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典诗词的中的审美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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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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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雅化的音乐性和微型化的定格性。二者合之,则组成古典诗词的独特审美标准。
语言是诗歌的载体,这音乐美与微型美,其本在于民族的语言美。汉语言本身,就是世界范畴内最富美学蕴义的独特符号。与海外拼音化文字相较,全然属于另一种模式。音、形、意三位一体方块字的多维性,单音节字多向组合的活泼性,以及连绵、双声叠韵的发现……确是构筑诗词美的最佳原材料。从声的角度讲,四声的调式、平仄的区划,自如地弹奏出抑扬顿挫、起伏跌宕、高低长短的节奏;从韵的角度讲,众多的异议同音字,异形同韵字,天然地生发着和谐共鸣、回环往复的旋律。汉语文字在诗词中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平仄交对,音韵相协,营造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效果。当句平仄交错,对句平仄互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这是唐诗的格律运动规则。宋词、元曲尽管样式有别,也无不神合于这种声韵和美的普遍性逻辑轨迹。其实,旧体诗本来与音乐有着传统的难分难舍的血缘关系,就是当它与音乐分离的时候,依然如故地显示着音乐美的天性,这是汉语自身的音乐属性圈定的。少年时,笔者曾在北京音乐厅聆听俞平伯、朱光潜等先辈击鼓吟诗诵词,其第一印象就是:“诗原来竟是音乐!”时至今日老之已至,那耐人寻味的音符荡漾依旧,不绝于耳。“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写的是歌声,其实诗自身也是歌声。亚里士多德说:“高尚的享乐”是艺术的本质,读诗是享乐,听诗尤是“高尚的享乐”。因为诗词不仅是语言艺术,还是“听觉艺术”。
2.
“惊奇”是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惊人”、“惊心动魄”等美学要求,主要是侧重于作品所产生的令人惊奇的审美效应,在诗学中表现为对卓异的语言创造之提倡。也就是要锻造锤炼具有震撼力的警句,来作为作品的“高光点”。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这里所说的“警策”,即是在诗文中最能竦动读者的警句,此乃全篇最见华彩的句子,也是作品的安身立命之处。有了它,可以使作品满篇生辉。虽然作品的词语都是颇有条理的,但却有赖于警句的出现,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警句虽然只是“片言”,却是作品价值的关键所在。宋人吕本中认为“警策”即“惊人语”,他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之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的“秀”,即以“卓绝”而秀出众作的,《隐秀》篇云:“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赞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在刘勰的创作论文艺思想中,“隐秀”是一对有重要价值的美学范畴。“隐”指作品余味曲包,含蓄无尽;“秀”指卓绝独拔,警策竦人。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互为表里。范文澜先生注云:“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 刘勰在《隐秀》篇的赞语中突出地强调了秀句所产生的“动心惊耳”的效果,这对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审美惊奇感的重视,是有深远影响的。
3.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一对相反的审美概念。
隔,隔膜,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情、景、辞,或是艺术构思,境界物化等,有关节不妥贴,不圆润,给读者造成隔膜。所谓不隔、与隔相反,诗歌创作完美浑成,诗意浓郁,形象鲜明生动,含意深厚耐人寻味,隔与不隔,既可以对一位诗人而论,又可就具体的诗作或手法而言。回到《锦瑟》一诗,不知道这位唐代大诗人是在侮辱后人的智商还是讥笑我们的孤陋,全诗首、额、颈三联一句一典,若要弄懂每一句的具体含义,需要谙熟《汉书》、《庄子》、《水经注》、《博物志》、《宋书》,且诗境朦胧,寓意抽象,真真难懂!至如杜甫《登高》的前四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虽是一组空境头,但眼前秋色历历在目,气象阔大,形象鲜明,使人如身临其境,而所展示的境界,也极雄浑高远,饱含了诗人的无穷情思,形成了情景交融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此谓“易懂”。可见,诗词中所谓的“难懂”,应指在传统的写作形式中加入了象征主义的元素和印象派手法,用具体可感的物象表现抽象的情感,徒增阅读障碍;而“易懂”,则如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如此看来,诗词中的“隔”与“难懂”、“不隔”与“易懂”虽有相通,也不尽同:“隔”不必“难懂”,“不隔”也不见得“易懂”。诸位看官,这串绕口令般的辨证关系并非不才妄言,试举前人诗句佐证。白石《翠楼吟》有句“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王国维谓之“隔”。试想,用饮酒来消愁除闷,用赏花来消磨平生志气,理解起来应该不难,怎么就“隔”了呢?原来,就整词来看,这三句转承突兀,且酒与谴愁、花与失志缺乏必然联系,流于臆想、不近自然,使人读来生涩,思维跳跃,尽失畅达。足见,诗词虽易懂也可能“隔”。再者,东坡诗《花影》曰:“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四句紧扣诗题,形象自然,当然“不隔”,但要想得其中真味,却得下一番功夫。乍看,这首诗是咏物诗,了解了苏轼生平和此诗的时代背景后才发现,原来这是首政治抒情诗!苏轼的政敌——所谓的“熙丰小人”在高太后临朝时全被贬谪(刚被太阳收拾去);而到宋哲宗亲政时,又全被起用(又教明月送将来),一首小诗借郁郁花影抒发了诗人心中的愤懑。足见,诗词虽“不隔”却也并非易懂。
自王国维后,“隔”与“不隔”成了近代人区分诗文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一首“不隔”、“易懂”的好诗并非易事,既要避免平铺直叙、空洞无物、流于浮面,又要避免堆垛典故、故弄玄虚、刻意追异求奇,精美的作品需要“意与境浑,心与物共,情思与景物交融”。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言:“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
4.古典诗词的终极审美理想是温柔敦厚,天人合一是传统诗词最根本的哲学精神。
然而,天人合一在本质上表现为人对天的顺从,这同封建时代个人对于社会集体的顺从是一致的。所以古典诗词的两大主题神契自然与忠君爱国都不过是诗人个体不独立的结果。除非中国永远停留在前现代化的阶段,否则终有一日,古典诗词将只能供人们所追忆、所缅怀。因为这种神契自然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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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雅化的音乐性和微型化的定格性。二者合之,则组成古典诗词的独特审美标准。
语言是诗歌的载体,这音乐美与微型美,其本在于民族的语言美。汉语言本身,就是世界范畴内最富美学蕴义的独特符号。与海外拼音化文字相较,全然属于另一种模式。音、形、意三位一体方块字的多维性,单音节字多向组合的活泼性,以及连绵、双声叠韵的发现……确是构筑诗词美的最佳原材料。从声的角度讲,四声的调式、平仄的区划,自如地弹奏出抑扬顿挫、起伏跌宕、高低长短的节奏;从韵的角度讲,众多的异议同音字,异形同韵字,天然地生发着和谐共鸣、回环往复的旋律。汉语文字在诗词中有规律的排列组合,平仄交对,音韵相协,营造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音乐效果。当句平仄交错,对句平仄互对,两联之间平仄相粘,这是唐诗的格律运动规则。宋词、元曲尽管样式有别,也无不神合于这种声韵和美的普遍性逻辑轨迹。其实,旧体诗本来与音乐有着传统的难分难舍的血缘关系,就是当它与音乐分离的时候,依然如故地显示着音乐美的天性,这是汉语自身的音乐属性圈定的。少年时,笔者曾在北京音乐厅聆听俞平伯、朱光潜等先辈击鼓吟诗诵词,其第一印象就是:“诗原来竟是音乐!”时至今日老之已至,那耐人寻味的音符荡漾依旧,不绝于耳。“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诗写的是歌声,其实诗自身也是歌声。亚里士多德说:“高尚的享乐”是艺术的本质,读诗是享乐,听诗尤是“高尚的享乐”。因为诗词不仅是语言艺术,还是“听觉艺术”。
2.
“惊奇”是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惊人”、“惊心动魄”等美学要求,主要是侧重于作品所产生的令人惊奇的审美效应,在诗学中表现为对卓异的语言创造之提倡。也就是要锻造锤炼具有震撼力的警句,来作为作品的“高光点”。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这里所说的“警策”,即是在诗文中最能竦动读者的警句,此乃全篇最见华彩的句子,也是作品的安身立命之处。有了它,可以使作品满篇生辉。虽然作品的词语都是颇有条理的,但却有赖于警句的出现,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这种警句虽然只是“片言”,却是作品价值的关键所在。宋人吕本中认为“警策”即“惊人语”,他说:“‘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之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篇所说的“秀”,即以“卓绝”而秀出众作的,《隐秀》篇云:“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生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故互体变爻,而化成四象;珠玉潜水,而澜表方圆。——赞曰:深文隐蔚,余味曲包。辞生互体,有似变爻。言之秀矣,万虑一交。动心惊耳,逸响笙匏。”在刘勰的创作论文艺思想中,“隐秀”是一对有重要价值的美学范畴。“隐”指作品余味曲包,含蓄无尽;“秀”指卓绝独拔,警策竦人。二者是辩证的统一,互为表里。范文澜先生注云:“重旨者,辞约而义富,含味无穷,陆士衡云‘文外曲致’,此隐之谓也。独拔者,即士衡所云‘一篇之警策也’。” 刘勰在《隐秀》篇的赞语中突出地强调了秀句所产生的“动心惊耳”的效果,这对中国古代文论中对审美惊奇感的重视,是有深远影响的。
3.
隔与不隔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的一对相反的审美概念。
隔,隔膜,是指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其情、景、辞,或是艺术构思,境界物化等,有关节不妥贴,不圆润,给读者造成隔膜。所谓不隔、与隔相反,诗歌创作完美浑成,诗意浓郁,形象鲜明生动,含意深厚耐人寻味,隔与不隔,既可以对一位诗人而论,又可就具体的诗作或手法而言。回到《锦瑟》一诗,不知道这位唐代大诗人是在侮辱后人的智商还是讥笑我们的孤陋,全诗首、额、颈三联一句一典,若要弄懂每一句的具体含义,需要谙熟《汉书》、《庄子》、《水经注》、《博物志》、《宋书》,且诗境朦胧,寓意抽象,真真难懂!至如杜甫《登高》的前四句:“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虽是一组空境头,但眼前秋色历历在目,气象阔大,形象鲜明,使人如身临其境,而所展示的境界,也极雄浑高远,饱含了诗人的无穷情思,形成了情景交融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此谓“易懂”。可见,诗词中所谓的“难懂”,应指在传统的写作形式中加入了象征主义的元素和印象派手法,用具体可感的物象表现抽象的情感,徒增阅读障碍;而“易懂”,则如包恢在《答曾子华论诗》一文中说:“古人于诗不苟作,不多作。而或一诗之出,必极天下之至精,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
如此看来,诗词中的“隔”与“难懂”、“不隔”与“易懂”虽有相通,也不尽同:“隔”不必“难懂”,“不隔”也不见得“易懂”。诸位看官,这串绕口令般的辨证关系并非不才妄言,试举前人诗句佐证。白石《翠楼吟》有句“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气”,王国维谓之“隔”。试想,用饮酒来消愁除闷,用赏花来消磨平生志气,理解起来应该不难,怎么就“隔”了呢?原来,就整词来看,这三句转承突兀,且酒与谴愁、花与失志缺乏必然联系,流于臆想、不近自然,使人读来生涩,思维跳跃,尽失畅达。足见,诗词虽易懂也可能“隔”。再者,东坡诗《花影》曰:“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四句紧扣诗题,形象自然,当然“不隔”,但要想得其中真味,却得下一番功夫。乍看,这首诗是咏物诗,了解了苏轼生平和此诗的时代背景后才发现,原来这是首政治抒情诗!苏轼的政敌——所谓的“熙丰小人”在高太后临朝时全被贬谪(刚被太阳收拾去);而到宋哲宗亲政时,又全被起用(又教明月送将来),一首小诗借郁郁花影抒发了诗人心中的愤懑。足见,诗词虽“不隔”却也并非易懂。
自王国维后,“隔”与“不隔”成了近代人区分诗文好坏的重要标准。作一首“不隔”、“易懂”的好诗并非易事,既要避免平铺直叙、空洞无物、流于浮面,又要避免堆垛典故、故弄玄虚、刻意追异求奇,精美的作品需要“意与境浑,心与物共,情思与景物交融”。正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所言:“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 。
4.古典诗词的终极审美理想是温柔敦厚,天人合一是传统诗词最根本的哲学精神。
然而,天人合一在本质上表现为人对天的顺从,这同封建时代个人对于社会集体的顺从是一致的。所以古典诗词的两大主题神契自然与忠君爱国都不过是诗人个体不独立的结果。除非中国永远停留在前现代化的阶段,否则终有一日,古典诗词将只能供人们所追忆、所缅怀。因为这种神契自然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不符合时代的大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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