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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国史国情 学习中国近现代史，有助于我们了解国史国情。学习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了解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能激发我们的爱国情感；了解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懂得中国必须首先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争取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才能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开辟道路，充分认识革命的必要性、正义性和进步性，自觉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能够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
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你从以上方面多发挥吧
2、自觉拥护党的领导 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但是无论是地主阶级“自救”的洋务运动、农民阶级试图推翻清政府统治，建立理想社会的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维新变法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所做的努力，都没能完成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历史的发展要求旧民主主义革命必须让位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于人民共和国，充分认识到是历史和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所以我们应该更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拥护党的领导；
3、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通过学习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深刻了解中国人民走上以共产党为领导力量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联系建国社会主义改造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充分认识到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正确性，牢固确立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文本框: ●举例说明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信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
4、为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提供相关的历史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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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国高校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增强大学生对于“三个选择”的理解和认识,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要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意义,在教学中把握作为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中学历史课、大学专业历史课的关系,处理好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关系,构建与教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教学体系。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体系; 教学模式
在全国高校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增强大学生对于“三个选择”的理解和认识,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从2006年9月起,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意义,在教学中如何把握作为大学公共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中学历史课、大学专业历史课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关系,如何构建与教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教学体系,如何提高教学方法等等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正确理解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意义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对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一)大学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的
中国有重史的传统,有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中国人历史意识强,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讲到:中国人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镜鉴”,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清朝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历史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历史知识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开展历史教育。毛泽东不仅自己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非常强调青年人要学习历史。邓小平说过:“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历史虽然发生在过去,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现在,并引领着未来。通过对过去的回忆与思考,可以起到启迪心智的作用,激扬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中国的大学生,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是应该具备基本素养。近代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这种激励作用是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历史教育在大学的公共理论课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高校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来开设“中共党史”,1986年改为“中国革命史”,1998年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应该说,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不可能不讲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这一次增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中的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主要目的,是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首先应该明确和特别注意贯彻的一个基本思想。
(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中学历史课、大学专业历史课的关系初中的历史课教材分上下册,17万字,高中的历史课教材也分上下册,45万字。初中、高中的历史课,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史实学生都已经学过,文科学生高考复习材料也非常详细。进入大学时,学生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对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有很大影响。中学时的学习只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了解,而不是深入的理解。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脉络,还需要完整地把握。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上限是1840年,下限是2005年,分为上中下三编,这种“大历史”的写法和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理解得更加清晰。为了避免和中学重复,在教学中,要按专题设计,不要按照历史事件讲。正是因为中学的学习,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才更加有利于大学的深入学习,课堂讨论的效果才有可能进行得比较好,学生能在原来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此外,还应该明确,这门课不是专业历史课,而是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无论是专业历史课,还是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两者讲授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的史实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要帮助大学生通过了解国史、国情,更加明确地增强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讲授中要更加注重阐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要特别注意加强教学中的理论性。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述1840年至现在的历史发展,使学生理解“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离不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的,也不可能不讲授历史背景。因此,在教学中,必然会有一些历史知识的重复。87康沛竹:关于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几点思考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虽然要注重理论性,但毕竟是讲“史”,是要用基本史实去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点。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则更多的是讲“论”,因此,是完全可以避免大量的简单重复的。
二、准确把握教材,构建专题式教学内容体系
教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教材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规范性的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1840—1919年),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年),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49—2005年)。每编设有综述,讲述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状况、阶级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各社会力量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建国方案及其历史命运;历史的基本轮廓等。每编设有若干专题,专题讲述与“三个选择”相关联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编的三章是:外国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中编的四章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新中国而奋斗;下编的三章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本教材是多位著名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又经过了层层审批,是很有权威的。但在教学中,教师肯定不能重复教材。在课堂上照搬教材肯定是不可取的。教学体系既要遵循和依据教材,又要在把握教材的基础上超越教材。
根据教学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的教材体系,参照多年教学经验,我们在导言之外设计了以下11个专题: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试验及失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些专题的讲授内容既遵循了教材编写的逻辑结构,又重点突出。即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又深刻阐述重大历史问题。总体来讲,这11个专题既突出了主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内容丰富,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要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在大的世界背景里讲,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史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影响。在教学中,要注重各个时期的世界形势,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对比分析。使得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虽然学生对一些基本史实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很多问题还存有疑惑。比如,帝国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错误?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多党制?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等等。通过深入的专题教授,可以解决学生的很多疑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在教学中,要紧扣当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着重从正面加以阐述和说明,帮助大学生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通过这些专题的讲述,帮助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帮助学生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
三、提高教学方法,实行互动式研讨型教学模式
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特点,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方法。这几年,学院一直强调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怀学生,要把握学生思想实际,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因势利导,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素质为根本,以教学内容进学生的头脑为目的。互动式教学就是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实现师生互动。事实上,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结论灌输、单一的课堂讲授效果往往不太好,让学88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生参与教学,师生共同研究问题、讨论问题,得出科学结论,学生会更加信服。将单一、系统、灌输式课堂讲授向教师专题讲授与学生参与的多样化教学方式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转化,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活泼,使传统的平面化教学手段变为立体多维的教学方式,极大的提高了教学效果。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新课中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教学组式教师组合方式高质量地落实新课程方案,教师是关键。从总体上讲,大学的公共理论课程是比较难讲的,但是,如果教师理论水平高,准备充分,也会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我们实行了教学组教学。这种教学组式的教师组合方式在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中一直实行,并取得很好的效果。每学期一般有8—9个课堂,每个课堂170—300人,每个课堂都有主管老师、主讲老师、助教。这种“四位一体”即课程主持人、主讲老师、主管老师、助教共同管理课堂的方式是非常可行的。教师组教学的方式满足了学生希望听知名学者课的愿望,还为老中青教师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与条件。每位老师讲授自己比较有研究的专题,可以准备得很充分,准备好每一节课。另外,老师的课程集中在几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搞科研。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聘请一批国内较有影响的资深学者、专家来上课。老师们组成教学组,每位老师讲授自己有研究的专题。主讲老师包括本院老师,也有请来的专家。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第一学期,主讲老师共有19人,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11人,校外专家学者4人,校内兄弟院系的老师4人;教授12人,副教授4人,讲师(博士)3人。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教学内容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反映时代内容,反映学术前沿。每位老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情况选择1到4个专题进行准备,等几个学期以后,这几个专题讲熟了,再准备其他专题。这样可以保证每一讲的内容有深度,完全可以避免与高中历史课的重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较其他课程有特殊的难度,这就对教师的教育思想与教学能力也有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教师要对所教的理论“诚教之,笃信之,躬行之”。公共课教师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此外,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和水平,老师必须有过硬的学术水平。没有科研做支撑,教学不可能达到一种高的水平、高的层次。因此,必须努力提高教师在教学中的科研含量,进一步增强课程内容的说服力。这些年,学校、学院很重视科研,我们承担大量的课题,出了不少成果,这些都对我们的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课堂讲授与讨论、录像相结合在教学中,所有课堂都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老师们精心制作了课件。课件的好处是教学内容比较有条理,思路更加清晰,信息量比较大,可以有表格、图片、动画等,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我们还利用学院网和学校教学网络平台将课件上网,为学生自学和师生交流提供方便。课堂讲授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辅助性教学环节,与课堂讲授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主要是在课堂上或者网络平台上播放文献片、电影等,这学期,我们在教学中放过的文献片有《孙中山》、《国庆纪事》、《抗战》等。这些录像、电影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加深了学生的印象。每次看录像之后,同学们都有很多感想,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观后感。我们在教学中很重视课堂讨论,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形成师生的互动研讨。如何上好讨论课,对于教师也是提出了一个挑战。教学相长,同学们的发言也给我很大启发。作为教师,我们更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理论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同学们思考问题。网络平台是延伸课堂讨论的一种新的形式,前几年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中一直实行,并受到很好的效果。老师们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3.全年排课、自由选课、灵活的考试方式我们采取全年排课,为学生选课提供了方便,89康沛竹:关于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几点思考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课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课堂,可以自由选择任课教师。学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也给教师带来了压力和动力,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在考试方面,我们采取灵活宽松的考核方法。我们目前采用的方法是:平时成绩30分,包括考勤10分,课堂讨论小论文20分,2 500字左右;期末考试70分。这种考核方法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压力,扭转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习惯,有利于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在考试中,我们很重视出材料题,引导学生读原著,根据原始材料来分析问题。一个学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得到北大同学的认可,据调查,对教学组授课方式和专题讲座式教学表示满意的占到94%以上。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使教学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教学体系; 教学模式
在全国高校增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增强大学生对于“三个选择”的理解和认识,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从2006年9月起,北京大学开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如何正确理解和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意义,在教学中如何把握作为大学公共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中学历史课、大学专业历史课的关系,如何处理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关系,如何构建与教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教学体系,如何提高教学方法等等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师十分关注的问题。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专家。
一、正确理解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意义在高校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对于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一)大学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目的
中国有重史的传统,有几千年不间断的历史记录,这在全世界是少有的。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中国人历史意识强,认识到历史学的重要性,以研究、编写历史作为自己的责任。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讲到:中国人是一个有深刻历史意识的民族。唐太宗强调修史可以“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镜鉴”,也就是说要以史为鉴。清朝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把历史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历史具有很强的社会功能,历史知识在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开展历史教育。毛泽东不仅自己具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知识,而且非常强调青年人要学习历史。邓小平说过:“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历史虽然发生在过去,但它的价值却体现在现在,并引领着未来。通过对过去的回忆与思考,可以起到启迪心智的作用,激扬开拓进取的精神。作为中国的大学生,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历史是应该具备基本素养。近代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这种激励作用是其他学科不能代替的。历史教育在大学的公共理论课中一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建国初期,高校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后来开设“中共党史”,1986年改为“中国革命史”,1998年改为“毛泽东思想概论”。应该说,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讲授“毛泽东思想概论”不可能不讲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发展。这一次增设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对历史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根据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及其实施方案中的规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教学主要目的,是讲授“中国近代以来抵御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推翻反动统治、实现人民解放的历史。帮助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就是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历的叙述和分析,帮助大学生了解国史、国情,懂得“三个选择”的必要性和正确性。这是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首先应该明确和特别注意贯彻的一个基本思想。
(二)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中学历史课、大学专业历史课的关系初中的历史课教材分上下册,17万字,高中的历史课教材也分上下册,45万字。初中、高中的历史课,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史实学生都已经学过,文科学生高考复习材料也非常详细。进入大学时,学生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已经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对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开设有很大影响。中学时的学习只是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了解,而不是深入的理解。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脉络,还需要完整地把握。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上限是1840年,下限是2005年,分为上中下三编,这种“大历史”的写法和教学有利于学生对历史发展的整体脉络理解得更加清晰。为了避免和中学重复,在教学中,要按专题设计,不要按照历史事件讲。正是因为中学的学习,大学生对中国近现代史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才更加有利于大学的深入学习,课堂讨论的效果才有可能进行得比较好,学生能在原来所学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一步。此外,还应该明确,这门课不是专业历史课,而是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区别。无论是专业历史课,还是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两者讲授的都是中国近现代史,基本的史实是一致的。但不同的是,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是要帮助大学生通过了解国史、国情,更加明确地增强对于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全体大学生必修的公共理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讲授中要更加注重阐述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要特别注意加强教学中的理论性。
(三)“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的关系“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两者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很大的区别。“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主要讲述1840年至现在的历史发展,使学生理解“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离不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的,也不可能不讲授历史背景。因此,在教学中,必然会有一些历史知识的重复。87康沛竹:关于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几点思考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虽然要注重理论性,但毕竟是讲“史”,是要用基本史实去阐明中国近现代的基本问题和相关的理论点。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则更多的是讲“论”,因此,是完全可以避免大量的简单重复的。
二、准确把握教材,构建专题式教学内容体系
教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教学水平的前提和基础。教材具有系统性、完整性、规范性的特点。《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1840—1919年),中编从五四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1919—1949年),下编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1949—2005年)。每编设有综述,讲述各个时期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状况、阶级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各社会力量的基本政治主张和建国方案及其历史命运;历史的基本轮廓等。每编设有若干专题,专题讲述与“三个选择”相关联的几个重要问题。上编的三章是:外国侵略与反侵略斗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与君主专制制度的终结;中编的四章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的新道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为新中国而奋斗;下编的三章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本教材是多位著名专家集体智慧的结晶,又经过了层层审批,是很有权威的。但在教学中,教师肯定不能重复教材。在课堂上照搬教材肯定是不可取的。教学体系既要遵循和依据教材,又要在把握教材的基础上超越教材。
根据教学目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新的教材体系,参照多年教学经验,我们在导言之外设计了以下11个专题:外国入侵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试验及失败,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全民族抗战的胜利,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决战,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发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这些专题的讲授内容既遵循了教材编写的逻辑结构,又重点突出。即从总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又深刻阐述重大历史问题。总体来讲,这11个专题既突出了主题,有很强的针对性,又内容丰富,涉及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脉络。要把中国近现代史放在大的世界背景里讲,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毫无疑问,中国近现代史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历史发展的每一次重大变化都会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影响。在教学中,要注重各个时期的世界形势,与中国历史的发展进行对比分析。使得学生对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经验教训,有更加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虽然学生对一些基本史实有一定的了解,但对很多问题还存有疑惑。比如,帝国主义的入侵究竟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为什么在中国行不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犯错误?中国为什么不能实行多党制?如何理解“文化大革命”,等等。通过深入的专题教授,可以解决学生的很多疑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在教学中,要紧扣当代大学生普遍关注的问题,着重从正面加以阐述和说明,帮助大学生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通过这些专题的讲述,帮助学生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帮助学生深刻领会“三个选择”的历史必然。
三、提高教学方法,实行互动式研讨型教学模式
根据“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的特点,选择学生易于接受的教学方法。这几年,学院一直强调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观念。要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关怀学生,要把握学生思想实际,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因势利导,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要从学生的思想实际出发,以提高学生的思想理论素质为根本,以教学内容进学生的头脑为目的。互动式教学就是要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实现师生互动。事实上,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进行结论灌输、单一的课堂讲授效果往往不太好,让学88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生参与教学,师生共同研究问题、讨论问题,得出科学结论,学生会更加信服。将单一、系统、灌输式课堂讲授向教师专题讲授与学生参与的多样化教学方式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转化,使抽象的理论变得生动活泼,使传统的平面化教学手段变为立体多维的教学方式,极大的提高了教学效果。我们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这门新课中主要采取以下几种方式:
1.教学组式教师组合方式高质量地落实新课程方案,教师是关键。从总体上讲,大学的公共理论课程是比较难讲的,但是,如果教师理论水平高,准备充分,也会有较好的教学效果。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教学中,我们实行了教学组教学。这种教学组式的教师组合方式在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概论”课中一直实行,并取得很好的效果。每学期一般有8—9个课堂,每个课堂170—300人,每个课堂都有主管老师、主讲老师、助教。这种“四位一体”即课程主持人、主讲老师、主管老师、助教共同管理课堂的方式是非常可行的。教师组教学的方式满足了学生希望听知名学者课的愿望,还为老中青教师相互学习、优势互补提供了更好的机会与条件。每位老师讲授自己比较有研究的专题,可以准备得很充分,准备好每一节课。另外,老师的课程集中在几周,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搞科研。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聘请一批国内较有影响的资深学者、专家来上课。老师们组成教学组,每位老师讲授自己有研究的专题。主讲老师包括本院老师,也有请来的专家。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第一学期,主讲老师共有19人,其中,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11人,校外专家学者4人,校内兄弟院系的老师4人;教授12人,副教授4人,讲师(博士)3人。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教学内容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不断更新教学内容,与时俱进,反映时代内容,反映学术前沿。每位老师根据自己的科研情况选择1到4个专题进行准备,等几个学期以后,这几个专题讲熟了,再准备其他专题。这样可以保证每一讲的内容有深度,完全可以避免与高中历史课的重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较其他课程有特殊的难度,这就对教师的教育思想与教学能力也有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教师要对所教的理论“诚教之,笃信之,躬行之”。公共课教师首先要具备过硬的思想政治素质。此外,要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质量和水平,老师必须有过硬的学术水平。没有科研做支撑,教学不可能达到一种高的水平、高的层次。因此,必须努力提高教师在教学中的科研含量,进一步增强课程内容的说服力。这些年,学校、学院很重视科研,我们承担大量的课题,出了不少成果,这些都对我们的教学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2.课堂讲授与讨论、录像相结合在教学中,所有课堂都使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老师们精心制作了课件。课件的好处是教学内容比较有条理,思路更加清晰,信息量比较大,可以有表格、图片、动画等,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我们还利用学院网和学校教学网络平台将课件上网,为学生自学和师生交流提供方便。课堂讲授之外,还需要有其他的辅助性教学环节,与课堂讲授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主要是在课堂上或者网络平台上播放文献片、电影等,这学期,我们在教学中放过的文献片有《孙中山》、《国庆纪事》、《抗战》等。这些录像、电影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开阔了学生的视野,加深了学生的印象。每次看录像之后,同学们都有很多感想,写下了很多感人至深的观后感。我们在教学中很重视课堂讨论,让学生参与到教学中来,形成师生的互动研讨。如何上好讨论课,对于教师也是提出了一个挑战。教学相长,同学们的发言也给我很大启发。作为教师,我们更要不断地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理论水平,这样才能更好地引导同学们思考问题。网络平台是延伸课堂讨论的一种新的形式,前几年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概论”课程中一直实行,并受到很好的效果。老师们也积累了很多好的经验。
3.全年排课、自由选课、灵活的考试方式我们采取全年排课,为学生选课提供了方便,89康沛竹:关于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的几点思考学生可以自由选课。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课时间,可以自由选择课堂,可以自由选择任课教师。学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这也给教师带来了压力和动力,有利于提高教学水平。在考试方面,我们采取灵活宽松的考核方法。我们目前采用的方法是:平时成绩30分,包括考勤10分,课堂讨论小论文20分,2 500字左右;期末考试70分。这种考核方法有助于减轻学生的压力,扭转学生死记硬背的学习习惯,有利于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在考试中,我们很重视出材料题,引导学生读原著,根据原始材料来分析问题。一个学期以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得到北大同学的认可,据调查,对教学组授课方式和专题讲座式教学表示满意的占到94%以上。在今后的教学中,要更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使教学更上一层楼。
参考资料： http://user.qzone.qq.com/87618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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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若干趋势
时间:2004年11月30日 作者：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史学评论网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
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
一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
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手边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强调，在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要考虑“如何更精细地，而且更明彻地就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台湾学者王凡森注意到，在中国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便“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所以不能轻言“解放的思想家”(参见上册，第70—7l页)。章开沅先生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晚清革命党人“排满”口号的细致剖析，指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性：“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故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其道理正在于此。”(上册，第660页)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对《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作者王锡祺生平行事的研究，提出史家除注意那些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近代“巨型知识分子”的研究外，还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上册，第423页)。张玉法先生有关山东新政的个案研究，将山东新政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外力入侵所作的应变措施，如开口通商、路矿权维护；第二类为加强国防而办的“船坚炮利”事业，如机器局、架电线、建新式炮台等；第三类为庚子以后的一般政治改革，如办巡警、新式教育等；第四类为预备立宪时期各省逐年筹备之事(上册，第518页)。这种根据地区不同情况所作的类型区分，使新政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总之，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与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二 长程的历史观
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其成果不仅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中，而且也体现在西方学者最新的成果之中。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指导下所写的一系列描绘“大历史”的著作，已是尽人皆知，备受青睐．而新近如黄宗智先生的近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跨越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余年间历史进行纵向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也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亦为运用长程历史观解读历史的成功范例之一。[1]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2]。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
三 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尽管笔者提请注意在对“冲击—反应”模式纠偏时，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中国近代史中受西方影响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林同奇业已正确地指出，柯文等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核心涵义，即为“内部取向”，“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4]在日本，时下又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并据此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目，颇具启发意义[5]。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譬如，20世纪初中国各地所出现的商会，自然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典型事物。一般也是据此而判定商会的现代社团特征。但深入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商会乃是建立在明清以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基础上，深受传统行会精神的影响，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银行的引入也是如此．早在开埠通商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由传统的票号、钱庄所组成的金融网络。它们与各种各样的商号、行栈、集镇一起又构成更加复杂的商业网络。新式银行必须首先适应这一业已存在的传统金融和商业网络，才谈得上进一步与之竞争的问题。而对这个庞大网络的把握，主要得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人手。
四 总体的历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经过了长期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丰富积累，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2l世纪的新史学，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人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人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进而言之，若从“总体史视角”观察，近代史研究中过去较少触及的吏治问题、经世思想问题、中国法治传统问题、中国民间经济活动问题、农村生活方式问题、近代生态环境问题、下层民众的社会心态问题等都将提上研究日程，从而大大拓宽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丰富近代史的内容。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趋势远不止上述四端，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但上述四端又是十分重要和明显的趋势，十分值得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1] 对该书的具体评论，参见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又见马敏：《规范认识的超越》，载《读书》1994年3期。
[2]有关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参见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译者代序”第l0页。
[5]有关“亚洲视角”，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见朱荫贵的评论文章《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时间:2004年11月30日 作者：马 敏(华中师范大学校长) 来源:史学评论网
在近些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我们大致可以观察到三种日趋明显的历史观，即更趋精细的历史观、长程的历史观、内部取向的历史观和总体的历史观。这几种历史观分别代表着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发展趋势，实不容忽视。
精细的历史观提倡多向度的历史视角，主张历史中的区分和具体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长程的历史观以“大历史”为口号，提倡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内部取向的历史观主张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观察中西互动的复杂情形。还有总体的历史观，主张在丰富的层次和多方面的联系中把握历史。这四种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均是研究范式转换的结果，而且体现了当前历史思维方式的变更和历史研究空间的扩大，对我们思考21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取向不无启示意义。下面略为分述之。
一 更趋精细的历史观
同那种将传统与现代、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等截然二分的史观不同，更趋精细的历史观主张以一种更为精细的观察视角，通过对史实的细致重建，再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相。以手边的两巨册《近世中国之传统与蜕变——刘广京院士七十五岁祝寿论文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为例，刘广京先生在“序言”中强调，在运用现代化理论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时，要考虑“如何更精细地，而且更明彻地就中国历史遗产来讨论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历史现象是非常复杂的，许多只能从最隐微处去察知，思想史研究尤然。台湾学者王凡森注意到，在中国主张自然人性论的思想家的作品中，便“常能见到极为深刻的道德严格主义。这种现象以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为特别突出”．所以不能轻言“解放的思想家”(参见上册，第70—7l页)。章开沅先生在其论文中通过对晚清革命党人“排满”口号的细致剖析，指出了民族主义的“两面刃”特性：“民族主义仿佛是一把两面刃，既可以伤害对手，也未尝没有可能伤害自己。”故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肯定民族主义历史进步性的同时总是要指出其局限性……其道理正在于此。”(上册，第660页)潘光哲的论文通过对《小方壶斋舆地丛钞》作者王锡祺生平行事的研究，提出史家除注意那些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近代“巨型知识分子”的研究外，还应将那些名不见经传，但多少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小人物”的研究纳入研究者的视野，追溯其独特的生存状态和回应近代挑战的独特方式，使历史图像的构成呈现出丰姿多彩、复杂多样的本态(上册，第423页)。张玉法先生有关山东新政的个案研究，将山东新政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为外力入侵所作的应变措施，如开口通商、路矿权维护；第二类为加强国防而办的“船坚炮利”事业，如机器局、架电线、建新式炮台等；第三类为庚子以后的一般政治改革，如办巡警、新式教育等；第四类为预备立宪时期各省逐年筹备之事(上册，第518页)。这种根据地区不同情况所作的类型区分，使新政的研究更加具体化，也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总之，这种趋于更为仔细的观察和更为精致的描绘的史观，关注在丰富史实基础上对历史细节的重建，以最终达到历史真像之再现，与柯文等“中国中心观”论者强调区分和特殊性，何伟亚等后现代主义者之强调对“多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的关注，殊途同归，十分接近，预示着本世纪历史研究的走向，实不容忽视。
二 长程的历史观
从“大历史”观出发，注重对长时段历史的考察，时下已不再只是一种观念，而且已外化为具体的史学实践。其成果不仅体现在法国年鉴学派的一系列重要成果之中，而且也体现在西方学者最新的成果之中。黄仁宇先生在“大历史”观指导下所写的一系列描绘“大历史”的著作，已是尽人皆知，备受青睐．而新近如黄宗智先生的近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1350—1985》，跨越清代史和近现代史的鸿沟，对长江三角洲600余年间历史进行纵向的考察，提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见解，也引起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亦为运用长程历史观解读历史的成功范例之一。[1]
长程历史观的一个长处，便是能够在较大的时空范围内梳理历史发展的脉络，揭示历史表象之下更深层次的运动，从而进入所谓“总体史”研究的新范式、新境界。比如，对社会结构史的研究就是如此。社会结构是社会各要素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架构，是庞大复杂的社会的存在方式，它的演变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社会的整体性、根本性的变迁。其相对稳定性和整体性，要求由过去偏重短时段的研究，演进为重视长时段的研究[2]。在世纪交替、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正加速推进的今天，如何做到“通古今之辨”，重视对长期历史演变和社会结构转型规律性研究，重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连续性，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对吸收先进的史学思想，构筑跨世纪的新型史观亦极具提示意义。一如布罗代尔所说：“对历史学家来说，接收长时段意味着改变作风、立场和思想方法，用新的观点去认识社会。”[3]
三 内部取向的历史观
尽管笔者提请注意在对“冲击—反应”模式纠偏时，不能矫枉过正，忽略中国近代史中受西方影响的一面，但不容否认的是，在重视西方影响的前提下，调整视角，从中国自身历史进程的角度观察中西互动，一定可以看到过去所忽视的一些历史面相，发现更多的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也已经成为一种颇值得注意的史学研究新潮流。林同奇业已正确地指出，柯文等所倡导的“中国中心观”的一个核心涵义，即为“内部取向”，“主要指在研究中国近代史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社会内部因素，而不是放在外来因素上”。[4]在日本，时下又有沟口雄三、滨下武志等倡导“亚洲视角”，主张站在亚洲自身历史演变的立场，“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从亚洲来看欧洲”，重新诠释西方对亚洲的冲击和影响，并据此提出所谓“亚洲经济圈”的理论构想，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注目，颇具启发意义[5]。循此思路，也可以有所谓“中国视角”，即站在中国自身立场，从中国的历史继承性方面，从中国内在自身规定性方面，从中国文化传统的可变性与不变性方面，重新审视西方对中国的影响，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有所不同。譬如，20世纪初中国各地所出现的商会，自然是西方影响中国的典型事物。一般也是据此而判定商会的现代社团特征。但深入的研究却告诉我们，中国近代商会乃是建立在明清以来的会馆、公所等行会组织基础上，深受传统行会精神的影响，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硬套。银行的引入也是如此．早在开埠通商之前，中国就存在一个由传统的票号、钱庄所组成的金融网络。它们与各种各样的商号、行栈、集镇一起又构成更加复杂的商业网络。新式银行必须首先适应这一业已存在的传统金融和商业网络，才谈得上进一步与之竞争的问题。而对这个庞大网络的把握，主要得从中国自身历史传统人手。
四 总体的历史观
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从而引发了20世纪初之“史学革命”。在新的世纪中，经过了长期具体研究和实证研究的丰富积累，许多学者提出要建立2l世纪的新史学，笔者认为，面向21世纪的新史学的建构目标或方向乃是“总体史”。
从中国近代史学发展的内在理路看，从梁启超当年所提倡的“新史学”到今天说的“新史学”，其实存在某种承继关系和内在渊源。概而言之，是从单一的王朝史、政治史向文化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等“综合”的历史发展。20世纪初梁启超提倡“新史学”的实质，就是要突破以王朝兴替为中心的旧史束缚，拓宽史学之视野。
从西方近代史学发展的渊源看，“新史学”依然是以“总体史”为其使命和特征．法国学者雅克．勒高在论述“新史学”的特征时，提出了“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总体史”的命题，并且指出新史学“以无所不包的总体历史自居，并要更新历史的全部活动范围。新史学在任何领域中的开拓性著作全都表现它们不受任何专业限制的雄心壮志。它们是旨在介绍和研究社会整体的历史著作”。由此可见，以研究长时段和深层次结构著称的“年鉴学派”，实际上就是“总体史”的代表，也因此成为西方“新史学”的代表。
因此，无论中西，现代史学潮流都是以“总体史”为指归，“总体史”既是“新史学”建构的目标，也是“新史学”的研究范式。作为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它追求的是层累结构的丰富性和范式转换的多次性、多样性，不能局限于现有的某一典型范式或终极范式。“总体史”范式也就是目前我们所能预见到的新史学的根本范式。
作为范式的“总体史”可以视为史学研究的方法，作为“新史学”根本研究范式的“总体史”，实际上更多的是就方法论意义而言的，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态度和新的研究视角”。其中视角的转换和视野的开阔又是最具关键性的，它主张对历史进行“全景式”或“全辐式”的把握。总体史固然强调宏观的、综合的、长时段的研究，具有“大历史”的特征，但它却并不排斥微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而常以微观、具体的历史研究作为其载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小中有大、以小见大，把握和审视是宏观的，切人和描述是微观的，将宏观历史研究和微观历史研究、长时段研究与短时段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史学风格。比如，商会史研究和社会群体研究本来是非常具体的研究，但是我们却可以贯注“大历史”的精神，对之进行“总体史”的研究。所谓“总体史”的研究，也就是全方位的研究，即对一个具体的商会和活跃其中的商人，既可以从经济史、心态史、思想文化史角度切人进行研究，形成立体化研究格局。在研究方法上，也要采取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历史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乃至法学等多学科的各种理论和方法均可采用。这种研究的结果，是在一种新的视角和眼光之下，使某种具体的研究更趋精细化和精制化，展限历史的多面向、多维度，更接近于历史的客观事实。
进而言之，若从“总体史视角”观察，近代史研究中过去较少触及的吏治问题、经世思想问题、中国法治传统问题、中国民间经济活动问题、农村生活方式问题、近代生态环境问题、下层民众的社会心态问题等都将提上研究日程，从而大大拓宽我们对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视野，丰富近代史的内容。
当然，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趋势远不止上述四端，我们还可以从多方面加以归纳和总结，但上述四端又是十分重要和明显的趋势，十分值得重视并进行深入研究。
[1] 对该书的具体评论，参见马敏：《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史的新探索》，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2期。又见马敏：《规范认识的超越》，载《读书》1994年3期。
[2]有关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参见王玉波《深化社会结构史研究》，《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4]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译者代序”第l0页。
[5]有关“亚洲视角”，参见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并参见朱荫贵的评论文章《朝贡贸易体系与亚洲经济圈——评滨下武志教授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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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9、辛亥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革命势力，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民主主义观念。（3），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之门。（4）， 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5）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失败原因
（1）在理论上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行动上不愿也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推翻封建势力。（2）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教训
（1）.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3）.中国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革命才会胜利 。（4）.推翻任何制度或者都要先充份准备，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10、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近代中国有三种政治力量，因此提出了三种政治方案。它们分别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提出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只有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连提出此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12、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道路.(2).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3).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想结合的思想，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4、“长征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内容？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正义事物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6、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这种抗战路线在敌强我弱，日军装备优良国军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的。这是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抗战初期有效地遏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牵制了大部分日军，为共产党敌后开辟战场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总的来说，国民党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20、简述简述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
1）、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2）、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 3）、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5）、在国际形式方面，有利于中国革命转变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
22、简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道路。
2）、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和平改造的道路。
3）、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经过多种形式循序渐进过渡的道路。
4）、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道路。
原因：反侵略斗争失败的原因首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决定的。其次，是国家经济特别是经济技术和作战能力的落后。
教训：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推翻腐朽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败社会制度，要想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进行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是不可能的。
9、辛亥革命的意义、失败原因和教训是什么？
历史意义：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以反对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革命，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1）.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沉重打击了中外反革命势力，在这以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再也不能建立起比较稳定的统治，从而为中国人民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2）， 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政府，使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形成了民主主义观念。（3）， 辛亥革命给人们带来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和民族觉醒，打开了思想之门。（4）， 辛亥革命促使社会经济，思想习惯和社会风俗方面发生了新的积极变化。（5）辛亥革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而且推动了亚洲各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失败原因
（1）在理论上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行动上不愿也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推翻封建势力。（2）资产阶级革命派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 （3）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
教训
（1）.民族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行不通。（3）.中国革命不能依靠少数人，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起来革命，革命才会胜利 。（4）.推翻任何制度或者都要先充份准备，要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10、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的三种建国方案，两个中国之命运？为什么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案最终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
近代中国有三种政治力量，因此提出了三种政治方案。它们分别是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专制政权；民族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工人阶级和其他进步势力提出的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由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不具备现实性，可供中国人民选择的方案只有两个：或者是继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或者创建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方案由于脱离中国实际，也没有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连提出此种方案的多数人最终也承认这个方案是行不通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方案逐步获得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乃至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拥护，由此成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选择。
12、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1917年俄国爆发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推动中国的先进分子把自己的目光从西方转向东方,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1).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一个启示: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自己走向解放道路.(2).十月革命诞生的社会主义俄国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并以新的平等态度对待中国.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3).十月革命中俄国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广泛发动并由此赢得胜利的事实给予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
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推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蓬勃兴起,在李大钊等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国的进步青年,尤其是那些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注意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学习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时开始提出知识分子应当同劳动群众想结合的思想，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14、“长征精神”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是这些内容？
长征精神，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持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持正义事物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密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6、怎样评价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路线和正面战场的地位和作用？
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执行的是片面的抗战路线，即不敢放手和武装民众，将希望单纯寄托在政府和正规军的抵抗上，这种抗战路线在敌强我弱，日军装备优良国军装备落后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的。这是国军在正面战场屡战屡败的原因之一。在整个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正面抗战功不可没！尤其是在抗战初期有效地遏止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它牵制了大部分日军，为共产党敌后开辟战场提供了便利条件。但在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致使大片国土沦陷。总的来说，国民党的抗战是中华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
20、简述简述新中国成立后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条件
1）、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已经巩固；2）、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 3）、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4）、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加强；5）、在国际形式方面，有利于中国革命转变的因素也在不断增长。
22、简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经验。
1）、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举的道路。
2）、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和平改造的道路。
3）、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一条经过多种形式循序渐进过渡的道路。
4）、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对经济制度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进行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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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可以相互交替的时代即：“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般被认为是鲁迅从社会学意义上所做出的结论。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出这一著名论断的因缘却是他自己的一次换钱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当时却又是司空见惯的。经历此事后的鲁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这句话比起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的论断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
其实鲁迅有关“奴性”的观点是他早年提出的“立人”的思想的延续，他当时认为中国真正要达到富强，不在于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达，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能达到完全、健康地独立。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出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是缘于这几天我读了张梦阳先生的新作《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张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鲁迅关于“奴性”的揭示，作为考察中国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的历史确实很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鲁迅研究中，并乐此不疲呢？张先生在这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绪论》中已有了很好的回答。而我觉得，如果简单地、换句不很学术的话来说，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中国人。冯雪峰当年他和毛泽东谈鲁迅的时候曾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忘记把自己也算上一个了，可惜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个日本人是谁。）据冯雪峰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听了他的转述之后是“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那么冯雪峰是否将同样的话向鲁迅讲述过，鲁迅的反映又如何呢？在我所见的冯雪峰回忆中似乎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想鲁迅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因为鲁迅是从来不把那些“桂冠”当回事的，他只想着以坚实的态度多做一些对大众有利的事：“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1934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传统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却又是常常为人所曲解和遗忘的。比如“韧”的精神、求实的精神等，它们正是通过鲁迅被再现、被深化、被现代化。隐含在鲁迅身上的这些鲜明的中国特征，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也是最易引起国人青睐或反感的人。
鲁迅之所以如此，从他的生平来看，恐怕是缘于他1907年创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使周树人成为鲁迅有了可能，但《新生》的失败却促使周树人真正地走上了鲁迅之路。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弃医从文”后，回东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阅读，差点使周树人演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思想家了，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鲁迅了，在1907年前后他所写的五篇论文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对鲁迅的思想演变确实很大，以至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这件事时仍沉重地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新生》杂志的失败使鲁迅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已经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了。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经验，但把这种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加以反思，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瞒”和“骗”，而这恰又是“奴性”产生的根源。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有人也这样做过，但他们没有成为鲁迅，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某些加之于身的“桂冠”而感到“万分喜欢”和满足，进而成了这些“桂冠”的奴隶。而鲁迅却永远也不感到满足，他永远拒绝任何意义、形式上的“瞒”和“骗”。因为有了这种拒绝使鲁迅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人，每一个中国人仿佛都会感到处在光明与黑暗间的鲁迅在时刻注视着他，假如他曾认真读过鲁迅的作品，真诚地体味过鲁迅的心路。我想，《中国鲁迅学通史》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科学而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上一世纪中国文化人读鲁迅的心路，它既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总结，又是21世纪中国人读鲁迅的一个坚实的新起点。
张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从今以后能通读《鲁迅全集》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现今中国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这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作为鲁迅研究者不妨自己也做一回鲁迅吧，即像鲁迅那样，把现今我们习以为常而不符常理的那些事直白地写出来，加以反?/
1925年鲁迅在《灯下漫笔》中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分成了两个可以相互交替的时代即：“一， 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 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般被认为是鲁迅从社会学意义上所做出的结论。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引出这一著名论断的因缘却是他自己的一次换钱的经--历，而这种经历在当时却又是司空见惯的。经历此事后的鲁迅深有感触地说：“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在某种意义上，鲁迅的这句话比起他把中国历史分成两个阶段的论断更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
其实鲁迅有关“奴性”的观点是他早年提出的“立人”的思想的延续，他当时认为中国真正要达到富强，不在于经济、军事乃至社会组织形式等方面的发达，而在于中国人的精神是否能达到完全、健康地独立。我之所以在这里引出鲁迅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话，是缘于这几天我读了张梦阳先生的新作《中国鲁迅学通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张先生在这部著作中，把鲁迅关于“奴性”的揭示，作为考察中国八十余年的鲁迅研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鲁迅研究的历史确实很长，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为什么这么多人参与到鲁迅研究中，并乐此不疲呢？张先生在这部《中国鲁迅学通史》的《绪论》中已有了很好的回答。而我觉得，如果简单地、换句不很学术的话来说，是因为鲁迅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没有“奴性”的中国人。冯雪峰当年他和毛泽东谈鲁迅的时候曾引用一个日本人的话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真正懂得中国，一个蒋介石、一个鲁迅，半个毛泽东。（以我看这个日本人也是一个真正懂得中国的人，他忘记把自己也算上一个了，可惜我们至今还无法了解这个日本人是谁。）据冯雪峰的回忆，毛泽东当时听了他的转述之后是“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那么冯雪峰是否将同样的话向鲁迅讲述过，鲁迅的反映又如何呢？在我所见的冯雪峰回忆中似乎没有涉及到这一点。我想鲁迅如果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只是微微一笑而已，因为鲁迅是从来不把那些“桂冠”当回事的，他只想着以坚实的态度多做一些对大众有利的事：“随时为大家想想，谋点利益就好。”（1934年12月14日致周剑英）
从鲁迅身上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中国传统的优秀品质，而这些品质却又是常常为人所曲解和遗忘的。比如“韧”的精神、求实的精神等，它们正是通过鲁迅被再现、被深化、被现代化。隐含在鲁迅身上的这些鲜明的中国特征，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最吸引人的文化人，也是最易引起国人青睐或反感的人。
鲁迅之所以如此，从他的生平来看，恐怕是缘于他1907年创办《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少年时代家庭的变故，使周树人成为鲁迅有了可能，但《新生》的失败却促使周树人真正地走上了鲁迅之路。周树人在日本仙台“弃医从文”后，回东京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阅读，差点使周树人演变成符合西方标准的思想家了，而不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鲁迅了，在1907年前后他所写的五篇论文已经很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新生》杂志失败的经历对鲁迅的思想演变确实很大，以至他在十余年后回忆这件事时仍沉重地说：“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呐喊·自序》）《新生》杂志的失败使鲁迅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鲁迅在得出这一结论时，已经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有了切身而深刻的认识了。
“既非赞同，也无反对”这是大多数人所经历过的经验，但把这种经历用文字表达出来，并加以反思，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这种不作为的原因正是鲁迅所指出的、存在于国人身上的“瞒”和“骗”，而这恰又是“奴性”产生的根源。也许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现代史上有人也这样做过，但他们没有成为鲁迅，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某些加之于身的“桂冠”而感到“万分喜欢”和满足，进而成了这些“桂冠”的奴隶。而鲁迅却永远也不感到满足，他永远拒绝任何意义、形式上的“瞒”和“骗”。因为有了这种拒绝使鲁迅成为一个永远也说不尽的人，每一个中国人仿佛都会感到处在光明与黑暗间的鲁迅在时刻注视着他，假如他曾认真读过鲁迅的作品，真诚地体味过鲁迅的心路。我想，《中国鲁迅学通史》的价值就在这里，它科学而全面地向我们介绍了上一世纪中国文化人读鲁迅的心路，它既是鲁迅研究的学术总结，又是21世纪中国人读鲁迅的一个坚实的新起点。
张先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说从今以后能通读《鲁迅全集》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这是现今中国的一个无可回避的基本事实。那么这对于鲁迅研究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我想作为鲁迅研究者不妨自己也做一回鲁迅吧，即像鲁迅那样，把现今我们习以为常而不符常理的那些事直白地写出来，加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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