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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重人生。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常常从生活实践出发，研究各种哲学问题，因此特别注重人生的研究。儒家哲学中所讲的心、性、情、气、意、良知等都表示对人生、人性以及人的生命的一种认识；道家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人生以极大的关注，理想的人生境界－－精神的逍遥与解脱，是道家矢志不渝的追求。那飘逸洒脱、高洁绝尘的风骨神韵，历来是道家所向往人生境界；佛教则把追求净化超升，从而达到“涅 ”境界，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把儒家的真性、道家的飘逸、佛教的超脱融合起来，就可以体会出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境界。 2、重践履。知行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古代哲学家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孔子讲，“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所谓“乐之”，就是依其所知以实践，而获得一种乐趣。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兴趣不在于建构理论体系，不只是把思想与观念表达出来就达到目的，而在于言行一致、知行统一。自己所讲的与自家身心的修炼必相符合。当然这里的践履并非人类的生产实践，而是偏重于个人的修德重行。由此，便引出第三点。 3、重道德。中国古代哲学从本质上讲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哲学。无论是儒家的三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通过道德实践，可以提高人的道德修养，从而达到社会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敬妇从、兄友弟恭、朋友有信。这种重视道德践履的传统，是中国哲学中知识论不发达的原因，也是中国古代宗教不发达的原因。 4、重和谐。重和谐是中国古代哲学一贯传统。《易传》讲“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所谓“太和”，就是至高无上的和谐，最好的和谐状态，而张载提出：“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即太和便是道，是最高的理想追求，即最佳的整体和谐状态。但这种和谐是包含着浮沉、升降、动静等矛盾和差别的和谐，因此这种和谐是整体和动态的和谐，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和谐。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一致，中国传统哲学也十分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孟子的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的就是要以和谐为最高原则来处理包括君臣、父子、夫妇，乃至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从而达到“人和”的境界。儒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要实现“和”的理想，最根本的途径是“持中”，并通过对持中原则的体认和践履，去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因此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之一。 5、重直觉。中国古代哲学不重视形式上的精密论证，也没有形式上的条理系统。而只注重生活的实证，或主体的直觉体验，体验久久，有所感悟，以前的种种疑惑豁然开朗，日常的经验得到贯通，这样也就有所得，所得所悟的记录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到的哲学著作。由于是所得所悟的记录，因此中国哲学著作就少有西方哲学著作那样的严密论证和逻辑结构，而多是一些文章断片。这些哲学思想是哲学家们所得所悟的思维以及直觉体验的结晶，无论是影响深远“天人合一”、“道”，还是孟子所讲的尽心、知性、知天，养“浩然之气”，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魏晋玄学家讲“言不尽意”，“得意忘象”，都是一种并不能由语言概念来确指、来表现，而只能靠主体依其价值取向在经验范围内体悟的思想。至于中国禅宗更是把中国哲学重直觉的特点发挥的淋漓尽致，所谓明心见性、立地成佛全靠直觉与顿悟。中国古代哲学重直觉而忽视了逻辑的推理和概念分析的特点，是中国哲学知识论贫乏和道德哲学发达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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