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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结构与罗马的成功扩张
前面提到，罗马从最初人口就相当大，但是土地相对狭小，满足不了耕作的需求。人们为了获得耕地，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这是罗马扩张的动力。这也使得罗马的扩张与公民的利益联系了起来，使得每一个公民都会尽力支持战争。
同时，罗马最主要的战斗力是中等阶层的有产者(对于罗马，财产和土地是划等号的)；罗马的军队是按照拥有土地的多少编制的。这些有产者，可以直接从战争中得到好处。而且，罗马人认为只有辛勤耕地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好的士兵，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如前所述，最初的罗马没有常备军，人们是在农作之余开疆拓土的。然而罗马的军队能够节节胜利，与罗马人崇尚的勤劳的农业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已经提到了罗马与秦国的相似点。
在秦国，商鞅变法使得秦人的生活里只有两件事最重要，也只有两件事能够改善生活的条件—战斗与耕种。而罗马则是完全类似的。我们发现，罗马在商业上(以罗马落后的货币制度为代表)、制度上(以罗马松散的政治体制为典型)都甚至落后于那些被他们征服了的属国。不同是秦国是依靠变法实现这种崇尚勤劳与奉献的文化，而罗马这种文化从我现在可以获取的最早的资料就已经扎根于这个民族中了，难以找到它的来源；但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实现了战斗力的增强。我们也看到，由于这一点，这两个文明都是极度扩张的—秦统一了中国，而罗马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并且，它们都需要扩张，和平反而会给这种内心空洞的文化带来危机。我们以后再继续谈这个问题。
同时，最初罗马的扩张并不是期望于对其他民族的奴役或统治。相反，对于被击败的民族，他们最开始是授予他们公民的权益，让他们融入罗马社会，从而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同时，这种策略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对手抵抗的意志—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失败，也会成为罗马的公民。后来，虽然罗马不再授予被征服者市民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待遇相对是宽厚的，罗马对这些地方的约束并不严格，有些地方甚至保留了他们的国王。
同时基于一套西方逻辑，罗马人认为周边的国家都是潜在的威胁，是对于他们耕作生活的威胁，而罗马人解决的方法，就是征服这些邻居，打败他们，并将它们融入罗马。现在主要西方大国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
四、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共和国后期的危机
随着军事行动不断的成功，罗马版图一再扩大，而原先建立的简单而原始的社会结构也就越来越不适应。与此同时，罗马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经济也逐步解体。到了公元前2世纪，当罗马确立了对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种种社会变化也已经演化为危机。
首先，随着行军距离的增长，士兵不可能同时顾全战斗与耕作。而长时间的离开，使得很多士兵的土地被侵吞。许多光荣得胜归来的士兵发现自己失去了土地，它们被那些没有外出打仗的人占据了—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在罗马，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才能被称为公民。小农经济部分解体，使得公民数量下降。以下是公元前164到公元前125年罗马17岁以上拥有土地而符合征兵条件的公民的人数：[1]
BC 164
BC 159
BC 154
BC 147
BC 131
BC 125
337,452
328,316
324,000
322,000
318,823
394,736
可见，从公元前164年开始，罗马的人口并没有随着扩张而增加，反而减少了。一方面，罗马没有再像起初时那样给予他的同盟们市民身份；虽然，扩大市民阶层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但却与个人的利益矛盾—当罗马真正成为国家，他那种基于私人利益的简陋的决策与管理机制就不再行得通了。同时，由于罗马并不招收无产者入军，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小农经济的解体，符合征兵条件的人数逐年下降，使得罗马不但没有怎么扩张，连驻守已经占有的土地都有问题了。
其实，这种小农经济的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新领土的获得，一部分富有的人、政客和军事领袖利用自己的权利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原先制定的旨在保护小农经济的法案(例如对个人占有土地的限制)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另一方面，战争的频繁，使得许多小农疏于农事，而逐渐破产。一些新并入罗马的地区，如西西里等，都是粮食高产区。一些罗马移民在这里开始大量使用奴隶生产粮食，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些地区向罗马出售大量的廉价粮食，使得全意大利的粮食价格暴跌，迫使许多小型农庄所有者破产。
在这个背景下，种植橄榄和葡萄等的加图式庄园逐步兴起。它们的运作转变为以经济收入为目的。加图的论著也是着重考察如何有效地实现“多卖少买”。而在庄园中劳作的主要是奴隶，庄园的面积也比种植谷物的小农庄大许多。牧场经验也逐渐增多，尤其在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丘陵地带。
总的趋势就是，小农经济解体，而大地产主增多，他们拥有地产的面积也使逐步增长。也就是，小农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度。并非是这时罗马才有奴隶，但是，是从这时起奴隶才成为罗马经济的主要支柱。
同时，随着这种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风气也逐渐改变了。平民和元老院代表的贵族之间利益冲突明显。而贵族也依族姓分成诸多派系，相互斗争，可以说局势相当混乱。政府、军队机构腐败至极。在与Numidia国王Jugurtha的战争中，指挥官甚至收受贿赂而签订了合约。这还不算完。当消息传到罗马，人们震怒了，要求将Jugurtha带到罗马受审。然而他又贿赂了一名保民官，动用否决权不让Jugurtha回应审判。他不但安然而反，还在罗马杀害了一名政敌。
五、罗马共和国为挽救小农经济所做的种种努力
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市民阶层在这之中占有决策的地位。现在虽然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政府的结构仍然保持着。总的来说，以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它仍然是代表小农的。小农利用这种政治机制力图维持自己正在动摇的的地位。于是种种企图恢复小农经济的运动，或者利用小农的经济需求而推行的政治行动就都出台了。
对小农阶层的的团结不光是共和国的需要；如果共和国不去拉拢他们，他们就将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拉拢的对象。一旦他们得到这强大力量的支持，就能够获得共和国绝对的权力。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罗马逐渐形成了一种赞助制度(patronage)；穷人到富人那里等候救济，寻找工作，寻求法律支持，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在投票时投上他们的赞助人一票。久而久之，赞助制度竟然成了罗马政治制度的基础。
首先打破赞助制度的，是格拉古等进行的改革运动。泰伯利亚斯•格拉古是一个有雄心的罗马贵族。他的祖父是击败了汉尼拔的大将，他母亲也十分有野心，并且从泰伯利亚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将这种野心灌输给他，以及他的兄弟。当格拉古付西班牙从军时，他了解到了罗马人的意愿：他们需要土地。他们希望将那些被富人们廉价借走的公有土地收回，分给没有地产的人。格拉古许诺给人们土地，人们马上支持他成为保民官。他还推行法令，规定了个人拥有土地的上限，并将超额土地收归国有，进而分发出去。当然，这就与由元老院代表的富人的利益被道而驰了。虽然格拉古兄弟利用国家的体制，企图恢复小农经济，然而毕竟它的成本比奴隶工作高很多，是不可能长久的。同时，罗马新贵族的力量不断增强，也给改革带来诸多困难。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新、老贵族阶级，不断施加影响，阻挠改革的进行。最后，他们直接刺杀了格拉古，将他的尸体投入台伯河。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成功。
格拉古虽然被刺杀，但是罗马的政治结构毕竟倾向于代表小农的市民阶级。格拉古的经历证明了，迎合市民的利益，就能够得到市民阶级的支持，获得罗马的统治权。政治家可以称为全体罗马公民的赞助人。为了安抚平民，尤其是无产者，狡诈的政治家们采取了种种公然的贿民措施。他们购买粮食发放给贫民，设立一个又一个的节假日，安排疯狂的娱乐活动，以分散贫民的注意力。现在，小农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政府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新的地位，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地位。种种斗兽活动、表演、集会、种种经济上的优厚待遇，是新贵族向市民阶级妥协的结果。
这种妥协另一个妥协的的原因，是军事上的。上面已经提到过，罗马的市民阶级，尤其是中等资产的平民，是罗马军队的主要组成。最初，富人负责管理工作，而相对贫穷的则作为军人。现在，罗马可以参军的人口不足，以前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渐消亡，而无产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共和国需要团结无产者的力量，需要他们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无偿的。无产者需要证明，证明他们是共和国的一员，证明国家是值得它们奋斗付出的。另外，贵族之间的斗争也迫使他们纷纷扩大赞助的力度，以金钱为自己的家族换取真正的实力。
六、旧秩序的毁灭与新秩序的建立
同时，军人也是一股日益增长的力量。军人逐渐脱离生产者，而成为独立的利益群体。如何利用军人的力量成为政治家们考虑的重要因素。许多将领通过对军人的经济许诺获得军人的支持；他们利用军人的力量夺取共和国的权力。索拉曾利用得胜归来之机，要求元老院为他的士兵分封土地。遭到拒绝后，他很容易地利用他的势力以及军队的支持摧毁了他的政敌，血洗罗马，获得了统治权。
朱利亚恺撒继承了索拉的传统，利用军队夺得了政权。然而，他利用到手的专制权力救济穷人，得到了市民阶级的热烈拥护。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新兴的奴隶主贵族以及老贵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把持着共和国最重要的部门—元老院；然而，在人力上，尤其是军事实力上，他们并不占优势。恺撒也是新贵族的一员，然而他真正领悟到了赞助人制度背后的严重漏洞，并借此一举成为全体罗马贫民的赞助人。在与其他贵族的斗争中，他显然更胜一筹。但是最终他还是被刺杀了。不过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凯撒的死决不是源于贫民与富人之间的斗争，而只是贵族内部斗争的结果。市民永远是政治家乐于使用的棋子，只看谁使得更好。
朱利亚恺撒的死，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违反游戏规则获得了权力，却还妄想其它贵族可以遵守规则承认他的权力。他显然太天真了。事实是，这种游戏规则已经被凯撒亲手毁灭了。当格拉古提出他大胆的改革方案时，共和国的根基就已经是悬空的了。而凯撒则给与它致命一击，使它彻底崩溃。
救的秩序在混乱中瓦解，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是任何文明发展的定式。虽然凯撒已死，但是人人都明白，就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泰西里斯所说：“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动荡的国家唯一的补救办法。”人们已无法忍受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屋大维通过军事力量与恐怖击败了他的对手，然而大多数罗马公民并不在意。那是贵族之间的事。他们需要的是和平，他们希望远离饥饿，他们热爱娱乐活动。相比共和国空洞的誓言，他们更加愿意接受独裁者仁慈的给予。
罗马的皇帝，他所应该做的是给予，向贫民发放救济，建立奢华的公共娱乐设施。而这一切都只是他与其他贵族竞争的手段而已。可以说，罗马的皇帝与中国的皇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共享一个名字，只是翻译的失误。这种帝国的体制，是奴隶制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http://hi.baidu.com/soarring/blog/item/ddfb8631e9ca46a95fdf0eee.html
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王朝循环的机理，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中国一样，古罗马也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经济也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如果两个经济基础相通的国家的治乱循环，出于类似的原因，产生相象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性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商业国家过渡的资鉴。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一样，长时间来一直是个谜，吸引着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们的注意力。土地如许辽阔、历代皇帝尽皆励精图治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说灭亡就灭亡了？孟德斯鸠著书《罗马盛衰原因论》，认为帝国的衰败与帝国风尚的变质有关，在帝国后期，创造了早期罗马的那些良好风尚，要么不存在了，要么已经变得低下庸俗，帝国的大厦也因此也倾塌；现代政治学之交马基雅弗利则写下了《罗马史》，。不过，所有这些论者似乎都没有马克斯.韦伯叙说得更有力度。韦伯曾作过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他这样谈论着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遍布罗马的公共行政物基础是“行政市”，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与此相应，自由经济在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帝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奴隶来源的日益减少乃至奴隶营制度的不得不最终解体，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园经济，一点点蚕食了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帝国的城市经济。面临灭顶之灾的后期罗马，城市已经没落，经济已经全盘农村化，自耕农阶层已基本不复存在，与古代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公共财政，已根本无力支撑起帝国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武力，而一个卓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则更必不可少。尽管历任皇帝都拼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国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败落了。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帝国，要维持其自身运转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倘若农村化了的后期罗马，能够有效地从非自由经济中提取税收、并以货币作为物质流通的手段，帝国的统治许或尚能觅得生机，但吊诡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帝国的经济一旦步入农村化，非自由劳动必然将货币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为交换的主导，帝国的税收也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无从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的不能落实，又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密切关联，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无外是土地贵族，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并以此作为逃避税收、不断兼并土地而扩充自身财富的保障，当帝国的财富一天天积累到少数土地贵族手中时，帝国的税收也一天天在减少，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这个阶级不仅有效逃脱了大量税务，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的农民逃避了征兵，导致帝国后期只好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但这些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巡守边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政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政治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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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罗马从最初人口就相当大，但是土地相对狭小，满足不了耕作的需求。人们为了获得耕地，走上了战争扩张的道路，这是罗马扩张的动力。这也使得罗马的扩张与公民的利益联系了起来，使得每一个公民都会尽力支持战争。
同时，罗马最主要的战斗力是中等阶层的有产者(对于罗马，财产和土地是划等号的)；罗马的军队是按照拥有土地的多少编制的。这些有产者，可以直接从战争中得到好处。而且，罗马人认为只有辛勤耕地的人才可能是一个好的士兵，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的。
如前所述，最初的罗马没有常备军，人们是在农作之余开疆拓土的。然而罗马的军队能够节节胜利，与罗马人崇尚的勤劳的农业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已经提到了罗马与秦国的相似点。
在秦国，商鞅变法使得秦人的生活里只有两件事最重要，也只有两件事能够改善生活的条件—战斗与耕种。而罗马则是完全类似的。我们发现，罗马在商业上(以罗马落后的货币制度为代表)、制度上(以罗马松散的政治体制为典型)都甚至落后于那些被他们征服了的属国。不同是秦国是依靠变法实现这种崇尚勤劳与奉献的文化，而罗马这种文化从我现在可以获取的最早的资料就已经扎根于这个民族中了，难以找到它的来源；但它们的结果是一样的，就是实现了战斗力的增强。我们也看到，由于这一点，这两个文明都是极度扩张的—秦统一了中国，而罗马统一了地中海沿岸地区；并且，它们都需要扩张，和平反而会给这种内心空洞的文化带来危机。我们以后再继续谈这个问题。
同时，最初罗马的扩张并不是期望于对其他民族的奴役或统治。相反，对于被击败的民族，他们最开始是授予他们公民的权益，让他们融入罗马社会，从而扩张了自己的实力。同时，这种策略也从根本上摧毁了对手抵抗的意志—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失败，也会成为罗马的公民。后来，虽然罗马不再授予被征服者市民的地位，但是他们的待遇相对是宽厚的，罗马对这些地方的约束并不严格，有些地方甚至保留了他们的国王。
同时基于一套西方逻辑，罗马人认为周边的国家都是潜在的威胁，是对于他们耕作生活的威胁，而罗马人解决的方法，就是征服这些邻居，打败他们，并将它们融入罗马。现在主要西方大国很好地继承了这种传统。
四、经济结构的改变与共和国后期的危机
随着军事行动不断的成功，罗马版图一再扩大，而原先建立的简单而原始的社会结构也就越来越不适应。与此同时，罗马以家庭为核心的小农经济也逐步解体。到了公元前2世纪，当罗马确立了对整个地中海的控制权，种种社会变化也已经演化为危机。
首先，随着行军距离的增长，士兵不可能同时顾全战斗与耕作。而长时间的离开，使得很多士兵的土地被侵吞。许多光荣得胜归来的士兵发现自己失去了土地，它们被那些没有外出打仗的人占据了—而失去土地就意味着一无所有。在罗马，只有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才能被称为公民。小农经济部分解体，使得公民数量下降。以下是公元前164到公元前125年罗马17岁以上拥有土地而符合征兵条件的公民的人数：[1]
BC 164
BC 159
BC 154
BC 147
BC 131
BC 125
337,452
328,316
324,000
322,000
318,823
394,736
可见，从公元前164年开始，罗马的人口并没有随着扩张而增加，反而减少了。一方面，罗马没有再像起初时那样给予他的同盟们市民身份；虽然，扩大市民阶层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但却与个人的利益矛盾—当罗马真正成为国家，他那种基于私人利益的简陋的决策与管理机制就不再行得通了。同时，由于罗马并不招收无产者入军，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和小农经济的解体，符合征兵条件的人数逐年下降，使得罗马不但没有怎么扩张，连驻守已经占有的土地都有问题了。
其实，这种小农经济的解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随着新领土的获得，一部分富有的人、政客和军事领袖利用自己的权利占有了越来越多的土地，而原先制定的旨在保护小农经济的法案(例如对个人占有土地的限制)得不到有效的实施。另一方面，战争的频繁，使得许多小农疏于农事，而逐渐破产。一些新并入罗马的地区，如西西里等，都是粮食高产区。一些罗马移民在这里开始大量使用奴隶生产粮食，大大降低了成本。这些地区向罗马出售大量的廉价粮食，使得全意大利的粮食价格暴跌，迫使许多小型农庄所有者破产。
在这个背景下，种植橄榄和葡萄等的加图式庄园逐步兴起。它们的运作转变为以经济收入为目的。加图的论著也是着重考察如何有效地实现“多卖少买”。而在庄园中劳作的主要是奴隶，庄园的面积也比种植谷物的小农庄大许多。牧场经验也逐渐增多，尤其在亚平宁半岛中部的丘陵地带。
总的趋势就是，小农经济解体，而大地产主增多，他们拥有地产的面积也使逐步增长。也就是，小农经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奴隶制度。并非是这时罗马才有奴隶，但是，是从这时起奴隶才成为罗马经济的主要支柱。
同时，随着这种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的风气也逐渐改变了。平民和元老院代表的贵族之间利益冲突明显。而贵族也依族姓分成诸多派系，相互斗争，可以说局势相当混乱。政府、军队机构腐败至极。在与Numidia国王Jugurtha的战争中，指挥官甚至收受贿赂而签订了合约。这还不算完。当消息传到罗马，人们震怒了，要求将Jugurtha带到罗马受审。然而他又贿赂了一名保民官，动用否决权不让Jugurtha回应审判。他不但安然而反，还在罗马杀害了一名政敌。
五、罗马共和国为挽救小农经济所做的种种努力
由于罗马共和国是小农经济的产物，市民阶层在这之中占有决策的地位。现在虽然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但是政府的结构仍然保持着。总的来说，以罗马共和国的体制，它仍然是代表小农的。小农利用这种政治机制力图维持自己正在动摇的的地位。于是种种企图恢复小农经济的运动，或者利用小农的经济需求而推行的政治行动就都出台了。
对小农阶层的的团结不光是共和国的需要；如果共和国不去拉拢他们，他们就将成为有远见的政治家拉拢的对象。一旦他们得到这强大力量的支持，就能够获得共和国绝对的权力。也是在这个背景下，罗马逐渐形成了一种赞助制度(patronage)；穷人到富人那里等候救济，寻找工作，寻求法律支持，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在投票时投上他们的赞助人一票。久而久之，赞助制度竟然成了罗马政治制度的基础。
首先打破赞助制度的，是格拉古等进行的改革运动。泰伯利亚斯•格拉古是一个有雄心的罗马贵族。他的祖父是击败了汉尼拔的大将，他母亲也十分有野心，并且从泰伯利亚斯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将这种野心灌输给他，以及他的兄弟。当格拉古付西班牙从军时，他了解到了罗马人的意愿：他们需要土地。他们希望将那些被富人们廉价借走的公有土地收回，分给没有地产的人。格拉古许诺给人们土地，人们马上支持他成为保民官。他还推行法令，规定了个人拥有土地的上限，并将超额土地收归国有，进而分发出去。当然，这就与由元老院代表的富人的利益被道而驰了。虽然格拉古兄弟利用国家的体制，企图恢复小农经济，然而毕竟它的成本比奴隶工作高很多，是不可能长久的。同时，罗马新贵族的力量不断增强，也给改革带来诸多困难。以元老院为代表的新、老贵族阶级，不断施加影响，阻挠改革的进行。最后，他们直接刺杀了格拉古，将他的尸体投入台伯河。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总的来说没有成功。
格拉古虽然被刺杀，但是罗马的政治结构毕竟倾向于代表小农的市民阶级。格拉古的经历证明了，迎合市民的利益，就能够得到市民阶级的支持，获得罗马的统治权。政治家可以称为全体罗马公民的赞助人。为了安抚平民，尤其是无产者，狡诈的政治家们采取了种种公然的贿民措施。他们购买粮食发放给贫民，设立一个又一个的节假日，安排疯狂的娱乐活动，以分散贫民的注意力。现在，小农失去了原来的地位，政府需要为他们寻找一个新的地位，一个他们愿意接受的地位。种种斗兽活动、表演、集会、种种经济上的优厚待遇，是新贵族向市民阶级妥协的结果。
这种妥协另一个妥协的的原因，是军事上的。上面已经提到过，罗马的市民阶级，尤其是中等资产的平民，是罗马军队的主要组成。最初，富人负责管理工作，而相对贫穷的则作为军人。现在，罗马可以参军的人口不足，以前壮大的中产阶级逐渐消亡，而无产者的队伍不断壮大。共和国需要团结无产者的力量，需要他们的支持。然而，这种支持不可能是无偿的。无产者需要证明，证明他们是共和国的一员，证明国家是值得它们奋斗付出的。另外，贵族之间的斗争也迫使他们纷纷扩大赞助的力度，以金钱为自己的家族换取真正的实力。
六、旧秩序的毁灭与新秩序的建立
同时，军人也是一股日益增长的力量。军人逐渐脱离生产者，而成为独立的利益群体。如何利用军人的力量成为政治家们考虑的重要因素。许多将领通过对军人的经济许诺获得军人的支持；他们利用军人的力量夺取共和国的权力。索拉曾利用得胜归来之机，要求元老院为他的士兵分封土地。遭到拒绝后，他很容易地利用他的势力以及军队的支持摧毁了他的政敌，血洗罗马，获得了统治权。
朱利亚恺撒继承了索拉的传统，利用军队夺得了政权。然而，他利用到手的专制权力救济穷人，得到了市民阶级的热烈拥护。当时的罗马，可以说新兴的奴隶主贵族以及老贵族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也把持着共和国最重要的部门—元老院；然而，在人力上，尤其是军事实力上，他们并不占优势。恺撒也是新贵族的一员，然而他真正领悟到了赞助人制度背后的严重漏洞，并借此一举成为全体罗马贫民的赞助人。在与其他贵族的斗争中，他显然更胜一筹。但是最终他还是被刺杀了。不过我们要认识到的是，凯撒的死决不是源于贫民与富人之间的斗争，而只是贵族内部斗争的结果。市民永远是政治家乐于使用的棋子，只看谁使得更好。
朱利亚恺撒的死，我们应该这样理解：他违反游戏规则获得了权力，却还妄想其它贵族可以遵守规则承认他的权力。他显然太天真了。事实是，这种游戏规则已经被凯撒亲手毁灭了。当格拉古提出他大胆的改革方案时，共和国的根基就已经是悬空的了。而凯撒则给与它致命一击，使它彻底崩溃。
救的秩序在混乱中瓦解，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是任何文明发展的定式。虽然凯撒已死，但是人人都明白，就的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了。正如泰西里斯所说：“一个人的独裁统治是一个动荡的国家唯一的补救办法。”人们已无法忍受贵族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屋大维通过军事力量与恐怖击败了他的对手，然而大多数罗马公民并不在意。那是贵族之间的事。他们需要的是和平，他们希望远离饥饿，他们热爱娱乐活动。相比共和国空洞的誓言，他们更加愿意接受独裁者仁慈的给予。
罗马的皇帝，他所应该做的是给予，向贫民发放救济，建立奢华的公共娱乐设施。而这一切都只是他与其他贵族竞争的手段而已。可以说，罗马的皇帝与中国的皇帝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它们共享一个名字，只是翻译的失误。这种帝国的体制，是奴隶制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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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王朝循环的机理，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中国一样，古罗马也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经济也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如果两个经济基础相通的国家的治乱循环，出于类似的原因，产生相象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性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商业国家过渡的资鉴。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一样，长时间来一直是个谜，吸引着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们的注意力。土地如许辽阔、历代皇帝尽皆励精图治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说灭亡就灭亡了？孟德斯鸠著书《罗马盛衰原因论》，认为帝国的衰败与帝国风尚的变质有关，在帝国后期，创造了早期罗马的那些良好风尚，要么不存在了，要么已经变得低下庸俗，帝国的大厦也因此也倾塌；现代政治学之交马基雅弗利则写下了《罗马史》，。不过，所有这些论者似乎都没有马克斯.韦伯叙说得更有力度。韦伯曾作过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他这样谈论着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遍布罗马的公共行政物基础是“行政市”，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与此相应，自由经济在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帝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奴隶来源的日益减少乃至奴隶营制度的不得不最终解体，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园经济，一点点蚕食了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帝国的城市经济。面临灭顶之灾的后期罗马，城市已经没落，经济已经全盘农村化，自耕农阶层已基本不复存在，与古代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公共财政，已根本无力支撑起帝国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武力，而一个卓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则更必不可少。尽管历任皇帝都拼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国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败落了。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帝国，要维持其自身运转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倘若农村化了的后期罗马，能够有效地从非自由经济中提取税收、并以货币作为物质流通的手段，帝国的统治许或尚能觅得生机，但吊诡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帝国的经济一旦步入农村化，非自由劳动必然将货币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为交换的主导，帝国的税收也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无从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的不能落实，又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密切关联，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无外是土地贵族，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并以此作为逃避税收、不断兼并土地而扩充自身财富的保障，当帝国的财富一天天积累到少数土地贵族手中时，帝国的税收也一天天在减少，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这个阶级不仅有效逃脱了大量税务，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的农民逃避了征兵，导致帝国后期只好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但这些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巡守边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政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政治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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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所征服的地方进行掠夺 来维持庞大的帝国的统治 因此他们有一只强大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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