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记录官与史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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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月112
2012-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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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史官了,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史官,为了记载前朝的历史以及本朝的历史,以下是关于清朝史馆和史官的资料,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相对于明代史馆的研究,对清代史馆的研究成效较大。首先,对清代史馆类型进行了介绍和初步分析。杨玉良《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清代宫史探微》,紫禁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沈原《清代宫廷的修书机构》(《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论文选》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介绍了清廷的修书各馆的类型。前者指出内府修书馆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有国史馆、方略馆等,例开有实录馆、圣训馆等,特开有会典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并分析了武英殿修书处与修书各馆的关系;后者则将修书馆分为内廷和外朝两类,内廷常设的修书机构有书房、文馆、内三院、内翻书房、南书房、尚书房、方略馆、武英殿修书处等,外朝常设的修书机构有起居注馆、国史馆以及各种临时书馆。秦国经、高换婷《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也将清代修史机构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类。这里要特别提到乔治忠的研究,他在所著《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一书的第一章《清朝的修史制度及其特点》中从宏观上对清朝官方修史活动的组织方式、清朝修史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考察了内阁、翰林院与修史制度、清朝的各类修史之馆、对修史人才的任用、皇帝干预、史料征用体制、满人参与修史、督察处分制度等,对前人没有涉猎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值得重视。其次,对清代部分史馆进行了具体研究。李鹏年《国史馆及其档案》(《故宫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王锺翰《清国史馆与〈清史列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3期)、乔治忠《清代国史馆考述》(《文史》第39辑)、邹爱莲《清代的国史馆及其修史制度》(《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均对清代国史馆进行了研究。李文对国史馆的机构职掌、修史内容进行了分析;王文着重考察了国史馆的设置年代,指出国史馆第一次开馆在康熙29年,第二次开馆在乾隆30年;乔文系统地考察了国史馆的建置沿革、官员组成及内部机构、承办的纂修任务,分析了总裁和副总裁、提调、总纂和纂修、协修、清文总校、收掌、校对、翻译、誊录、供事、笔削员的情况,指出国史馆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方法是各史馆的典范,纠正了人们对国史馆的一些模糊认识;邹文则从国史馆的机构设置及职掌、修史制度与方法、人员管理制度与方法三个方面探讨了国史馆的内部情况。王清政《清代实录馆考述》(《江汉论坛》1999年第2期)较为系统地考察了实录馆的设置、人员组成、管理制度。姚继荣《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山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2期)考察了方略馆的设置、清代官修方略的成就及方略的史学价值。夏宏图《清代方略馆设立时间举证》(《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认为方略馆的设立应在康熙21年。而姚继荣《清代方略馆设置年代记载小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则认为乾隆14年为方略馆正式定址建制之始。陈捷先《清代起居注馆建置略考》(《清史杂笔》,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对清代起居注馆的设立及废置进行了研究。乔治忠《康熙起居注馆和康熙起居注》(《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市文津出版社1994年出版)对康熙起居注馆的设立始末、康熙起居注的特点和史料价值进行了分析。另外,柳诒徴《记光绪会典馆之组织》(《学原》第1卷第9期,1947年)对光绪朝会典馆的设立、人员、编纂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资料丰富,结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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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的官方记录《雍正朝起居注册》里是这样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不豫,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戌时,上疾大渐,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宝亲王(即乾隆)即位。二十三日晨奉大行皇帝黄舆返大内,申刻大殓。”

官方的记载显示,八月二十一日的时候,雍正身体不适,但依旧照常上班办公。到二十二日的时候,雍正便挺不住了,他让儿子宝亲王弘历(乾隆)和和亲王弘昼前来照顾,不料到了晚上就不行了,急忙将诸王、内大臣和大学士们赶到寝宫,发布遗诏。在一片慌乱当中,雍正在子夜时分魂归西天。

根据《清实录》的记载,雍正在二十一日之前的几天,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他在十八日的时候接见了办理苗疆事务的大臣们;二十日的时候又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咨送的补授协领、佐领人员。如此看来,雍正在二十一日发病前似乎身体状况良好,不然的话他没有必要接见这些不甚重要的官员。

作为当时突发事件的见证人,顾命大臣大学士张廷玉在他的《自订年谱》中描绘了这一事件的详细过程。他说在八月二十日的时候,雍正就感觉有点不舒服,但“犹听政如常”,当时作为军机大臣的张廷玉也是每日照常进见,没有间断(张廷玉亲自所见,颇为可信)。可就在二十二日晚上漏将二鼓(晚上九点到十一点)的时候,张廷玉本已脱衣上床睡觉了,突然家门口有人“咚咚”砸门,似乎有什么事情急如星火,张廷玉慌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开门一看,原来是宫里太监,急宣张廷玉火速进宫。

张廷玉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当时也顾不上想那么多,就匆忙赶到雍正所在的圆明园。此时门口已经有几个太监在那里焦急等待,他们一见到张廷玉,便直接将他带到雍正的寝宫。张廷玉一见雍正,“惊骇欲绝”,这才发现白天还好好的雍正,到了晚上竟然已经“上疾大渐”,快不行了!

随后,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额、纳亲、内大臣海望等人先后赶到。众人向雍正御榻前请安后,便出去到外面阶下急切地等候里面的消息。当时只见御医们进进出出,在不停的奔忙。子夜时分,哀讯传出,御医回天无力,雍正龙驭宾天了。当时弘历“趋诣御塌前,捧足大恸,号哭仆地”,众大臣和太监们也大作哀声。

袁枚写的《鄂尔泰行略》里,又接着写了下面的事情。雍正驾崩后,在一片混乱中,鄂尔泰想起当时雍正曾跟他和张廷玉说过传位遗诏的事情,他见大家都在痛哭,心想老这么哭下去也不是办法,国不可一日无君,于是他便拉起张廷玉,对众人厉声道:“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大行皇帝曾和我两人说过有两份传位密诏,一份就在宫中,现在事不宜迟,应该马上请出来!”

庄亲王允禄和果亲王允礼这才醒悟过来,急命总管太监将遗诏请出。那总管太监吓得要命,慌忙跪下说:“大行皇帝并无交代,奴才实在不知道密诏所在!”张廷玉想了一下,说:“大行皇帝当天的密封之件,也没有多少,外面用黄纸封住、背后写有‘封’字的那份就是!”

参考资料: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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