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曾国藩,这4个字受用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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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兰克林说,如果你与人相处喜欢辩论、争强、反对,你或许有时获得胜利,但这胜利是空洞的,因为你永远不能得到对方的好感。
这也就是说,人一旦遇人遇事喜欢争执,锱铢必较,毫无谦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受碍。
在历史学博士张宏杰所著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主人公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做事太方正的人,他心高气傲,单线思维,竟然连皇帝都敢直言不讳,若得朝野上下对他讥笑挖苦,纷纷远离他。
那曾国藩是如何通过自我修炼,大悔大悟,让自己在为人处世中,脱胎换骨的?我总结为四个字:内方外圆。
一、为人处世,什么是“方”?
“方”是做人的根本。它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种品质。
从小,我们的父母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规矩,真诚善良是本分,要说真话,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跑偏。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他们家从他这一辈改头换面,他通过读书,从27岁中秀才开始,一路进阶到翰林院,老曾家一下子从平常人家变得高贵起来。
他爷爷告诫他,做人不能有傲气,要虚心,要诚实。于是,曾国藩带着满腔的激情和梦想进入官场。但当时大清王朝官场风气污浊混沌,自上而下的当权者对江山社稷不管不问。
刚正的曾国藩不想当老好人,他上奏皇帝希望整治朝中的不正之风,结果他的善意和真诚得罪了满朝文武,官员们看不惯曾国藩显山露水的做派,所有人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曾国藩,让他寸步难行。
而皇帝的昏庸无道,让曾国藩大失所望,充满愤慨和不满。一心想要挽救大清帝国的曾国藩,在正直无私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他以硬碰硬,竟然直言批评皇帝。他希望自己能骂醒皇帝,结果,皇帝不但没有被骂醒,反而对他勃然大怒。
曾国藩宁折不弯,他并没有停止上奏,而是继续上书皇帝,建议对朝堂上下进行整顿。同时他秉公执法,把两位权高位重的大人物革职查办,这下他动了别人的奶酪,打破了官场上“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同事眼中的“异类”。
最后,他遭到每个当权者的唾骂、排挤和打压,同事纷纷孤立他,让他无地自容。可以说,在北京当官的十几年里,曾国藩真是痛苦万分,精神备受折磨。
按理说,他的人品方正,一心为国分忧,并没有错,但他为何遭到别人的白眼和讨厌呢?
鬼谷子说,说话太直会伤人,说话太真会伤己。
在与 人相处中,我们坦率做人,本来不是坏事,但我们心直口快,说话不婉转,对人不留余地,最后受害的是自己。
曾国藩的青年时期,在官场上被人疏远和孤立,就是他说话办事太直白,直棱直角,就像一个正方形,无法运动,在圆滑的世界中不断碰壁,导致其同事远离他。
二、为人处世中,什么是圆?
与人相处,太刚正了不行,需要“圆”一点。圆,就是把棱角磨平,各方面都能应付的很周到,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单靠自己是办不成大事的。
认识到这一点的曾国藩,是在中年以后。因为他的我行我素,和过于清正廉明的办事风格,他一生受过五次耻辱,而那些耻辱,正是他“不会做人”的结果,其中最大的一次是长沙之辱。
曾国藩刚去长沙创建湘军时,因为他的越权,曾要求当地军纪败坏的绿营兵,与湘军共同进行日常操练,但招致那些兵痞们的不满。在提督鲍起豹的鼓动下,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竟然被兵痞围攻,差点丢了性命,而地方官员谁都没有维护他,这让他颜面扫地。
当时无比委屈的曾国藩四面楚歌,他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这次受辱,曾国藩忍辱负重,也是他走向圆融的开端。
于是,他带着自己招募的湘军,前往相对僻静的衡阳去练兵。他历经千辛万苦,把湘军练成了一支劲旅部队,并在湘潭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太平军,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功地为自己挽回了长沙受辱的面子。
但他依然没权没钱。皇帝利用他,地方官员制约他,他干得憋屈苦闷。正巧他父亲病故,他借机向皇帝请假回家守孝。休息在家的一年时间里,曾国藩研读了圣人庄子的著作,读完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
他开始真正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与人相处的点点滴滴,醒悟后的他,觉得错不全在于别人,是他不懂得圆融柔软,说话太冲,话语如刀,办事太直,唯我独尊,做事太过棱角分明,从而引起他人的不适和反感。
他终于明白,圆滑才是在社会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圆滑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关口。他只有学会包容,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
曾国藩在大彻大悟后,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他重返官场时,他与人的交处,开始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了,而是学会了含蓄表达;他开始与人“同流合污”了;他治军也宽严相宜了。
他不仅成长了,而且改变了,他在为人处事上懂得变通了。这时候的他,不是要自己圆滑到伪善,而是他在秉承一团正气时学会了随缘。自此,他就像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学会了“处事圆滑,内心中正。”
三、为人处世中,什么是内方外圆?
内方外圆是中国人的做人智慧。人只有做到方圆一体,恰到好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处事之道。
曾国藩从青年时期的愤青,到中年时期的幡然醒悟,到晚年的世故,他彻底理解了内方外圆的道理,所以他表现得既清又浊。特别是在太平军将领李秀成被俘的事件上。
他采取攻心策略,让李秀成写下自述书,李秀成到死也没有恨他之心。他私自删改了自述书中某些重要内容,原因是怕湘军中的秘密被人知道,这一行为见证了他的“圆滑”之处。
从此,曾国藩知晓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办事有了原则也有了灵活性。他明白了官场生存的秘密,也适时使用计谋,但他廉洁正直的内心依然分明,对大清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过。
他的清廉从自我开始,并要求下属和家人一同克勤克俭。他的遗产只有一万八千两白银,一处宅院(富厚堂)和书籍。
他穿着朴素,吃饭也不讲究,他拒绝收礼,想要的东西,自己操办。他告诉下属要勤政爱民,不许以权谋私。他告诉家人,凡事自力更生,亲力亲为,自给自足。偌大的总督府,没有佣人,全家人生活上极其简单简朴。
他的“浊”表现在“潜规则”上。在吃喝应酬上,他尽量从俗。在送官员的灰色收入上,他与一般官僚也没有不同,因为这是人情往来。
在对待贪污的问题上,他不像海瑞,死活不收。而是存入自己的“小金库”,然后再用小金库里的钱去行贿、打点、吃喝,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把这部分钱挪为己用。
曾国藩骨子里清廉方正,只是表面上“同流合污”。因为他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他不想像以前的自己宁折不弯,成为众人排斥的对象。他想做一个既清又浊的人,这样他才能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成为圣人后的曾国藩,告诉人们:“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意思是为人处事不可随心任性,说话要出言谨慎,不可任意妄言。
他从刚到柔,再到刚柔并济,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总结 :
曾国藩早年,他愤世嫉俗,做起事来一根筋、性格倔强,处处碰壁是家常便饭。
中年以后,他终于在与官场的斗争中变得圆滑。这种圆滑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他一次次从跌倒中悟出来的,他的圆滑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圆滑机智不能相提并论。
晚年时期,他的初心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不再认为通过直白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而是从自己做起,影响周围的人,并培养出如他一样的正人君子,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不仅需要刚正的品质,也需要圆滑世故,更重要的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为人处世之道。
这也就是说,人一旦遇人遇事喜欢争执,锱铢必较,毫无谦让,必将碰得头破血流,处处受碍。
在历史学博士张宏杰所著的《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中,主人公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个做事太方正的人,他心高气傲,单线思维,竟然连皇帝都敢直言不讳,若得朝野上下对他讥笑挖苦,纷纷远离他。
那曾国藩是如何通过自我修炼,大悔大悟,让自己在为人处世中,脱胎换骨的?我总结为四个字:内方外圆。
一、为人处世,什么是“方”?
“方”是做人的根本。它是决定人生成败的一种品质。
从小,我们的父母就教育我们,做人要正直,做事要规矩,真诚善良是本分,要说真话,一是一,二是二,不能跑偏。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人,他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他们家从他这一辈改头换面,他通过读书,从27岁中秀才开始,一路进阶到翰林院,老曾家一下子从平常人家变得高贵起来。
他爷爷告诫他,做人不能有傲气,要虚心,要诚实。于是,曾国藩带着满腔的激情和梦想进入官场。但当时大清王朝官场风气污浊混沌,自上而下的当权者对江山社稷不管不问。
刚正的曾国藩不想当老好人,他上奏皇帝希望整治朝中的不正之风,结果他的善意和真诚得罪了满朝文武,官员们看不惯曾国藩显山露水的做派,所有人气不打一处来。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曾国藩,让他寸步难行。
而皇帝的昏庸无道,让曾国藩大失所望,充满愤慨和不满。一心想要挽救大清帝国的曾国藩,在正直无私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他以硬碰硬,竟然直言批评皇帝。他希望自己能骂醒皇帝,结果,皇帝不但没有被骂醒,反而对他勃然大怒。
曾国藩宁折不弯,他并没有停止上奏,而是继续上书皇帝,建议对朝堂上下进行整顿。同时他秉公执法,把两位权高位重的大人物革职查办,这下他动了别人的奶酪,打破了官场上“官官相护”的潜规则,成为同事眼中的“异类”。
最后,他遭到每个当权者的唾骂、排挤和打压,同事纷纷孤立他,让他无地自容。可以说,在北京当官的十几年里,曾国藩真是痛苦万分,精神备受折磨。
按理说,他的人品方正,一心为国分忧,并没有错,但他为何遭到别人的白眼和讨厌呢?
鬼谷子说,说话太直会伤人,说话太真会伤己。
在与 人相处中,我们坦率做人,本来不是坏事,但我们心直口快,说话不婉转,对人不留余地,最后受害的是自己。
曾国藩的青年时期,在官场上被人疏远和孤立,就是他说话办事太直白,直棱直角,就像一个正方形,无法运动,在圆滑的世界中不断碰壁,导致其同事远离他。
二、为人处世中,什么是圆?
与人相处,太刚正了不行,需要“圆”一点。圆,就是把棱角磨平,各方面都能应付的很周到,是一种智慧的表现。
俗话说,单丝不成线,独木不成林。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单靠自己是办不成大事的。
认识到这一点的曾国藩,是在中年以后。因为他的我行我素,和过于清正廉明的办事风格,他一生受过五次耻辱,而那些耻辱,正是他“不会做人”的结果,其中最大的一次是长沙之辱。
曾国藩刚去长沙创建湘军时,因为他的越权,曾要求当地军纪败坏的绿营兵,与湘军共同进行日常操练,但招致那些兵痞们的不满。在提督鲍起豹的鼓动下,曾国藩在自己的公馆,竟然被兵痞围攻,差点丢了性命,而地方官员谁都没有维护他,这让他颜面扫地。
当时无比委屈的曾国藩四面楚歌,他把自己活成了孤家寡人。这次受辱,曾国藩忍辱负重,也是他走向圆融的开端。
于是,他带着自己招募的湘军,前往相对僻静的衡阳去练兵。他历经千辛万苦,把湘军练成了一支劲旅部队,并在湘潭之战中,以少胜多打败太平军,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成功地为自己挽回了长沙受辱的面子。
但他依然没权没钱。皇帝利用他,地方官员制约他,他干得憋屈苦闷。正巧他父亲病故,他借机向皇帝请假回家守孝。休息在家的一年时间里,曾国藩研读了圣人庄子的著作,读完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
他开始真正反思自己在官场上,与人相处的点点滴滴,醒悟后的他,觉得错不全在于别人,是他不懂得圆融柔软,说话太冲,话语如刀,办事太直,唯我独尊,做事太过棱角分明,从而引起他人的不适和反感。
他终于明白,圆滑才是在社会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圆滑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关口。他只有学会包容,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目标。
曾国藩在大彻大悟后,他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当他重返官场时,他与人的交处,开始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了,而是学会了含蓄表达;他开始与人“同流合污”了;他治军也宽严相宜了。
他不仅成长了,而且改变了,他在为人处事上懂得变通了。这时候的他,不是要自己圆滑到伪善,而是他在秉承一团正气时学会了随缘。自此,他就像乾隆年间的纪晓岚一样,学会了“处事圆滑,内心中正。”
三、为人处世中,什么是内方外圆?
内方外圆是中国人的做人智慧。人只有做到方圆一体,恰到好处,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处事之道。
曾国藩从青年时期的愤青,到中年时期的幡然醒悟,到晚年的世故,他彻底理解了内方外圆的道理,所以他表现得既清又浊。特别是在太平军将领李秀成被俘的事件上。
他采取攻心策略,让李秀成写下自述书,李秀成到死也没有恨他之心。他私自删改了自述书中某些重要内容,原因是怕湘军中的秘密被人知道,这一行为见证了他的“圆滑”之处。
从此,曾国藩知晓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精髓,办事有了原则也有了灵活性。他明白了官场生存的秘密,也适时使用计谋,但他廉洁正直的内心依然分明,对大清的忠诚始终没有改变过。
他的清廉从自我开始,并要求下属和家人一同克勤克俭。他的遗产只有一万八千两白银,一处宅院(富厚堂)和书籍。
他穿着朴素,吃饭也不讲究,他拒绝收礼,想要的东西,自己操办。他告诉下属要勤政爱民,不许以权谋私。他告诉家人,凡事自力更生,亲力亲为,自给自足。偌大的总督府,没有佣人,全家人生活上极其简单简朴。
他的“浊”表现在“潜规则”上。在吃喝应酬上,他尽量从俗。在送官员的灰色收入上,他与一般官僚也没有不同,因为这是人情往来。
在对待贪污的问题上,他不像海瑞,死活不收。而是存入自己的“小金库”,然后再用小金库里的钱去行贿、打点、吃喝,他并没有像其他官员那样,把这部分钱挪为己用。
曾国藩骨子里清廉方正,只是表面上“同流合污”。因为他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他不想像以前的自己宁折不弯,成为众人排斥的对象。他想做一个既清又浊的人,这样他才能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成为圣人后的曾国藩,告诉人们:“行事不可任心,说话不可任口”。意思是为人处事不可随心任性,说话要出言谨慎,不可任意妄言。
他从刚到柔,再到刚柔并济,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典范。
总结 :
曾国藩早年,他愤世嫉俗,做起事来一根筋、性格倔强,处处碰壁是家常便饭。
中年以后,他终于在与官场的斗争中变得圆滑。这种圆滑不是他本性中所有,是他一次次从跌倒中悟出来的,他的圆滑是以质朴刚正为基础的,和世俗的圆滑机智不能相提并论。
晚年时期,他的初心没有任何变化。他只是不再认为通过直白手段,能迅速达到目的。而是从自己做起,影响周围的人,并培养出如他一样的正人君子,进而影响整个社会风气,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他用心之深,用力之勤,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
我们生活在大千世界,不仅需要刚正的品质,也需要圆滑世故,更重要的是内方外圆。这就是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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