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4怎样理解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和历史局限性

Answer 1

近年研究文章中，有部分论者从宏观上把握五四运动，从总体上探讨五四运动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也有论者将五四运动放到20世纪的大视野下面进行回顾与反思。
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变：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其独特的启蒙性和开创性独立于第一次历史巨变与第二次历史巨变之中，五四运动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分水岭(新旧民主革命)，而且在中国社会进程中也具有划时代性的标志。有研究者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历史巨变的补课，又是第二次历史巨变的起点" 。这样的见解是站在20世纪末来打量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后提出的论断，认识有其独到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被称为国民"最后之觉悟"，启蒙的结果是人的觉醒与人的思想的解放。石仲泉认为：20世纪中国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延安整风运动、1978年的真理标准讨论。五四运动是思想解放的开端，延安整风和真理标准讨论是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继续和发扬光大。 五四的思想解放的影响是深远的，有论者指出：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或政治事件，五四运动有一定的时限，而它所蕴涵的思想认识、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则融入到中国近代政治发展之中。由是观之，文化--政治的历史互动关系。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政治文化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化。
五四精神一直为研究者所关注。五四的精神到底是什么呢?有研究者提出："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民主与科学是其中的核心，勇于创新、解放思想、实行变革是民主与科学提出和实现的途径，理解精神、个性解放、反帝反封建是民主与科学的内容。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quot;
对五四运动作总体性评价也是研究者谈论较多的话题。有论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包括三个层面：思想解放层面、文学革命层面、学术解放层面。 另有人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未完成的现代性启蒙。它奠定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方向，但却徘徊于文化与政治、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而未能完成显得性的价值整合。" 也有论者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如对五四运动的主要领袖、基本口号、思想主体等提出新见解。认为"打倒孔家店"并非是五四运动的口号，"激进主义是五四运动的支流，多元文化的综合创新才是五四精神的主潮。"
具体研究的重大突破
具体问题的探讨涉及到五四运动的方方面面，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全方位的、多元化的、立体的考察。研究没有局限于五四运动的性质、意义、经过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不止于原有的研究范围。由于研究领域的拓宽，研究视野的伸展，对五四运动的一些具体问题，研究者们挖掘了一些新材料，贡献了一些新观点，使五四运动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首先，对五四时期各个社会界别与五四运动的关系研究有新的突破。五四时期各社会界别都牵涉到运动之中，每个界别都作用其中。以往的研究对这方面已有涉及，但仍然忽略了对有些界别的研究。如对省议会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问题。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到目前为止，仅就政治运动方面而言，举凡运动中的学、工、商、农、军界，已均有论及，唯对运动中作为政府与民众之中的中介、并在运动中发挥特别作用的各省议会，尚未见有所论及。" 通过对五四时期省议会在当时的表现研究，论者提出了"省议会是五四运动的支持者和参加者"的观点。这个研究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又如，对商人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虽以往已经涉及，但具体分析地方商会对运动的态度却研究鲜见。朱英在《上海总商会与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了上海商会在运动中的右翼态度，总商会与中小商人积极支持五四运动是不和谐的，这最终导致了上海总商会的改组。 这个研究就更具体细致，使五四运动的研究更丰满。
其次，五四时期反封建、反传统导致社会风俗的变化，为研究者所注意。有论者指出"五四运动对中国近代风俗产生深刻影响" ，批评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旧风俗，提倡新生活成为当时进步青年的主张；并且，新式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向民众进行移风易俗的宣传，这最终促使五四及五四之后社会风俗的改变。社会风俗的变迁直接导致了家庭婚姻观念的根本变化，这方面的变化同样是研究者微观研究的对象之一。五四时期，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家庭进行了批判，对现代家庭观念进行了探索和建构，从而形成了一种颇具现代色彩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家庭改革思潮。有论者指出："对传统家庭观念的重新审视和对新家庭观念的重建，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封建传统的突破口，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价值重建的成果。"
另外，有论者对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作了深层次的分析，提出：五四时期妇女解放观包括政治层面(主张男女平等和妇女参政)、经济层面(妇女如何在社会上取得经济独立地位等)、文化层面(如何提高妇女素质并引导她们步入新文化殿堂)。 也有论者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原则出发，指出五四时期妇女的解放是妇女以活生生的"人"的觉醒为标志，并从当时妇女的面貌(服饰、发型等)和妇女对婚姻家庭的态度，以及妇女对社会的参予度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见解。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是中国妇女解放的先声。
一些研究者对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关系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如袁伟时的《新文化运动激进主义》探讨了20年代中国政治的激进主义问题。也有学者探讨了五四运动与国际的关系，如罗志田的《西方的分化：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侧重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国际环境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还有论者从考据的角度，对Democracy(民主)一词译语的变化，分析了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民主观的变化的原因(朱志敏：《五四运动前后Democracy译语演变之考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9年第2期)。岳明君的《从"赛"先生到"科教兴国"》以发展的眼光论述了五四时期的科学观对今天社会主义建设的影响。总之，研究的领域在不断拓宽，讨论的问题在不断深化。
对五四人物研究的新突破
五四时期的人物始终令研究者着迷，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对以往人们比较关注的人物的研究有新的论述，二是一些陌生的人物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五四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今天依然是热点。沈寂的《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一文从"一枝独秀"、"汝南晨鸡"、"文艺复兴"、"顺逆时差"四个方面，探讨了陈独秀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帅的原因 。也有论者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对陈独秀进行了分析，如陈独秀的宗教观在五四运动时期经历了一个由力主废弃宗教到倡导基督教的过程。 又如对胡适的研究也突破了以往的观点。研究者对胡适在"问题与主义之争"中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否定，相反肯定了胡适的积极一面。最引人注目的是对蔡元培的评价。有些论者认为：蔡元培不仅同情和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而且领导了这场运动， 且发挥了特别作用，将蔡元培突出地排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领袖的首位，即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
另外一些重要的五四人物也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研究者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对开拓心理学、美学领域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新文化先驱，并提出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代表是"北李(李大钊)南杨(杨匏安)" 。研究者将张东荪放在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环境中考察，认为张东荪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但"由于其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中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长期被学术界当作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看待。其实，这有很大的片面性" 。另有研究者认为张东荪在20年代的社会主义论战中并非一无是处，张东荪主张20年代中国应走资本主义道路有一定的合理性。
对五四时期过去鲜有研究的人物，也有涉及。王希天是五四研究中的陌生人物。陈铁健的文章根据王希天旅日好友周恩来的早期日记等资料，论述了王希天的活动和思想，认为王希天是五四爱国先驱。 高一涵也是五四研究中的空白点。有论者认为高一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重要人物，提出"在《新青年》创刊伊始，发表文章最多，任务最重的当属高一涵。可以说，在《新青年》阵营中，高一涵是陈独秀的最重要助手" 。此外，对曾经参加或者身受五四影响的人物如钱玄同、顾颉刚、张闻天、冯友兰等以往不被人注意的人物，研究者也有了涉及。
区域性研究的延伸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最初一般锁定在运动的性质、经过、意义、影响等宏观层面，随着新史料的挖掘和资料的开放，五四运动的研究领域不断的拓宽，研究程度不断深化。研究对象早已突破了对运动的主力--学生、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商人的界线，研究的眼光移到具体界别和特定的区域，视角也由国内转到国外。
五四运动在全国各地都有重大影响，对运动的区域性研究一直为研究者关注。赵俊清指出：五四运动在黑龙江等地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运动中，学生、工人奋起响应，积极投入斗争的洪流，与北京斗争相呼应，与全国其他省会的斗争相呼应，构成五四反帝反封爱国运动的一部分， 五四运动不仅在大陆影响深远，在隔海相望的宝岛台湾也激起了阵阵波涛，有研究者指出，"这股冲击波使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发生始料不及的变化：民族意识的普遍觉醒，民族自信心逐渐恢复，反日本殖民运动的启蒙运动深入开展，台湾的文学史也从此掀开了崭新的篇章?quot; 五四运动不仅在国内以摧朽拉枯之势席卷全国，而且对海外也有较大的影响，如对五四运动在日本、南洋等地的影响也有研究者做了考察。

Answer 2

一．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
（1）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具有进步意义。
（2）爱国救亡运动，激发了人民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

二．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主要是由于
1.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反动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
2.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反动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
3.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事实证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道路行不通。

三.戊戌变法的结果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