑巢引凤。在一些地方,开发区吸引了一批投资项目,但总体来看,对引导乡村非农产业向城镇集中仍然效果有限。
中国的乡村非农产业难以向城镇集中,其根源是多方面的。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对乡村非农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的需求大多来自于当地农村社区的农民,一定社区圈子里的相对较稳定的需求使得小规模、低水平的非农产业企业得以维持。从供给方面看,把企业分散地布置在乡村,有利因素也不少。一是企业可以大大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如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就地取材,就地销售产品,把企业办在家门口,符合经济原则。二是可以以临时工的方式极为方便地从大量的闲散乡村劳力中招收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这种对企业员工非正式的录用和管理模式,极大地降低了企业人工成本。三是企业用不着为员工提供食堂、宿舍等设施,省却了管理者的许多麻烦。四是企业使用的土地及其它资源都是自己或本村的,就可以不用或很少交纳各种费用。五是可以较为方便地逃避有关部门的监管,省却五花八门的各种正当和非正当的费用。
当然,乡村非农业企业难以向城镇集中,还存在另外一个体制性障碍,那就是农村社区的基层行政管理者并不热心甚至反对所管辖的区域内的非农企业向城镇的集中。对他们来说,在辖区内兴办了多少非农企业,是其政绩的一个重要指标,也是基层干部们的小金库或招待基地,他们享有“控制权”利益,自然不希望非农企业向辖区外的地方集中。
狭隘的目标市场定位、与低收入和低下的购买力相适应的产品和营销方式、非正式的生产和管理模式和不计成本的外部收益,使得非农产业在农村分散经营的交易成本和经营成本大大降低,而在城镇生产经营可能具有的诸如人力资源、技术、信息、管理、交通、市场等优势大打折扣,对它们难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这就是中国NU比一直居高不下进而导致城市化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
4 头重脚轻还是头轻脚重?城市结构与城市化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迟缓,还有另外一个不得不注意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我们的城市结构偏差。具体说来就是长期以来,我们的城市化发展过分地强调中小城镇的作用,把中小城市的发展看成是吸纳乡村人口的主要渠道。偏向中小城镇发展而控制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客观上抑制了城市化发展水平的提高。
长期以来,我们通常的统计方法,是把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列为特大城市,50~10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大城市,20~50万人口的城市列为中等城市,20万以下的列为小城市。90年代以后,把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又划分为100~200万人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以上的超大城市。在这种划分方法之下,中国的城市结构有所谓“头重脚轻”之感,即大城市多,小城市过少。从1952~1980年,特大城市数量年均增长2%,大城市年均增长4%,中等城市年均增长4%,小城市则年均减少0.33个百分点。为了改变这种结构,80年代以来,我国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小城镇发展的战略措施,使得小城镇的增长速度大大快于大中城市。根据统计年鉴提供的资料计算,从80年代初至上世纪末,小城镇年均增长8%,中等城市年均增长6.5%,而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年均增长仅为3.5%。
这种不平衡的增长格局是刻意抑制大城市发展,重点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但中小城镇由于其城市经济规模有限、经济结构单一、城市功能欠缺,无法形成对劳动力的巨大吸纳能力。现代城市中对吸纳劳动力就业最有前途的服务部门,只有在一定的经济规模和相应的经济结构上才能形成和发展,在中小城镇中是很难形成这些部门发展的环境的,因此,我们的小城镇偏向的城市化战略压制了现代社会城市中最有活力的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从而也阻碍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这就是说,表面上,从城市数量的角度,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头重脚轻”的问题;但数量庞大、结构单一、对农村劳动力吸纳能力低下的小城镇又成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障碍。这种“头轻脚重”的现象,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速度。
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城市化的进程及人口区域分布格局变化的基本动力在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城镇发展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愈来愈突出。以美国为例,70年代中,最大的20个城市里有7个人口流失。80年代以来,虽然从整体上扭转了人口流失的态势,但情况仍有差异。以纽约、波士顿、费城为代表的城市,在发展金融业、高科技产业方面进展较大,人口增长也由负转正,并且增长速度较快;而像明尼波斯、堪萨斯城等本来以服务业为主的都市则无论在70年代中或70年代以来,都保持较高人口增长率。反之,产业结构过于单一或集中于制造业的城市,如底特律、克利夫兰、匹兹堡等历史上的重要工业基地的城市,仍处于人口流失或低增长状况。一些城市人口在萎缩的同时另外一些城市人口却在快速增长,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这些城市是否适应了后工业社会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的大趋势。(注:钟水映.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发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77)从发展趋势上讲,过去以制造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将转变为以服务业为龙头的经济结构,所谓的Fire行业(Finanee,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高技术行业将成为吸纳就业人口的主要场所。在这场新的转变和竞赛中,谁转得快,谁就会继续增长,城市人口不但不会流失,反而还会增加;反之就会一步步没落下去,人口不可避免的流失。表3突出反映了美国不同经济结构的城市地区兴衰的格局。
表3 美国不同主导产业类型的市区人口变化率(1970~1990) %
都市主导 北部 南部 西部 全美
产业类型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1970 1980
~80 ~90 ~80 ~90 ~80 ~90 ~80 ~90
制造业 0.9 0.6 13.5 5.7 - - - - 2.9 1.5
商业、金融业 -0.2 4.4 26.1 22.9 20.4 23.3 10.9 14.5
政府、军事部门 8.2 6.9 16.1 16.4 28.1 20.0 20.0 17.5
医疗、教育部门 8.3 7.1 24.1 17.4 43.1 22.9 16.6 12.2
娱乐、休闲 17.8 15.6 60.9 48.5 66.5 51.7 57.6 46.6
石油、矿产 0.6 -9.4 19.4 2.9 40.2 -14.8 12.6 -2.4
其它 1.9 3.7 16.2 9.6 29.0 26.7 14.1 10.6
合计 0.8 3.0 22.0 17.4 22.7 23.9 10.0 11.6
资料来源:William H,Freg,Alden Speare,Jr,.The Revival of Met-ropolitan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An Assessment of Fi-ndings from the 1990 Censu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8,No.1 March
1992.
美国城市发展的经验,一方面再次印证了本文前述的经济结构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同时,它也给予了我们强烈的启示:结构单一,不具备产业支撑,尤其是缺乏现代经济内涵的小城镇,其发展空间必然受到很大制约。现代城市化发展的趋势是由核心城市及其辐射地区形成的大规模的城市圈带。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象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及环渤海地区城市圈带的形成与发展。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以上分析说明,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仅仅废除户籍制度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调整经济结构、非农产业布局、优化城市结构等方面着手。
积极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出路。前者是后者发展程度的决定因素而不是相反。具体的说就是要改变非农经济的重型结构,大力发展轻型工业、城市服务业并合理引导新型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发挥它们对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潜力。这样不但适应了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转变的需要,同时也打破了原有产业结构对城市化发展的制约。
推进农村非农生产经营企业适当向城镇集中,是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之一。为达此目的,必须从两个方面做起,一是降低非农企业在分散经营时由于不规范性和无偿利用外部收益而具有的种种比较优势,破除阻碍它们向城镇集中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创造适宜环境,扩大非农企业在城镇生产经营所具有的优势。由此强化促成非农企业向城镇集中的推力和拉力。
突破“大、中、小”旧有思路束缚,建立城市体系发展的新思维,是我国城市化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人口普查与多个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多年来大城市在我国流动人口的吸纳及城市化的发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为控制大城市的发展显然是违反市场原则及城市发展客观规律的。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发展格局来看,在商品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机制发生作用最显著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一些大城市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为数众多的中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果我们积极引导和规划,把这两个区域的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镇的发展有机联系起来,形成布局合理、结构协调的城市圈带,则在下一个世纪,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内容将有巨大的提高和改善。要向这个方向发展,必须跳出既定的“大、中、小”思维框框,让市场机制决定城市发展资源的流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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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钟水映.中国城镇化发展滞后的原因与对策.人口与经济,20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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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小城市的划分,乃至大中城市的划分,是一个模糊概念,相对性概念。仅仅以人口数量划分,未必准确。以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作为划分标准,把县以下作为城镇,更难以让人信服。深圳市的现代化程度我看超过了重庆,但重庆是中央直辖市,深圳市是副省级市。浙江省义乌市现在是县级市,在我看来它已经很象一个中等城市了。最近我还到了甘肃省平凉市,它是地级市,但与义乌市相比,现代化程度还较远。可它的文化内涵似乎更丰富一些。而我的老家山西省榆社县城,这些年来发展也不慢,搞了一些基础建设,但给我的感觉,它还更象一个集镇、小城镇。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什么都以行政级别来划分,这好不好?我觉得不好。现在我国已经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许多东西还保留了行政级别的划分,如副省级企业,地厅级企业,县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甚至和尚、尼姑还有处级、科级之别,……这种等级制概念,不仅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且含有封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概念,废除行政级别概念。是什么就说它是什么,不必都与行政级别挂钩。
像深圳/汕头这些都可以称为城市.
一般而言,城镇比城市小,城市可以包括城镇
我国的建制市是行政区划概念,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在 2003 年底我国的 660 座建制市中,既有市辖区总人口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分组(非国家标准)定义,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县级市人口指城关镇人口。)1000 万以上的巨型城市, 50 0~1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0~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更有数万人甚至不足万人的微型城市,其实这些微型城市只能称之为小城镇。对差别如此之大的660座建制市简单进行总体评价,可比性较小。 按国家统计局原规定,中小城市是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建制市,中小城市的主体是县级建制市。而县级建制市多从县级建制而来。一些有条件的县不久将来也有可能撤县建市,成为新的小城市。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以及市辖县级区,简称为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在我国建制市中,中小城市占建制市总数的 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按原分组标准计算,全国大城市 1980 年为 45 个, 2000 年达 93 个,增长了 1.07 倍;中等城市由 70 个增加到 218 个,增长了 2.11 倍;小城市 ( 不含镇 ) 由 108 个增加到 352 个,增长了 2.26 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一批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将成长为大城市,一批有条件的小城市将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同样,更多有条件的城镇将成为中小城市。现在一批中小城市创造的 GDP 已达数百亿、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像深圳/汕头这些都可以称为城市.
一般而言,城镇比城市小,城市可以包括城镇
我国的建制市是行政区划概念,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在 2003 年底我国的 660 座建制市中,既有市辖区总人口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分组(非国家标准)定义,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县级市人口指城关镇人口。)1000 万以上的巨型城市, 50 0~1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0~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更有数万人甚至不足万人的微型城市,其实这些微型城市只能称之为小城镇。对差别如此之大的660座建制市简单进行总体评价,可比性较小。 按国家统计局原规定,中小城市是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建制市,中小城市的主体是县级建制市。而县级建制市多从县级建制而来。一些有条件的县不久将来也有可能撤县建市,成为新的小城市。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以及市辖县级区,简称为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在我国建制市中,中小城市占建制市总数的 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按原分组标准计算,全国大城市 1980 年为 45 个, 2000 年达 93 个,增长了 1.07 倍;中等城市由 70 个增加到 218 个,增长了 2.11 倍;小城市 ( 不含镇 ) 由 108 个增加到 352 个,增长了 2.26 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一批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将成长为大城市,一批有条件的小城市将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同样,更多有条件的城镇将成为中小城市。现在一批中小城市创造的 GDP 已达数百亿、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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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小城市的划分,乃至大中城市的划分,是一个模糊概念,相对性概念。仅仅以人口数量划分,未必准确。以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作为划分标准,把县以下作为城镇,更难以让人信服。深圳市的现代化程度我看超过了重庆,但重庆是中央直辖市,深圳市是副省级市。浙江省义乌市现在是县级市,在我看来它已经很象一个中等城市了。最近我还到了甘肃省平凉市,它是地级市,但与义乌市相比,现代化程度还较远。可它的文化内涵似乎更丰富一些。而我的老家山西省榆社县城,这些年来发展也不慢,搞了一些基础建设,但给我的感觉,它还更象一个集镇、小城镇。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什么都以行政级别来划分,这好不好?我觉得不好。现在我国已经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许多东西还保留了行政级别的划分,如副省级企业,地厅级企业,县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甚至和尚、尼姑还有处级、科级之别,……这种等级制概念,不仅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且含有封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概念,废除行政级别概念。是什么就说它是什么,不必都与行政级别挂钩。 像深圳/汕头这些都可以称为城市. 一般而言,城镇比城市小,城市可以包括城镇 我国的建制市是行政区划概念,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在 2003 年底我国的 660 座建制市中,既有市辖区总人口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分组(非国家标准)定义,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县级市人口指城关镇人口。)1000 万以上的巨型城市, 50 0~1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0~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更有数万人甚至不足万人的微型城市,其实这些微型城市只能称之为小城镇。对差别如此之大的660座建制市简单进行总体评价,可比性较小。 按国家统计局原规定,中小城市是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建制市,中小城市的主体是县级建制市。而县级建制市多从县级建制而来。一些有条件的县不久将来也有可能撤县建市,成为新的小城市。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以及市辖县级区,简称为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在我国建制市中,中小城市占建制市总数的 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按原分组标准计算,全国大城市 1980 年为 45 个, 2000 年达 93 个,增长了 1.07 倍;中等城市由 70 个增加到 218 个,增长了 2.11 倍;小城市 ( 不含镇 ) 由 108 个增加到 352 个,增长了 2.26 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一批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将成长为大城市,一批有条件的小城市将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同样,更多有条件的城镇将成为中小城市。现在一批中小城市创造的 GDP 已达数百亿、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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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小城市的划分,乃至大中城市的划分,是一个模糊概念,相对性概念。仅仅以人口数量划分,未必准确。以省级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作为划分标准,把县以下作为城镇,更难以让人信服。深圳市的现代化程度我看超过了重庆,但重庆是中央直辖市,深圳市是副省级市。浙江省义乌市现在是县级市,在我看来它已经很象一个中等城市了。最近我还到了甘肃省平凉市,它是地级市,但与义乌市相比,现代化程度还较远。可它的文化内涵似乎更丰富一些。而我的老家山西省榆社县城,这些年来发展也不慢,搞了一些基础建设,但给我的感觉,它还更象一个集镇、小城镇。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国家,什么都以行政级别来划分,这好不好?我觉得不好。现在我国已经在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质是现代市场经济,而许多东西还保留了行政级别的划分,如副省级企业,地厅级企业,县处级企业,科级企业,甚至和尚、尼姑还有处级、科级之别,……这种等级制概念,不仅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而且含有封建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妨采用一些现代化的概念,废除行政级别概念。是什么就说它是什么,不必都与行政级别挂钩。
一般而言,城镇比城市小,城市可以包括城镇
我国的建制市是行政区划概念,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在 2003 年底我国的 660 座建制市中,既有市辖区总人口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分组(非国家标准)定义,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县级市人口指城关镇人口。)1000 万以上的巨型城市, 50 0~1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0~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更有数万人甚至不足万人的微型城市,其实这些微型城市只能称之为小城镇。对差别如此之大的660座建制市简单进行总体评价,可比性较小。 按国家统计局原规定,中小城市是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建制市,中小城市的主体是县级建制市。而县级建制市多从县级建制而来。一些有条件的县不久将来也有可能撤县建市,成为新的小城市。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以及市辖县级区,简称为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在我国建制市中,中小城市占建制市总数的 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按原分组标准计算,全国大城市 1980 年为 45 个, 2000 年达 93 个,增长了 1.07 倍;中等城市由 70 个增加到 218 个,增长了 2.11 倍;小城市 ( 不含镇 ) 由 108 个增加到 352 个,增长了 2.26 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一批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将成长为大城市,一批有条件的小城市将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同样,更多有条件的城镇将成为中小城市。现在一批中小城市创造的 GDP 已达数百亿、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一般而言,城镇比城市小,城市可以包括城镇
我国的建制市是行政区划概念,与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并不完全一致。在 2003 年底我国的 660 座建制市中,既有市辖区总人口 (按国家统计局最新分组(非国家标准)定义,市辖区总人口为户籍人口加一个月以上暂住人口,县级市人口指城关镇人口。)1000 万以上的巨型城市, 50 0~1000万人口的超大型城市、200~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100~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也有50~10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和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更有数万人甚至不足万人的微型城市,其实这些微型城市只能称之为小城镇。对差别如此之大的660座建制市简单进行总体评价,可比性较小。 按国家统计局原规定,中小城市是指市区非农业人口在 50 万以下的建制市,中小城市的主体是县级建制市。而县级建制市多从县级建制而来。一些有条件的县不久将来也有可能撤县建市,成为新的小城市。考虑到统计资料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评价对象界定为县级市、县以及市辖县级区,简称为中小城市。
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2003 年在我国建制市中,中小城市占建制市总数的 8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城市发展迅猛,数量增长速度快于大城市。按原分组标准计算,全国大城市 1980 年为 45 个, 2000 年达 93 个,增长了 1.07 倍;中等城市由 70 个增加到 218 个,增长了 2.11 倍;小城市 ( 不含镇 ) 由 108 个增加到 352 个,增长了 2.26 倍。随着我国城市化的推进,一批有条件的中等城市将成长为大城市,一批有条件的小城市将成为中等城市或大城市,同样,更多有条件的城镇将成为中小城市。现在一批中小城市创造的 GDP 已达数百亿、创造的财政税收已达数十亿元。中小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将日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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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人才分配不合理,但一般中小新兴城市建筑规划比较合理。经济发展不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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