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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五代词的香艳忧愁
花间派
花间词派,内容多为相思离愁,特色为艳丽的辞句,光亮的色彩,极力描写女子形貌,与闺中相思柔情,风格温雅纤丽。甚至流于情欲描写,气格卑弱。温庭筠为花间派的代表。
温庭筠,字飞卿,太原人,与李商隐齐名,号为温李。客游江南,出入青楼。为歌妓填词,为花间初祖,为中晚唐全力填词之第一人,作品与所用词调颇多,使词得到独立的文学地位。西蜀花间词人多受其影响,为晚唐词人代表。
菩萨蛮
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李 煜
后主本是风流才子,他的前期作品,也一样的香艳。像一斛春词描写大周后的风流,菩萨蛮词描写小周后的娇羞,多少带着花间一派的色彩。所与花间不同的是:他有创作的天才,意境空灵超放,没有做作,也没有虚伪,一切是他生命真实的自白,不像花间词派的作者,喜欢制造情感,或滥用情感,多戚幻想,不够真实。至于后期作品,因为生活环境起着剧烈的变化,词格也由清便婉约,急转直下,变为悲壮、凄厉一派亡国之音。这时感慨是加了,题材也加广了,白描的手法,也更来得自然,来得生动了。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北宋的旧曲新声
旧曲:
晏欧词风:这个时期主要是继承晚唐五代余风,为宋代词的过度时期.由于北宋前期近百年的升平,适应统治阶级娱宾遣兴的需要,晚唐五代婉丽的词风弥漫一时,"词主艳科,香而软媚".代表词人:柳永,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这些人主要生活于真宗,仁宗两朝的太平时期,自然形成了适应现实之需要的词风。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新声: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是北宋专力写词的第一人。他在扩大词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表现手法上都有杰出贡献。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依慢曲格调填写的词叫做慢词)(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二是创意。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
三是创法。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柳词内容有三类:1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这是一首最早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2描写男女情爱。这类词中有表现下层人民不幸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的,如《定风波》,有写妓女悲苦和她们对轻薄男子怨恨的,如《少年游》,有写妓女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爱情生活的,如《迷仙引》。3江湖落拓的感慨是他词作的另一重要内容。《雨霖铃》、《八声甘州》、《夜半乐》是这部分词的代表作。“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八声甘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道出了居无定处,四海漂泊的乡思愁怀;“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铃》)、“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夜半乐》)和“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八声甘州》)中主人公颓唐的心情将秋日景象涂抹上浓重的阴影。词人的离愁别绪与冷落清秋的景物相互交融,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
如果说柳永在扩大词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表现手法上都有杰出贡献,那么苏轼从另一个方面改变了北宋的词风。
苏轼 (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诗词均感情豪迈奔放,胸襟开朗洒脱。
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词是抒情的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
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用词去表现诗的题材,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周邦彦
他是北宋最后一个大词人,其特点是以赋为词,也就是用铺陈的方法写词。他的词好像多种乐器、多种声部演奏的交响曲,讲究各种乐器的配合和各个乐章的对比呼应,以及一个乐章之内的层次变化。柳词多平铺直叙,而周词善于回环往复。
周词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影响,主要取决于他的艺术成就。他吸取了温庭筠的秾艳,韦庄的清丽,冯延巳的缠绵,李后主的深婉,晏殊的蕴藉,欧阳修的秀逸,特别是柳永的绵密和冶艳,最终形成自己的“富艳精工”、“缜密典丽”的一家之风。
周邦彦有与柳永相似的生活情态,他的词也主要步趋柳永早年以写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主。由于他仕途不顺,“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飘零不偶,浮沉州县”(《重进汴都赋表》)整整十年,旅居京师十五年。因此,后来颇多羁旅行役词和咏物词,其羁旅词反映他宦游漂泊心理,咏物词也深寄身世之感。周邦彦词的主要成就在艺术形式技巧,至于题材的狭窄、思想性的贫乏,则是周词的主要缺点,王国维批评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周邦彦妙解音律,又曾主持过大晟府的工作,其词注重审音协律,讲究音律声韵之美。他不仅注重制腔造谱还讲究文字声律的清浊轻重,以四声入词,不独讲平仄,即仄声中的上、去、入三声也不容相混;用歌词自身的节奏变化体现燕乐乐音运动的旋律,用文字的声律应和乐曲的音调,达到词与乐的完美结合。
南宋的乱世词心
国破家亡漂泊流转的词人们
这代词人主要生活在十二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0—1062)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创作环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难以前,是在徽宗朝(1110—1125)畸形的和平环境中渡过,生活比较安定适意,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新的时代特色。而此时周邦彦、贺铸等老词人仍占领着词坛。因此,严格说来,此时只是做着创作“前期”的艺术准备。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与北宋联手灭辽之后挥师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围攻汴京,在以李纲为首的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师。同年底,金兵再度进攻夺取了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这位乘乱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进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赶到东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据着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领土。从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战火并未停歇。南渡词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这个亡国、战乱时代。战火硝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倾向。他们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词作,主要是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壮怀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悲剧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李清照
李清照是南北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是大夫家庭,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靖康之变后,她与赵明诚避乱江南,丧失了珍藏的大部分文物。后来赵明诚病死,她独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苦孤寂中度过了晚年。她是一位在诗、词、文、赋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长、最有名的是词。
李清照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的题材,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描写惜春怜花的感情: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另一首:《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 沈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欧鹭
她因赵明诚外出而作的相思怨别词,更是情意深挚,别具一格。如《醉花阴》描写女词人在「佳节又重阳」时,倍感孤寂,于是以黄花自喻说: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构思新颖,意趣高雅,不是一般男性作家代言体怨词所能相比的。又如《一剪梅》下片抒发词人盼望丈夫来信的心情: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纔下眉头 却上心头
她的后期词则充满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浓重伤情调,从而表达了她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如《声声慢》上片表现词人「寻寻觅觅」,又无所寄托的失落感,以及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环境中独自伤心的神态。下片触景生情、悲秋自怜:「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全词语言明白、节奏急促,情调凄婉。另一首有名的《永遇乐》由「元宵佳节」引起感伤,追怀往日的「中州盛日」。下片写到:
中州盛日 闺门多暇 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
捻金雪柳 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 风鬟霜鬓
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 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
全词流露出最国家变故、昔乐今哀的深切悲痛之情,后来宋末词人刘晨翁读此词,不禁「为之唳下」。
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词人群
这代词人,都是在靖康之难后出生,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孝宗、光宗二朝,是一个号称“中兴”,给人希望最终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孝宗刚登基时(1162),摆出一副与金人决斗的架式,朝野上下,人心大振,给收复失地、一统河山带来了希望。可不久因战败兵溃,孝宗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长期坚持固守讲和的战略。“隆兴和议”之后,宋金长期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孝宗及其子孙据守着半壁河山,安心做着向金朝屈膝称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然而,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愿望是要恢复失地,夺回中原。应运而生的辛弃疾等一代文武通人,期待着横戈跃马,登坛作将,收复中原,一统江山,可希望渐成泡影,理想最终幻灭。一代英雄豪杰只能虚度青春、消磨岁月。南渡以来已经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词作,自然要表现英雄志士们的情怀和个性。因而,此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英雄们的壮怀理想和壮怀成空后的压抑苦闷。
他们是在南渡词人相继辞世后登上词坛的。他们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十二世纪下半叶。宁宗开禧三年(1207),词坛主帅辛弃疾含恨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词史的结束。这个时期的词坛,创作队伍阵营强大,有词集传世的知名词人就有50多位,而且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
辛弃疾(1140 - 1207)
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辅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峣、铅山一带。晚年韩侂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苏辛」。
辛弃疾善诗文,但以词明世。其《稼轩词》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两宋。乃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稼轩词向来被人称为「英雄之词」。这些词主要表现了词人以英雄自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壮志豪情。他时常回忆起少年十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事迹。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涌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騄,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中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生动表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辛弃疾这类「英雄之词」,大都使气岑才而作,情感激昂悲壮,风格沉郁雄放。
辛弃疾的词也不乏风格婉约,又寓意深曲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表现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总之,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
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尤记、烽杨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救国无望思想消沉的词人们
南宋政权在宋金对峙时期,得以暂时安宁.但是好景不长,铁木真在统一蒙古以后,建立蒙古国,做了大汗,称成吉思汗.对金人的战争中,一举击败金人,攻占开封.金亡之后,蒙古人又击败宋军,抢占洛阳.到1273年攻开宋军战略重镇襄阳城,大举南侵,1276年攻入临安,南宋政权基本结束,新帝后苟延残喘于广东沿海三年,到1279年南宋灭亡.
一些词人在国势日衰救国无望的情况下,情绪低落,思想消沉,反映现实,呼吁抗战救国之作减少,作品内容转为友朋酬赠,离别相思,咏物闲情.他们对辛弃疾等人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粗豪词风不感兴趣,而倾向于学习周邦彦之词,在词的艺术上讲究格律,主张典丽,表现含蓄,格调低婉.从而在南宋后期首先形成了以姜夔,史达祖,吴文美,高观国为代表的词 人群,被称为"格律词派".
姜夔生活在宋金对峙、南北妥协时期。南宋王朝忘怀国耻,一味歌舞湖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姜夔一生过着湖海漂零、寄人篱下的生活。他既未沦入底层,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也缺乏奋力匡时济世的雄心,于是不免在"酒祓清愁,花消英气"中消磨年华,因而他的创作视野较狭。不过,姜夔布衣终身,为人狷洁清高,"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陈郁《藏一话腴》)。他的作品不傍他人门户的气韵,当和这种身世个性和修养有关。
姜夔词有的咏叹时事,如〔扬州慢〕反映金兵侵扰后江淮一带的荒凉,〔永遇乐〕"云隔迷楼"激励爱国志士澄清中原;有的作品感念旧游、描写旅况,如〔玲珑四犯〕、〔探春慢〕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襟怀落寞、身世凄苦;有的作品眷怀恋人,如〔长亭怨慢〕、〔踏莎行〕,写得执著庄重,一往情深;有的作品托物寄情,如《暗香》、《疏影》。这两首咏梅词托喻君国,感叹今昔,时而旧日豪情一气流走,时而对梅忆旧情意深长。张惠言认为这二首词"以二帝之愤发之"。姜夔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偏安、中原残破的时代课题,但这类作品不太多。其余多是吟咏湖山、感喟身世、追怀旧游、眷念情遇之作。
其词表现出情随景迁,心与物合;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健笔写情,情娇情柔的美学境界.姜夔是以词人,诗人,音乐家,书法家兼于一身而活跃于词坛的,并以他为主体而形成了有别于婉约,豪放词派的清雅词派."姜氏人品孤高,不肯苟作谀词,体格清空."以清雅之辞,写清雅之情,吐清雅之气,咏清雅之物的艺术境界,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
总结: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唐诗的兴盛和发展,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巅峰。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广义来说,词本属诗之一体,然逐渐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经宋代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寄托豪兴,驰骋才华,精心琢磨,创作出大量晶莹、灿烂、温润、磊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不同于传统诗歌艺术魅力的瑰宝,遂与唐诗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花间派
花间词派,内容多为相思离愁,特色为艳丽的辞句,光亮的色彩,极力描写女子形貌,与闺中相思柔情,风格温雅纤丽。甚至流于情欲描写,气格卑弱。温庭筠为花间派的代表。
温庭筠,字飞卿,太原人,与李商隐齐名,号为温李。客游江南,出入青楼。为歌妓填词,为花间初祖,为中晚唐全力填词之第一人,作品与所用词调颇多,使词得到独立的文学地位。西蜀花间词人多受其影响,为晚唐词人代表。
菩萨蛮
小山重迭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李 煜
后主本是风流才子,他的前期作品,也一样的香艳。像一斛春词描写大周后的风流,菩萨蛮词描写小周后的娇羞,多少带着花间一派的色彩。所与花间不同的是:他有创作的天才,意境空灵超放,没有做作,也没有虚伪,一切是他生命真实的自白,不像花间词派的作者,喜欢制造情感,或滥用情感,多戚幻想,不够真实。至于后期作品,因为生活环境起着剧烈的变化,词格也由清便婉约,急转直下,变为悲壮、凄厉一派亡国之音。这时感慨是加了,题材也加广了,白描的手法,也更来得自然,来得生动了。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北宋的旧曲新声
旧曲:
晏欧词风:这个时期主要是继承晚唐五代余风,为宋代词的过度时期.由于北宋前期近百年的升平,适应统治阶级娱宾遣兴的需要,晚唐五代婉丽的词风弥漫一时,"词主艳科,香而软媚".代表词人:柳永,范仲淹,晏殊,欧阳修,宋祁,张先等.这些人主要生活于真宗,仁宗两朝的太平时期,自然形成了适应现实之需要的词风。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新声:
柳永(约987--约1053),原名三变,字耆卿,是北宋专力写词的第一人。他在扩大词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表现手法上都有杰出贡献。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依慢曲格调填写的词叫做慢词)(整个唐五代时期,词的体式以小令为主,慢词总共不过十多首。到了宋初,词人擅长和习用的仍是小令。柳永大力创作慢词,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柳永最长的慢词《戚氏》长达212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
二是创意。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
三是创法。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柳词内容有三类:1描写城市的繁荣景象和市民的生活风尚,《望海潮》最为有名。这是一首最早出现的,由文人创作的长调慢词,它形象地描绘出钱塘江的秀美景色和繁华富庶。2描写男女情爱。这类词中有表现下层人民不幸以及作者对他们的深切同情的,如《定风波》,有写妓女悲苦和她们对轻薄男子怨恨的,如《少年游》,有写妓女渴望自由、渴望真正爱情生活的,如《迷仙引》。3江湖落拓的感慨是他词作的另一重要内容。《雨霖铃》、《八声甘州》、《夜半乐》是这部分词的代表作。“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八声甘州》)、“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雨霖铃》),道出了居无定处,四海漂泊的乡思愁怀;“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雨霖铃》)、“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夜半乐》)和“是处红衰翠减,冉冉物华休”(《八声甘州》)中主人公颓唐的心情将秋日景象涂抹上浓重的阴影。词人的离愁别绪与冷落清秋的景物相互交融,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
如果说柳永在扩大词境、发展慢词、丰富词作表现手法上都有杰出贡献,那么苏轼从另一个方面改变了北宋的词风。
苏轼 (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他的诗词均感情豪迈奔放,胸襟开朗洒脱。
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词是抒情的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
苏轼的词相比他的诗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他突破了以前离愁别绪、男女恋情的老套,用词去表现诗的题材,将悼古、怀旧、记游、说理等诗材皆纳入词的表达范围,给词以更深广的意境,一改晚唐五代词家的婉约之风,开创了词的豪放一派。
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一向被认为是最能代表苏词风格的作品。前一首词从幻想天堂的不胜寂寞凄冷,转向寄情于人间的天长地久。后一首借赤壁旧址的壮观景象、古人的英雄气概抒发诗人的豪情壮志。这两首词皆写于作者失意之时,“人生如梦”的低沉之调不免时而可闻,但它毕竟难掩苏词激情奔放、达观洒脱、恢宏阔大的主弦律的高亢之音。
周邦彦
他是北宋最后一个大词人,其特点是以赋为词,也就是用铺陈的方法写词。他的词好像多种乐器、多种声部演奏的交响曲,讲究各种乐器的配合和各个乐章的对比呼应,以及一个乐章之内的层次变化。柳词多平铺直叙,而周词善于回环往复。
周词之所以能产生如此大影响,主要取决于他的艺术成就。他吸取了温庭筠的秾艳,韦庄的清丽,冯延巳的缠绵,李后主的深婉,晏殊的蕴藉,欧阳修的秀逸,特别是柳永的绵密和冶艳,最终形成自己的“富艳精工”、“缜密典丽”的一家之风。
周邦彦有与柳永相似的生活情态,他的词也主要步趋柳永早年以写男女艳情、离愁别恨为主。由于他仕途不顺,“不能俯仰取容,自触罢废,飘零不偶,浮沉州县”(《重进汴都赋表》)整整十年,旅居京师十五年。因此,后来颇多羁旅行役词和咏物词,其羁旅词反映他宦游漂泊心理,咏物词也深寄身世之感。周邦彦词的主要成就在艺术形式技巧,至于题材的狭窄、思想性的贫乏,则是周词的主要缺点,王国维批评他“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
周邦彦妙解音律,又曾主持过大晟府的工作,其词注重审音协律,讲究音律声韵之美。他不仅注重制腔造谱还讲究文字声律的清浊轻重,以四声入词,不独讲平仄,即仄声中的上、去、入三声也不容相混;用歌词自身的节奏变化体现燕乐乐音运动的旋律,用文字的声律应和乐曲的音调,达到词与乐的完美结合。
南宋的乱世词心
国破家亡漂泊流转的词人们
这代词人主要生活在十二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0—1062)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创作环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难以前,是在徽宗朝(1110—1125)畸形的和平环境中渡过,生活比较安定适意,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新的时代特色。而此时周邦彦、贺铸等老词人仍占领着词坛。因此,严格说来,此时只是做着创作“前期”的艺术准备。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与北宋联手灭辽之后挥师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围攻汴京,在以李纲为首的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师。同年底,金兵再度进攻夺取了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这位乘乱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进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赶到东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据着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领土。从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战火并未停歇。南渡词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这个亡国、战乱时代。战火硝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倾向。他们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词作,主要是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壮怀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悲剧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李清照
李清照是南北宋之交著名的女词人,号易安居士。她出生于一个爱好文学艺术的是大夫家庭,与太学生赵明诚结婚后一同研究金石书画,过着幸福美好的生活。靖康之变后,她与赵明诚避乱江南,丧失了珍藏的大部分文物。后来赵明诚病死,她独自漂流在杭州、越州、金华一带,在凄苦孤寂中度过了晚年。她是一位在诗、词、文、赋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长、最有名的是词。
李清照的词可以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描写伤春怨别和闺阁生活的题材,表现了女词人多情善感的个性。如《如梦令》描写惜春怜花的感情:
昨夜雨疏风骤 浓睡不消残酒
试问卷帘人 却道海棠依旧 知否 知否 应是绿肥红瘦
另一首:《如梦令》
常记溪亭日暮 沈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 争渡 惊起一滩欧鹭
她因赵明诚外出而作的相思怨别词,更是情意深挚,别具一格。如《醉花阴》描写女词人在「佳节又重阳」时,倍感孤寂,于是以黄花自喻说:
薄雾浓云愁永昼 瑞脑销金兽 佳节又重阳 玉枕纱厨 半夜凉初透
东篱把酒黄昏后 有暗香盈袖 莫道不销魂 帘卷西风 人比黄花瘦
构思新颖,意趣高雅,不是一般男性作家代言体怨词所能相比的。又如《一剪梅》下片抒发词人盼望丈夫来信的心情:
花自飘零水自流 一种相思 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
纔下眉头 却上心头
她的后期词则充满了「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浓重伤情调,从而表达了她对故国、旧事的深情眷恋。如《声声慢》上片表现词人「寻寻觅觅」,又无所寄托的失落感,以及在「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环境中独自伤心的神态。下片触景生情、悲秋自怜:「满地黄花堆积 憔悴损 如今有谁堪摘 守着窗儿 独自怎生得黑 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次第 怎一个愁字了得」全词语言明白、节奏急促,情调凄婉。另一首有名的《永遇乐》由「元宵佳节」引起感伤,追怀往日的「中州盛日」。下片写到:
中州盛日 闺门多暇 记得偏重三五 铺翠冠儿
捻金雪柳 簇带争济楚 如今憔悴 风鬟霜鬓
怕见夜间出去 不如向 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
全词流露出最国家变故、昔乐今哀的深切悲痛之情,后来宋末词人刘晨翁读此词,不禁「为之唳下」。
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词人群
这代词人,都是在靖康之难后出生,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孝宗、光宗二朝,是一个号称“中兴”,给人希望最终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孝宗刚登基时(1162),摆出一副与金人决斗的架式,朝野上下,人心大振,给收复失地、一统河山带来了希望。可不久因战败兵溃,孝宗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长期坚持固守讲和的战略。“隆兴和议”之后,宋金长期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孝宗及其子孙据守着半壁河山,安心做着向金朝屈膝称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然而,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愿望是要恢复失地,夺回中原。应运而生的辛弃疾等一代文武通人,期待着横戈跃马,登坛作将,收复中原,一统江山,可希望渐成泡影,理想最终幻灭。一代英雄豪杰只能虚度青春、消磨岁月。南渡以来已经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词作,自然要表现英雄志士们的情怀和个性。因而,此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英雄们的壮怀理想和壮怀成空后的压抑苦闷。
他们是在南渡词人相继辞世后登上词坛的。他们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十二世纪下半叶。宁宗开禧三年(1207),词坛主帅辛弃疾含恨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词史的结束。这个时期的词坛,创作队伍阵营强大,有词集传世的知名词人就有50多位,而且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
辛弃疾(1140 - 1207)
南宋词人。字幼安,号稼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兵所占。二十一岁参加抗金义军,不久归南宋,历任湖北、江西、湖南、福建、浙东安辅使等职。任职期间,采取积极措施,招集流亡,训练军队,奖励耕战,打击贪污豪强,注意安定民生。一生坚决主张抗金。在《美芹十论》、《九议》等奏疏中,具体分析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夸大金兵力量、鼓吹妥协投降的人,作了有力的驳斥;要求加强作战准备,鼓励士气,以恢复中原。他所提出的抗金建议,均未被采纳,并遭到主和派的打击,曾长期落职闲居江西上峣、铅山一带。晚年韩侂胄当政,一度起用,不久病卒。其词抒写力图恢复国家统一的爱国情怀,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对南宋上层统治集团的屈辱投降进行揭露和批判;也有不少吟咏祖国河山的作品。艺术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与苏轼并称「苏辛」。
辛弃疾善诗文,但以词明世。其《稼轩词》还六百二十余首,无论数量之富,质量之优,皆冠两宋。乃人中之杰,词中之龙。
稼轩词向来被人称为「英雄之词」。这些词主要表现了词人以英雄自许,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壮志豪情。他时常回忆起少年十突入金营,生擒叛徒张安国的英雄事迹。如《鹧鸪天》上片道「壮岁旌旗涌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騄,汉箭朝飞金仆姑。」辛词还表现了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悲愤心情。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上片﹕「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词中通过看吴钩宝剑,拍遍栏杆的典型动作,生动表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愤心情。辛弃疾这类「英雄之词」,大都使气岑才而作,情感激昂悲壮,风格沉郁雄放。
辛弃疾的词也不乏风格婉约,又寓意深曲的作品。如《青玉案.元夕》,上片铺叙元宵夜的欢乐场面,下片转写一位幽居自处,不同凡响的女子﹕「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实际上表现词人「自怜幽独」的情怀。
总之,辛弃疾以其独特的英雄壮志和豪情,极力使气逞辞,以文为词,大为扩展了词体的题材范围,形成了沉郁豪壮的主体风格,又兼有婉约深曲和清新质朴的格调,可以说熔铸百家,自由挥洒,多姿多彩。
永遇乐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尤记、烽杨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救国无望思想消沉的词人们
南宋政权在宋金对峙时期,得以暂时安宁.但是好景不长,铁木真在统一蒙古以后,建立蒙古国,做了大汗,称成吉思汗.对金人的战争中,一举击败金人,攻占开封.金亡之后,蒙古人又击败宋军,抢占洛阳.到1273年攻开宋军战略重镇襄阳城,大举南侵,1276年攻入临安,南宋政权基本结束,新帝后苟延残喘于广东沿海三年,到1279年南宋灭亡.
一些词人在国势日衰救国无望的情况下,情绪低落,思想消沉,反映现实,呼吁抗战救国之作减少,作品内容转为友朋酬赠,离别相思,咏物闲情.他们对辛弃疾等人的散文化,议论化的粗豪词风不感兴趣,而倾向于学习周邦彦之词,在词的艺术上讲究格律,主张典丽,表现含蓄,格调低婉.从而在南宋后期首先形成了以姜夔,史达祖,吴文美,高观国为代表的词 人群,被称为"格律词派".
姜夔生活在宋金对峙、南北妥协时期。南宋王朝忘怀国耻,一味歌舞湖山。在这种政治气候下,姜夔一生过着湖海漂零、寄人篱下的生活。他既未沦入底层,更广泛地接触社会,也缺乏奋力匡时济世的雄心,于是不免在"酒祓清愁,花消英气"中消磨年华,因而他的创作视野较狭。不过,姜夔布衣终身,为人狷洁清高,"襟怀洒落如晋宋间人"(陈郁《藏一话腴》)。他的作品不傍他人门户的气韵,当和这种身世个性和修养有关。
姜夔词有的咏叹时事,如〔扬州慢〕反映金兵侵扰后江淮一带的荒凉,〔永遇乐〕"云隔迷楼"激励爱国志士澄清中原;有的作品感念旧游、描写旅况,如〔玲珑四犯〕、〔探春慢〕真切地反映了作者的襟怀落寞、身世凄苦;有的作品眷怀恋人,如〔长亭怨慢〕、〔踏莎行〕,写得执著庄重,一往情深;有的作品托物寄情,如《暗香》、《疏影》。这两首咏梅词托喻君国,感叹今昔,时而旧日豪情一气流走,时而对梅忆旧情意深长。张惠言认为这二首词"以二帝之愤发之"。姜夔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偏安、中原残破的时代课题,但这类作品不太多。其余多是吟咏湖山、感喟身世、追怀旧游、眷念情遇之作。
其词表现出情随景迁,心与物合;形神兼备,以神为主;健笔写情,情娇情柔的美学境界.姜夔是以词人,诗人,音乐家,书法家兼于一身而活跃于词坛的,并以他为主体而形成了有别于婉约,豪放词派的清雅词派."姜氏人品孤高,不肯苟作谀词,体格清空."以清雅之辞,写清雅之情,吐清雅之气,咏清雅之物的艺术境界,在南宋词坛上独树一帜.
总结:
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皇冠上光辉夺目的巨钻,历来与唐诗并称双绝,都代表一代文学之胜。
唐诗的兴盛和发展,达到了古代诗歌史上的巅峰。词萌芽于隋唐之际,兴于晚唐五代而极盛于宋。广义来说,词本属诗之一体,然逐渐与传统诗歌分庭抗礼,经宋代无数词人于此倾注深情,寄托豪兴,驰骋才华,精心琢磨,创作出大量晶莹、灿烂、温润、磊落,反映时代精神风貌而且具有不同于传统诗歌艺术魅力的瑰宝,遂与唐诗如峰并峙,各有千秋。
展开全部
唐五代北宋是词的萌芽与成长的兴起时期。从大量的民间创作,到文人的模仿学习“依曲拍为句”,一直到成为文坛的一种主要抒情诗创作形式,词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文雅化、精致化的成熟过程。以下分阶段叙述。
1、敦煌曲子词: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可以肯定,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词一定是很多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同时,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饮等娱乐场所中流行之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必然会受到创作环境、氛围的影响,表现出一个大概的创作倾向,即多言男女艳情以侑酒助乐。
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也明显不同于后来成型的歌词。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读。曲子词这颗明珠,还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词
词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活泼的形式,鲜明的节奏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仅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爱,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广大文人的重视。文人倚声填词可能很早。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有人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宋代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这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但多数人认为这两首词是伪作,迄今尚无定论。下这样一个结论:初、盛唐时期,民间与文人都已经开始了“曲子词”的创作,这是可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的。
这一时期文人词的创作,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所以,依然保持着民歌风韵天然、明白如话的特征。从初、盛唐到中唐,相对而言,“曲子词”的创作局面仍然比较沉寂。中唐以来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依曲拍为句”,响应者寥寥无几。一方面,这时候唐诗的创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另一方面,从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积极用世之意志,与“曲子词”婉娈低靡的格调还不太协调,一种适宜“曲子词”生长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
3、晚唐五代文人词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词1147首;张璋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乱哄哄的历史闹剧中,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
五代十国时期世风的华靡浮艳继续为词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环境。这个阶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蜀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比较,局势相对稳定,较少战争祸乱,一大批文人避难西蜀,形成创作群。《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
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1、敦煌曲子词:
词,作为一种新兴的诗体,它最初广泛流传于民间。可以肯定,当时流传在民间的词一定是很多的。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民间词绝大多数都已亡佚了。19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敦煌鸣沙山第288石窟(藏经洞)里发现了几百首抄写的民间词,为研究词曲的发展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现存的敦煌曲子词,不仅题材广阔,内容丰富,同时在艺术上也保留了民间作品那种质朴与清新的特点,风格也较为多样。正是这种流传在下层人民中间的民间词哺育了文人,促进了文人词的创作和发展。同时,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里,还保存下一些在现存唐代文人词中很少见的长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敦煌曲子词中写得最好、最多的依然是言男女情爱的作品。配合公私宴饮等娱乐场所中流行之燕乐歌唱的曲子词,必然会受到创作环境、氛围的影响,表现出一个大概的创作倾向,即多言男女艳情以侑酒助乐。
作为词的初期形态,敦煌曲子词也明显不同于后来成型的歌词。它的初期形态的特征,吴熊和先生《唐宋词通论》归纳为六点:有衬字、字数不定、平仄不拘、叶韵不定、咏调名本意者多、曲体曲式丰富多样。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许多作品还过于俚俗粗糙,往往令人不堪卒读。曲子词这颗明珠,还掩埋在沙土之中,需要文人去挖掘、揩拭、磨光。
2、中唐文人词
词在民间流传过程中,它活泼的形式,鲜明的节奏以及丰富多彩的音乐性,不仅为广大下层人民所喜爱,同时,也必然会引起广大文人的重视。文人倚声填词可能很早。现存最早的文人词,有人认为是李白的《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和《忆秦娥》(“箫声咽”)。宋代黄升在《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认为这两首词是“百代词曲之祖”。但多数人认为这两首词是伪作,迄今尚无定论。下这样一个结论:初、盛唐时期,民间与文人都已经开始了“曲子词”的创作,这是可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的。
这一时期文人词的创作,都是向民歌学习的结果。所以,依然保持着民歌风韵天然、明白如话的特征。从初、盛唐到中唐,相对而言,“曲子词”的创作局面仍然比较沉寂。中唐以来白居易、刘禹锡等人的“依曲拍为句”,响应者寥寥无几。一方面,这时候唐诗的创作正走向鼎盛,在文坛上独领风骚;另一方面,从初、盛唐以来盛行的文人士大夫积极用世之意志,与“曲子词”婉娈低靡的格调还不太协调,一种适宜“曲子词”生长的社会环境还没有出现。
3、晚唐五代文人词
晚唐五代是我国词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歌词创作的高潮。林大椿编辑的《唐五代词》,收词1147首;张璋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500余首;曾昭岷等先生编著的《全唐五代词》,收录作品2641首(正编1963首、副编678首),其中正编部分五代词就有689首之多。可以说明唐末五代以来歌词创作的兴盛。
五代十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乱哄哄的历史闹剧中,各个短命小朝廷的君主大都目光短浅,无(政)(治)远见,在狠斗勇战之余,只图声色感官享受,沉湎于歌舞酒色。
五代十国时期世风的华靡浮艳继续为词的发展提供最为有利的环境。这个阶段,由于地理上分割的原因,逐渐形成两个词人创作群体:西蜀花间词人和南唐词人。由于西蜀、南唐在当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经济生活甚至还呈现出一时的繁荣,这就为词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西蜀地势险要,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比较,局势相对稳定,较少战争祸乱,一大批文人避难西蜀,形成创作群。《花间集》是文学史上最早的词的总集之一,它是后蜀赵崇祚编成的,成书于广政三年(公元940),共收18家词人的500首词。
4、北宋文人士大夫词
两宋是词的全盛期。词之所以独盛于宋,除唐五代词为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准备以外,主要是和当时政治稳定,经济、文化、艺术的全面繁荣联系在一起的。公元九六○年,赵匡胤代周而崛起,建立了赵宋王朝,结束了自安史之乱以来长达二百余年之久的战乱与分裂局面,进入了一百七十余年国家统一与政治上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经济发展,都市繁荣,人口增加,市民阶层在不断壮大。北宋都城汴京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中心,它自然成为“新声”(即“曲子词”)创作的总汇之地。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全面记述了当时汴京的繁荣景象,并说:“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史·乐志》中也说:“宋初置教坊,得江南乐,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后因旧曲创新声,转加流丽。”上面这些文字,形象地描绘了宋代“新声”的发展和繁荣过程。
当然,宋词的发展和繁荣是有个过程的。它的发展、繁荣和宋代的政治、历史、时代风尚、思想感情以及美学情趣的变化密切相关,并由此而形成不同时期的不同特点。
就北宋词发展过程来看,依据创作模式的转移与词风的嬗变,大体可以分为四个创作时期。即:晏欧词风盛行的小令繁荣期;柳永词风崛起的慢词兴起期;苏轼词风崭露头角的豪放词创制期;清真词风风靡一时的词律规范期。经过这四个阶段词体、词风、词品的演进,歌词的诸多令慢近引长短形式、婉转或奔放的创作风格、美人江山等丰富多样的题材内容,已经大致具备。这就为南宋词的创作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然而,这种划分方法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就一个时期的主要创作特点(不管是内容方面,还是形式方面)而言的,其中有许多相互交错的复杂情况,并不是短短几个字可以完全概括得了的。此外,还有别具一格的李清照创作,不是那一种创作倾向可以简单归纳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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