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在辛亥革命前后，革命派，立宪派，保皇派之间的关系如何？

Answer 1

清末空前的动荡政局，激起社会各阶层的危亡意识，相应的救亡运动适时兴起。甲午战后，由早期的民族资产阶级演化而成的两大政治力量--立宪派与革命派，加上清政府同构组成清末三大政治集团。其中立宪派与革命派、清政府都有着微妙且暧昧的关系，而革命派与清政府之间互相警戒而壁垒森严。清政府面临一系列内忧外患的时候，革命党是其防御的重中之重，作为政治压力的缓冲地带，立宪派恰如其分地站在了清政府正统性危机和革命党合法性困境之间，试图作政治的调适，而这种看似恰当的位置，均没有获得两对立方的赞赏，相反是两方都不彻底的信任和毫无保留的怀疑。

当革命派认为“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1]立宪派在海外正极力劝导华侨“日以忠君爱国相摩”“齐心发愤，救我皇上”[2].尽管革命派与立宪派有民族资产阶级基础的同属性，但在政治终极目标的分歧上，这一共同的阶级基础没有为双方调和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因革命派将指向清政府的矛头旋即指向立宪派的时候，一场攻势如虹的口诛笔伐是毫无必要去刻意的回避。从理论到实践，双方都穷己所有，立宪派的败北，让革命派争得政权。立宪派在国内海外的出处行藏，因其的失败而被讳莫如深，历史功绩于它堵隔如墙，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仔细的思考，不拘于革命史观的语境禁锢，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结合当时的被我们视之为胜利者的历史现实，给予应然的判断，看看立宪派这一个历史的失败者有没有值得我们去称许的地方。

一、厘清立宪与革命派系渊源

辛亥革命前后时期，民族资产阶级是主要的政治活动力量，然而民族资产阶级通常被理解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派。当然，还有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其他政治派别，其主要指活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立宪派[3].立宪派，溯其渊源应是早期的维新派，早期维新派要求开设议院，实行军民共治，但却还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度[4].君主立宪思想正式在中国出现是在1895年后，郑观应明确提出：“开国会，定宪法”[5].此时的维新派较之以前有了跨越式的进步，而真正意义上所指的维新派应是在1898年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时期，推动维新运动的时候。由于维新运动的失败，这时期的维新派惨遭巨变，“戊戌六君子”的被杀和领袖康有为与梁启超的出走海外，国内的维新派然已不存。

1898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即保皇会。保皇会以康有为正会长，梁启超、徐勤为副会长，“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6],因保皇会强调君主立宪是一般意义上的“立宪派”的一种，两者之间有共同之点也有相异之处。

两者相同点：立宪派与保皇派都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上层、开明地主官绅的利益，都是积极倡导并为之奋斗要在中国通过自上而下的和平方式实现君主立宪政体的一批人。两者不同点：其一，立宪派是活动于国内的实业家及其代言人，保皇派主要是活动于海外的以康有为的弟子及吸纳的华侨资产阶级中上层人物为主。其二，国内立宪派侧重于“立宪”,至于由谁做君主无关宏旨，而海外保皇派不仅意在立宪，而且更侧重于“保救大清光绪皇帝”.其三，国内立宪派打出“庶政公诸舆论”的旗号，大力推行国会请愿活动，立足于合法斗争，海外保皇派则一面同海外革命者“论战”,一面派人潜入内地组建保皇活动[7].

革命派，当以孙中山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为主。就以孙中山而言，其并非一开始就主张革命，而是在三次上书清统治层提出自己有关改革①主张均遭失败的情况下转而寻求革命 .以1894年兴中会建立为标志，革命派的活动便由此次滥觞。革命派在海内外的活动表现为积极宣传革命理念，吸纳广大华侨壮大革命阵营，在国内活动则表现为组织发动一系列起义来创伤清王朝。

厘清立宪派与革命派所指之后，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在中国本土上存在两派关系主要是以实业家为主体的立宪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在海外存在两派关系则主要是以康、梁为首的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同样都是为了挽救国之危亡，但在国内海外两两之间关系在革命前夕却有很大差别。

二、立宪派与革命派辛亥革命前的阶段性关系

（一）革命前夕海外两派的公开冲突

海外两派不仅在言论上互相斗争，在行为上也是有冲突的，保皇派主张采取温和手段，革命派力主暴力手段，在两派的争论过程中，革命派也是将这一套理念付诸于保皇派的事业。

在1891年1月横滨大学学校总管及董事改选时，革命派想趁此机会对该校改革恢复革命派在大同学校的阵地。在此过程中，两派发生争执，最后互相厮打，这是两派在海外的第一次公开冲突。

“据吴玉章的记载，1906年，一群四川留日学生，在宿舍展开了立宪与革命的争论，其中绝大多数人都赞成革命，惟独周先登拥护立宪，双方辩论，周先登以一敌众，终不认输。革命派的刘庆恩一怒之下，用火钵向周先登击去，周先登被迫乱窜，此事曾在留日学生中得了一致好评。”但懋辛在回忆录中也提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