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北宋初年出现士大夫政治的原因是

北宋初年出现士大夫政治的原因是

Answer 1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宋代无 疑处于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远从汉代,近从唐代开始的一系列社会转化,正是到宋代得以完成而基本形成格
局的。于是,我们看到,经过秦汉隋唐时期的政治演进,时至宋代,士人与官僚已经走向了彻底的融合与合流,中华帝国典型的士大夫政治形态已经完全确立。
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从深层上透视,它是唐末五代以来门阀士族势力衰落的产物;从直接原因上看,则与宋朝统治者对唐末五代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反思有关。

唐末五代,军阀混战,武夫飞扬跋扈,权势恶性膨胀。他们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兵骄逐帅,帅骄叛上,互相篡夺杀戮,并且只要控制了军队,兵强马壮,就可以称
王称帝。当时地方节度使或州郡刺史,也大多由军士废立。这样,从五代以来,武夫便控制了从上到下的统治权,权倾一方,恣意妄为,一时出现了皇权沦落式微的局面。
宋朝是上承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个封建王朝,依靠兵变夺得帝位的宋太祖对因武人专横跋扈、拥兵自重所造成的皇权式微、为害政治的历史局面可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为了使武人专横跋扈、割据以至篡位的局面不再重演,避免北宋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宋太祖“以史为鉴”,常常与大臣就重建国家权威和秩序的策略进行讨论。宋太祖黄袍加身后不久,便问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
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建长久之计,其道如何?”赵普当即回答说:“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其故
非他,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的进言,完全契合宋太祖维护家天下的心
理意愿。没等赵普说完,宋太祖便说: “卿勿复言,吾已谕也。”[7](卷1) 于是,便有了宋 代“偃武兴文”的重大举措。为此,宋太祖以一种文明和理
性的方式,“杯酒释兵权”,解除了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的兵权,而代之以文官 治国,“以易武臣之任事者。”[8](陈亮传) 在宋太祖看来,较之武
臣,文臣更让他放心,因为他们无兵可拥,无强可逞,是不会因兵强马壮而危及朝廷的。他曾对赵普说过:“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
知大藩,纵皆 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9](卷7)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宋太祖上台伊始,就摆出了一副尊孔崇儒、重用文人的姿态,一登基即下令
“增修国子监学舍,修饰先圣十圣像,画七十二贤及先儒二 十一人像于东西廊之板壁”[10](崇儒) ,并“以孔四 十四代孙孔宜为曲阜县主薄”[10]
(卷7) 。而后又不 断招纳“困顿风尘,潦倒场屋”[11](卷1) 的知识分子入仕,还令五代遗留下来当年与
他并肩军马倥偬的将士读书,使之儒化,并一再强调“宰相须用读书人”[9](卷7) ,地方上则命“士人典 州”[12](卷1)。为了广泛吸收更多的儒
生参加到统治阶层的队伍中来,宋太祖又下求贤诏曰:“继今不限内外职官,前资见任,布衣黄衣,并许诣 阁门投牒自荐,朕当亲试焉。”[9](卷5) 与此
同时, 宋太祖又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保护文士的措施, 他曾立有三条后世戒规,其中一条便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而且告诫后代“子孙有 逾此誓
者,天必殛之”[13](卷1) ,对文人士大夫采取了比较宽容的政策。

宋太祖针对唐末五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而作出的崇文抑武的选择,无疑开启了一代偃武兴文之机,故《宋史?文苑传》序言中说:“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
尚,而一代之规模,可以预知矣。艺祖(太祖)革命,首用文吏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
者,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事实亦正如此,以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为契机而开启的崇文抑武的治国方针,为以后历朝皇帝所效法、遵循,并被沿袭为
祖宗家法。此后继宋太祖即位的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等历朝皇帝都奉行了崇 文抑武政策,“兴文教,抑武事”[9](卷18) ,欲 “以文化成天下”
[14](卷9) ,同样给文臣以尊厚的地位。宋太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他曾对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 治。”[9](卷23)强调
要巩固政权,就必须兴文治, 尊孔 礼儒.为了标示崇文的决心,宋太宗还不惜巨资,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史馆)进行
重建,亲赐名为“崇文院”,并把宫中内殿“讲武殿”改名为“崇政殿”。为 了达到“岩野无遗逸,朝廷多君子”[9](卷24)
目的,宋太宗更是重视提拔读书人,千方百计网罗人才,“不求备以取人,舍短从长,拔十得五,在位将逾二纪,登第亦近万人,不无俊秀之
才”[9](卷42)。对于这样大规模地网罗儒臣,宋太宗曾不无自鸣得意地说:“朕于士大夫无所负 矣!” [9](卷24 ）。
总之,宋太祖立国之初由杯酒释兵权为契机开启的一代偃武兴文之机,结束了武人干政的局面,使宋代在政治上形成了“文德致 治”[8](卷436)、“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 儒立国”[9](卷221) 的政治构架,儒家知识分子亦由此进入了一个光辉灿烂的隆盛时代。
[8
]
(
卷
436

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
王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
并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
荐”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
门读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
“虽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
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
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8]()三
科举制度是联结士人与官僚的重要桥梁,是士人阶层进入官僚政治集团的基本保障。宋代帝王既然作出了倚重文臣、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就要求宋王
朝大力发展科举制度,为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开辟仕进之路。正是在这样一种现实情势下,宋王朝发展和完善了唐代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抬高了科举选官的地位,并
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变革,逐步建立起一套严密而完备的科举立法:第一,严格考试的各项规则,严防势家对科举的控制和垄断。如废除由当朝显贵“公荐”
举人的惯例,实行复试、殿试制,以及考官锁院制,推广势家子弟、考官亲属的别试避嫌法,推行封弥、誊录法。第二,取消唐时科举考试的门第限制,广开寒门读
书人的通道,应试者家不重谱牒,身不重乡贯,不讲门第身份,凡稍具文墨者,皆可应考。这样,就使科举取士的范围空前扩大,几乎是面向了社会各个阶层,“虽
山野贫贱之家,子弟苟有文学,必赐 科名。”[15](卷37)
第三,提高科举及第后的待遇。唐代科举考试录取后,只取得做官的资格,还须经吏部考试合格后授予官职。而宋代进士录取后,不仅可以直接授官,而且升迁迅
速,科举榜发,“第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辅”,“名公 臣卿皆由此选。” [8](选举志）

显然,宋代科举制度中的种种立法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科举考试的客观性与公平竞争,为整个地主阶级乃至寒门士人敞开了科举入仕的大门。在宋代,无论是
官宦子弟,还是庶族地主、殷富农民、工商子弟,凡是“稍具文墨”的读书人,都可以应举入仕。这就极大增强了科举考试的开放性,由此导致了“取士不问家
世”[16]原则在宋代的实现,同时也使“学而优则仕”的儒家思想得到了具体体现。与此同时,宋代又大量增加了科举取士的人数。据载,宋太宗在位22年,仅进士一科取人近万名,平均每年450多人。关于两宋科举取士的具体人数,张希 清先生曾根据10余种史书、文集和笔记,对两 宋贡举登科人数进行过细致考证。统计与考证的结果表明,两宋通过科举共取士115427人,平均每年361人。这个平均每年取士的人数,不仅大大超过了唐代的取士人数(约为唐代的5倍),亦为后世的元、明、清所不能企及(约为元代的30倍、明代的4倍、清代的3.4倍)[17]。
随
着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科举制度在选官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对社会的影响亦愈来愈大,已成为宋人社会地位上升的主要途径,致使朱熹也不得不承认:“居今之
世,使孔子复生, 也不免应举。”[18](卷13) 陆九渊也说:“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此。”[19](卷23)

宋真宗的《劝学文》:“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
如玉。男儿欲 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20]
,亦从一个侧面表明科举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在世人看来,最得意的是科举题名:“久旱逢甘雨,他乡见故知, 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21](得意诗)
;最失意的则是科举下第:“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失 恩宫女面,下第举子心”[21](失意诗)
。正是在科举的刺激下,社会上不同阶级、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的读书热情空前高涨,一个万众向学的社会风气蔚然成风,以至于在有的地区,形成了“为父兄者以
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 不学为辱”[21](饶州风俗)
的社会现象,整个社会几乎完全被笼罩在读书应举的气氛之中,读书应举已成为宋人最为关心的事业。可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大概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宋代那
样,将科举制度与读书仕进联系的如此紧密,科举已成 为宋代社会上人们一条主要的上升之途,其它入 仕之途越来越失去分量,科举制在选官中的主导地位已完全确立。
从统治阶层的来源和成分看,宋代完全可以说是由科举出身的人掌握政权的一个朝代。据《宋史?宰辅年表》等资料统计,宋仁宗在位41年,用宰相23人,其中22人是进士出身;用参知政事、枢密院正副使等高官65人,其中进士出身者55人。另据黄留珠先生的统计,整个北宋的71名宰相中,有64名为进士或制科出身,除去一些特殊情况,真正不由科举而任宰相者,仅有3人[22](P27)。香港学者李弘棋统计,在宋代全体文官14860人中,仅前三十年科举及第的官员就达7833人,占总数的52.71%。显然,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占了明显优势,故《宋史?选举志》说:“宋之得才,多由进士”。不仅如此,由于宋代科举打破了门第限制,增加了寒门士人及第仕进的机会,因而在宋代的官僚中,庶人出身者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例,绝非个别现象。如王禹“世为农家,九岁能 文”[8](王禹传),欧阳修“家贫,至以荻画地学 书”[8](欧阳修传)。贤相杜衍“贫甚,佣书以自 资”[7](卷10)。自幼家境贫寒的范仲淹,年青时在南都学舍学习时,也是过着人所不堪的生活。光宗绍熙进士陈亮,早年亦是“贫不能自 食”[23](卷37)……孙国栋的研究表明,北宋入《宋史》的官员有46.1%来自寒族(晚唐入新旧唐史的官员中寒族比重仅占13.8%)。Kracke对 南宋两份进士题名录的研究则表明:来自非官员 家庭的在1148年占56.3%,在1256年占57. 9%[24](P135) 。另据陈义彦先生统计:在《宋史》有传的北宋1953人中,以平民或低官出身而入仕者,占55.12%;北宋一至三品官中来自布衣者约占53.67%,且自宋初逐渐上升,至北宋末已达64.44%[25]。

总之,宋代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和完善,使大批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进入官僚机构,促使官僚集团的结构,从贵族士族型向文人学士型转变,以科举起家的官僚基本
上取代了世袭的世家大族成为社会亲贵。宋代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加上右文政策的推行,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大都由文士担任。诚如宋人蔡襄所
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 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
士也。”[26](卷18) 可以说,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把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使从汉代出现的、延续了一千余年的
“皇权-士大夫”政治形态最终得以确立起来。尽管宋代文官政治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衍生物,但与士族门阀政治相比,大量的文人入仕不仅改变了自
汉代以来主要代表世族门阀阶层利益的政权性质,扩大了统治基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官僚集团的整体文化素质,有利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宋代专制主义
中央集权的空前强化和文化复兴与繁盛这一事实,便是例证。

当然,文人入仕也有消极一面。重用文人,使广大文人沉醉于科举取士的事业之中,读书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济世匡国,而是为了升官发财,享受人生的荣华富
贵。所以,许多人入仕 后,“才得富贵,便多改节”[9](卷429) 。像宋祁 “点华灯拥歌妓醉饮”[27]
之类的记载在宋代文人士大夫中俯拾即是,不胜枚举。大量的文人入仕,还造成宋代官僚机构冗肿不堪,许多人有官位而无职事。为了早日求得差遣,“士人多驰鹜
请托”[9](卷429) ,纷纷奔走于权贵之门,献礼纳贿,以致“问遗公行,贿赂旁午”,“贪苴成风, 而贪吏满天下”[28](卷21)
,士风日趋败坏,而败坏的原因就
在于“士大夫无耻”,以至于时人黄震发出这样的感叹:“时之大弊,曰民穷,曰兵弱, 曰财匮,曰士大夫无耻。”[8](《黄震传》
)另外,文人入仕,好持异论,务为高名,常常在一些政治争论中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并发展成党同伐异的朋党之争,不仅导致了政局的动荡,也败坏了社会风
气。宋朝末年,包括明清时期,朝野上下出现的空谈性命、不务实政的风气,与宋代重用文臣的政策不无关系。

Answer 2

　　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里的士子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比如真宗朝跻身高位的王钦若、神宗朝的吕惠卿、徽宗朝的蔡京，便属于孔子所说“善柔”“便佞”一类。这些人虽然得意于当时，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环绕在他们生前身后的，是正直士大夫们无尽的轻蔑和不齿。
　　北宋士大夫很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他们秉持“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信条而敢怒敢言，不平则鸣；而北宋恰恰是个允许人们讲真话的仁义朝代，很少以言定罪。士大夫往往把气节、操守和廉耻、名声看得比利益更重，甚至比生命更重。
　　如仁宗朝范仲淹因开罪权贵受到贬谪，身为监察御史的欧阳修认为司谏高若讷明知范仲淹受到不公正对待却缄默不语，完全是出于私心，于是愤然写下《与高司谏书》，怒斥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在明知不可能扭转政局的情况下，朝官余靖、尹洙也挺身而出为范仲淹鸣冤，结果是三人均遭贬斥。知谏院蔡襄为此写了《四贤一不肖诗》（四贤指范仲淹、欧阳修、余靖、尹洙，一不肖指高若讷）。据说当时汴京士民“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利”。
　　这说明当时虽然权臣当道，很多心底无私的士大夫仍占据着道德高地，充当着时代风气主流而受到人们的尊敬。又如王安石变法开始后，司马光因政见不同，回绝了枢密副使的高官诱惑，义无反顾地离开京城闲居于洛阳。在闲居的十五年里，他绝没有也绝不可能改变初衷去讨要新官，因为在司马光心目中，气节和操守比官位重要得多。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之所以有如此良好的修养，和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是息息相关的，这个大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风清气正、人人知耻、人人思奋的社会底色。如果是在自上而下人渣汇集的腐败朝廷里，正直清廉、敢作敢为的正人君子迟早会遭到逆淘汰，至少是处在被边缘化的境地，怎么可能成为社会的主体力量？
　　帝王与文臣共政模式，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
　　“君臣共政”是北宋士大夫政治的一大特色。所谓共政，是指帝王与大臣共同主政。客观地说，这已成为民主政治的雏形：一切事都要商量着办，不论是九五之尊的帝王，还是秉公理事的臣下，谁说的有道理就听谁的。
　　这样的政治格局并没有影响帝王的至尊地位，他仍然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只不过肯与大臣共政的帝王所拥有的权力，是经过民主协商后集中起来的意志和权力。
　　共政的大臣是个广义概念，他们可以是宰辅重臣，也可以是朝廷各部门各层级的官员。这种政治模式有效地规避和减轻了皇权独断和权臣专政的风险。北宋时帝王与大臣共政、大臣意志改变或修正帝王意志的典型事例比比皆是，如仁宗一心想变革弊政，特开天章阁，召章得象、范仲淹、富弼等宰辅入内，给其笔札，命他们“毋或有所顾避，其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悉为朕陈之”。
　　仁宗对大臣的充分信任，给了大臣莫大的激励和鞭策，范仲淹条列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选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十项改革措施后，仁宗“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行。独府兵，辅臣共以为不可耳”。
　　这个结果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凡属合理的建议很快采纳并付诸实施；二是不太合理的部分，又经其他臣僚共议而没有被采纳。“悉用其说”虽然只有四个字，体现的却是身为帝王者为苍生社稷求贤若渴的阔大襟怀，这也是形成君臣共政的坚实基础。套用今天的一句话，北宋的大政方针大都出于顶层设计，但熟悉宋史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顶层设计其实是充分汲取了来自底层的呼声，又经过顶层精英们反复论辩才得以确定的，绝非帝王或一两个权臣一拍脑袋就能轻易定下。
　　在科举改革问题上，宋朝曾两度由皇帝与大臣共议。一次是在嘉祐初年（1056），学士王洙为仁宗讲《周礼》时提到，上古“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赞乡大夫废兴”。仁宗考虑到唐代科举每年一考，牵扯朝廷精力过多，入宋以来又是“率四五岁一下诏，故士有抑而不得进者”，于是命大臣集议，定下“间岁贡举”（每隔一年开考一次）。
　　第二次是在熙宁年间（1068-1077），王安石对神宗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并建议今后只考经义，不再考诗赋之类，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就学写诗作赋，对圣人之言知之甚少，一旦做官，怎能懂得治国理民？苏轼提出不同意见说：“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王安石反唇相讥：以诗赋得为名臣，是因为唐朝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其中当然不乏人才，但不等于说这样的考试就是完善的。神宗最终采纳了王安石的建议，为此后历代科举内容做出了合理的框定。
　　北宋对武臣的使用相当谨慎，武臣受文臣节制
　　北宋也有战争，有战争就需要武臣，但北宋朝廷对武臣的使用相当谨慎，文武的分工也很明确：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是文臣，武臣必须接受文臣的节制。如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抗击契丹入侵之战，总指挥是文臣寇准。更典型的是仁宗康定、庆历年间（1040-1048）对西夏的战争，当时朝廷派出的主要将领分别是夏竦、陈执中、韩琦、范雍、范仲淹等，而这几位将领恰恰都是文臣士大夫。
　　事实证明，虽然并非所有文臣都能胜任军事指挥，但像范仲淹、韩琦等，不仅能在战场上指挥若定，打了不少漂亮仗，而且比单纯的武夫更有谋略，因而威名远扬。正是由于范仲淹、韩琦等儒将出色完成了抗击西夏的使命，仁宗才肯破例开天章阁，命他们陈述“当世急务有可建明者”。
　　把战争的总指挥权交给文臣士大夫，而不是任由武夫肆意妄为，这种模式在宋朝大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为那时的士大夫都是经过千挑百选的复合型杰出人才，和今天所谓的专科型“学者”全然不是同一概念。这种情况到神宗时发生了很大变化。神宗把对夏作战的军事指挥权交到宦官李宪手中，开了个很坏的头。到了徽宗时期，军事大权由大宦官童贯总揽于一身，引发了破国亡家的靖康之难。
　　总而言之，士大夫政治不是哪个想做就能做到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一是为帝王者率先垂范，虚怀若谷，形成开明政治的环境和氛围；二是士大夫阶层必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大君子群体，他们应占据社会主流，而不应当是被逆淘汰出局的弱势群体。如果帝王一味任用群小或邪佞之徒把持高位、打压正气，就不可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君臣共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