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画的发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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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颖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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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  宋代以前  文人画的由来可以追溯到汉代,张衡、蔡邕皆有画名。画品虽不传世但是典籍皆有所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姚最“不学为人,自娱而已”成为文人画的中心论调。使历代文人将其尊为绘画的宗旨。宗炳以山水明志“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充分体现了文人自娱的心态。 唐代诗歌盛行,大诗人王维以诗入画。使后世奉他为文人画的鼻祖。他的绘画作品成为后世文人画家的范本。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蔚然成风,代代相传。宋代以前,中国绘画已经得到显著的发展,出现了“三家山水”和“徐黄体异”的花鸟画。  宋代   宋代建立了皇家画院。据《画继》作者邓椿记述,宋徽宗亲自主持画院,讲求“形似”和“法度”,法度是要学习传统,形似是要真切细致地再现客观事物。宋徽宗以写实、形似为主导思想,发展精工细刻的作风。宣和画院的上述画风在南宋绍兴画院继续得到发展,画家追求形象的逼真,构图的提炼。总的说来,两宋宫廷绘画都追求高度的“写实”,有的美术史家把两宋宫廷绘画称为“东方写实艺术的巅峰”。 写实艺术发展到极点就容易走向反面。宋代一些具有广博文化修养的画家就发现了这一弊端,并从理论和实践上另辟蹊径,首次提出了文人画的理论。   苏轼第一个比较全面的阐明了文人画理论,对于文人画体系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首先,他提出了“士人画”这一概念,“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枥刍秣,无一点后发,看数尺许便倦。汉杰真士人画也。”(《东坡题跋•跋宋汉杰画》),其次,他抬高了画家王维的历史地位,表现出将文人画家与职业画家(画工)分开来的愿望:“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鬲谢龙樊。”(凤翔八观•王维吴道子画) 再次,他倡导诗情画意的文人画风格,反对完全追求形似的画工风格,“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从绘画实践上看,苏轼的《枯木怪石图》可以看到他的美学实践,另外文同的墨竹图与苏轼共同开创了“枯木竹石”的文人画题材。人物画方面,具有很高文学、书法、古物鉴赏能力的李公麟把唐代的“白画”创造性的发展为白描,这种脱离色彩的线条更加强调书法功力和抽象的审美情趣,更加符合文人的审美标准。南宋米芾、米有仁父子独创的“云山戏墨”和“米点皴”,标志着山水画以简代密地转变,经元初的高克恭继承发展,对元明清的文人画产生了巨大影响。  元代   元代文人处境相当卑贱,文人士大夫放弃仕进,疏于人事。在宋代主要作为仕宦文人业余文化生活的文人氏咐中画,开始更多地转入在野文人手中,成为他们超越苦闷人生重简斗返自然的慈航。画家心中的山水,寄寓了画家远离尘世的理想,融入画家忘情于大自然的自由心境,也渗入了无可奈何的萧条淡泊之趣。   随着元统治者吸收亡宋遗民参加政权和文化建设,在南北美术交流中,出现了在变革中影响一代绘画风气的赵孟頫。如果说苏轼是文人画的积极提倡者,那么赵孟頫就是开元代文人画风气的领袖。作为美术理论家,赵孟頫在《松雪斋集》中主张“以云山为师”,“作画贵有古意”和“书画同源”,为文人画的创作奠定了理论基础;董其昌绍述:“赵文敏(赵孟頫)问画道于钱舜举(钱选),何以称士气?钱曰:“隶体耳,画史能辨之,即可无墨而飞,不尔便入邪道,愈工愈远。” ”又引申为:“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都重视把书法的笔墨情趣引入绘画,勾勒线条亦具文人的典雅风格。   在元代绘画实践上,元初以赵孟頫、高克恭等为代表的士大夫画家,提倡复古,回归唐和北宋的传统,主张以书法笔意入画,因此开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气。元代中晚期的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家及朱德润等画家,弘扬文人画风气,以寄兴托志的写意画为旨,推动画坛的发展,反映消极避世思想的隐逸山水,和象征清高坚贞人格精神的梅、兰、竹、菊、松、石等题材,广为流行。其代表人物倪云林就有一段具有代表意义的文人画论:“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叶之繁与疏、枝之斜与直哉!或涂抹久之,他人视以为麻为芦,仆亦不能强辩为竹,真没奈览者何。” (倪瓒:《题为张以中画竹》)文人山水画的典范风格至此形成。   明代   明代初年画家分为两派,一派始忠于宋元文人画的传统,另一派是复古派,歼山即明初复兴的皇家画院中继承南宋“马夏”院体山水画传统的戴进、吴伟等人。但“吴门派”为代表的明代文人画,扫除了“复辟”的“院体”画,把元人奠定的文人水墨风格推向更高一个阶段,其主要人物是沈周、文征明、唐寅与仇英。吴派画家的主要成员大多属于诗书画三绝的文人名士,他们敏感或切身体验到仕途的险恶,于是淡于仕进,优游林下,以诗文书画自娱,他们尚意趣、精笔墨、继承“士气”的元人绘画传统,表现自己的品格情怀。   晚明董其昌一出,拓展文人山水画新境界。至此,文人画在实践和理论上均已发展成熟,而董其昌则予以总结,遂使以文人画为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山水画臻于完全成熟的境地。董其昌之于绘画的最大影响,在于他提出了山水画“南北宗”和“文人画”的理论:文人之画自王右丞始,其后董源、僧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李龙眠、王晋卿、米南宫及虎儿皆从董巨得来,直至元四家黄子久、王叔明、倪云镇、吴仲圭皆其正传,吾朝文、沈则又遥接衣钵。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李大将军之派,非吾曹易学也。(《画禅室随笔•画源》)   南北宗论以禅喻画,借用禅宗“南顿北渐”的特点,比喻山水画南宗画崇尚士气、尚质朴、重笔墨,而北宗画则是画工画,重功力、重形似;南北宗论强调文人画概念,并梳理其宗派体系。从董其昌本人的绘画实践来看,这意味着以书法修养融入绘画实践,“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以笔墨韵味代替造型原则。董其昌还强调文人画的“士气”。   董其昌的南北宗论及其绘画实践,哺育了明清一大批山水画家,其中佼佼者,当为画史所称的“四王吴恽”。四王借鉴董其昌南北宗论,对山水画南宗运动推行、绍述,他们以仿古为名,对南宗画的创作实践进行系统总结。在四王正统画派之外,还有石涛、八大山人和扬州八怪为代表的革新派,八大山人的简练、石涛的奇僻。但究其本质,四王和石涛、八大山人等人的绘画虽有区别,但都是为了表现各自的笔墨趣味和独特个性,因而,四王画派和石涛一路都是文人画内部的两条路子,一条是从创作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使中国绘画走向程式化的道路;另一条路是继续进行笔墨的艺术实验与大胆革新,以求进一步发展,两者皆有显著的历史功绩,体现了变与继承的辩证关系。   清代   清代到了文人画鼎盛的时期,涌现了诸多顶极文人画家,最突出的是“四僧”,“四僧”中又以八大山人、石涛最为突出。身为明末遗民,他们在书画中寄寓国破家亡之痛,八大笔法恣肆、放纵、简括、凝练,造形夸张,意境冷寂。石涛努力体察自然,鄙视陈陈相因,亦步亦趋的画家,主张“笔墨当随时代”,“法自我立”,面向生活“搜尽奇峰打草稿”。他的主张对后世的“扬州画派”、“ 扬州八怪”、虚谷、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等都起到了深刻的影响。  近代  近代以来,关于中国画发生了三次论争,其核心问题是如何看待以文人画为特质的中国传统绘画,是继承还是抛弃,是西化还是完全继承传统。第一次论争中,康有为、陈独秀等要求进行美术革命,并完全采用西方的写实手法改造绘画,而陈师曾等人则维护中国文人画的地位和价值,发表了《文人画的价值》一文,对中国文人画进行了理论上的系统总结和阐释。第二次是四五十年代徐悲鸿提出的“素描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主张在艺术院校里中国绘画的学习必须从素描开始,而潘天寿等人则主张恢复中国画系,中国画应摆脱西画的影响独立发展和教学。第三次是八十年代以来,吴冠中提出现代绘画理念,要对中国画进行彻底变革。从创作实践来看,近现代的中国绘画有这样三条道路,并各自产生了大师。一是完全继承传统绘画并继续探索创新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陆俨少;二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绘画,并借鉴西方绘画技巧的刘海粟、潘天寿、李可染;三是采用西方绘画技巧,并融合中西方各种流派的徐悲鸿、林风眠。代表人物我国当代有众多从事文人画创作并取得一定成就的画家,如:边平山、朱新建、王和平、赵蓓欣、北鱼、一然、汪为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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