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稼轩的散文书都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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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意宏伟,气势雄壮,高节操,高境界,高格调,这是稼轩散文最突出的艺术特征。宋人田锡云:“文以立意为主,主明则气胜,气胜则铿洋精彩从之而生”[6],明代陈洪谟亦谓:“意者,文之帅也”[7],近人林纾则称“文章唯能立意,方能造境”(《春觉斋论文》);可见立意乃散文成败的关键。它不仅决定着作品境界、格调的高下,而且也是衡鉴文章优劣的重要尺度。稼轩散文正是在这一点上,充分显示出了迥异于人的自家特色。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崇高的民族气节与不屈的斗争精神,气贯长虹的高风亮节与高瞻远瞩的宏伟气魄,卓越的军事才能与惊人的政治胆略,构成了稼轩散文立意上的宏伟奇绝,使作品不仅充满了激动人心的鼓舞力量,而且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思想光辉。辛弃疾现存的十七篇散文,竟有十五篇是表现“雪耻报国”、“恤民爱民”。全面论述和筹划恢复大计的鸿篇巨制《美芹十论》、《九论》,已为人们所熟知,姑且不论,既便是那些应用文字,应酬文字乃至游笔戏墨,也都表现出作者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
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士陈亮逝世,辛弃疾为祭奠这位志同道合的至友,写了《祭陈同甫》,文章一反歌功颂德、发抒友情之常式,通篇以慨叹其才、其志为纲,感叹其雄才未展,壮志未酬。由于作者突出了亡友之志是“拟将十万,登封狼胥”,即志在抗金复国,所以文章就不再是单纯的从个人角度祭奠亡友,也不仅仅是发抒对至友的哀思、怀念、同情与惋惜,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的需要,为国惜才,痛惜“天下之伟人”的逝世,祭文因此也就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
嘉泰二年八月,袁说友自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四年四月,钱象祖由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其时,辛弃疾均有贺启。宋制,枢密院主兵,自然与恢复中原之大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面对友人的升迁,作者首先想到的是“事关国体”,是国家有望,恢复有期。他相信友人“能决胜于千里”,“当为宪于万邦”,希冀“复郓、灌、龟阴之田”,“致唐、虞、成周之治”(《贺钱同知启》),并以“怅望神州,共当戮力,分北顾之忧”(《贺钱同知启》),而与友人共勉。贺者这种国事萦怀、恢复为念的爱国思想,使得这些应酬文字一洗流俗之态而变得格调高雅,境界全新。
大约作于淳熙八年(1181)的《新居上梁文》是辛氏蹈循习俗,为带湖住宅中一栋即将落成的建筑而写的一篇文字。此作实际上是作者借题发挥,写成了一篇韵、散结合,境界颇高的抒情散文,文中“直使便为江湖客,也应忧国愿年丰”的表白,固然是直接坦露其爱国之心,而那“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的悲愤感慨,更可以令人想见其壮志难酬的痛苦心情。至于其“倦游”、“静退”之说,其“东阡西陌,混渔憔以交欢,稚子佳人,共团栾而一笑”之言,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反语和聊以自慰的谐笔而已。不难看出,全文的宗旨和立意,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忧国之愤,这与通常庸俗不堪的上梁文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的应用文字、应酬文字的立意与境界尚且如此,其他议论文字可想而知,诸如《论阻江为险须籍两淮疏》讲两淮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开发的必要性;《议练民兵守淮疏》谈如何运用两淮人民的力量加强边界防守,抵御金兵入侵;《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从荆襄的战略地位及军事部署说起,建议朝迁“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立金汤万里之固;《淳熙已亥论盗贼札子》严正指出人民为“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事实,建议朝廷“惠养元元”;无不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活作为立论的根本,充分显示出立意的宏伟和较高的境界与格调,显示出作者超人的韬略、巨大的气魄、非凡的识度和开阔的视野。
稼轩散文的立意、气势、境界与格调,同作者的经历、思想、性格、抱负、学识和气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出身宦门,祖辈多仕于北宋,靖康之难家乡沦陷,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美芹十论》),但其素怀复国之志,并以此影响和教育着辛弃疾,“每退食,辄旨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先辈爱国思想的薰陶,使辛弃疾从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杀敌复国的雄心壮志,把抗金复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二十二岁时的聚众起义,成为他酬志的第一次实践。南归以后,辛弃疾一方面不折不挠地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业,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地做了很多便民、利民、恤民的事情。诸如在滁州任上“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本传》),于湖南任上创建飞虎军,江西任上救灾赈民,福建任上设置备安库,镇江任上再建新军的计划等等。自然,作为北方的的“反正”之人,他在朝廷内部和战斗激烈的旋涡中,也经受了许多打击和挫折,所谓“言未脱口祸不旋踵”(《论盗贼札子》)。
南宋著名的抗战派人士陈亮逝世,辛弃疾为祭奠这位志同道合的至友,写了《祭陈同甫》,文章一反歌功颂德、发抒友情之常式,通篇以慨叹其才、其志为纲,感叹其雄才未展,壮志未酬。由于作者突出了亡友之志是“拟将十万,登封狼胥”,即志在抗金复国,所以文章就不再是单纯的从个人角度祭奠亡友,也不仅仅是发抒对至友的哀思、怀念、同情与惋惜,而是站在时代的高度,立足于国家和民族统一大业的需要,为国惜才,痛惜“天下之伟人”的逝世,祭文因此也就具有了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表现出崇高的思想境界。
嘉泰二年八月,袁说友自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四年四月,钱象祖由吏部尚书除同知枢密院事;其时,辛弃疾均有贺启。宋制,枢密院主兵,自然与恢复中原之大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面对友人的升迁,作者首先想到的是“事关国体”,是国家有望,恢复有期。他相信友人“能决胜于千里”,“当为宪于万邦”,希冀“复郓、灌、龟阴之田”,“致唐、虞、成周之治”(《贺钱同知启》),并以“怅望神州,共当戮力,分北顾之忧”(《贺钱同知启》),而与友人共勉。贺者这种国事萦怀、恢复为念的爱国思想,使得这些应酬文字一洗流俗之态而变得格调高雅,境界全新。
大约作于淳熙八年(1181)的《新居上梁文》是辛氏蹈循习俗,为带湖住宅中一栋即将落成的建筑而写的一篇文字。此作实际上是作者借题发挥,写成了一篇韵、散结合,境界颇高的抒情散文,文中“直使便为江湖客,也应忧国愿年丰”的表白,固然是直接坦露其爱国之心,而那“家本秦人真将种,不妨卖剑买锄犁”、“人生直合在长沙,欲击单于老无力”的悲愤感慨,更可以令人想见其壮志难酬的痛苦心情。至于其“倦游”、“静退”之说,其“东阡西陌,混渔憔以交欢,稚子佳人,共团栾而一笑”之言,不过是无可奈何的反语和聊以自慰的谐笔而已。不难看出,全文的宗旨和立意,在于表达自己的一腔爱国之情、忧国之愤,这与通常庸俗不堪的上梁文是截然不同的。
辛弃疾的应用文字、应酬文字的立意与境界尚且如此,其他议论文字可想而知,诸如《论阻江为险须籍两淮疏》讲两淮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及其开发的必要性;《议练民兵守淮疏》谈如何运用两淮人民的力量加强边界防守,抵御金兵入侵;《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从荆襄的战略地位及军事部署说起,建议朝迁“居安思危,任贤使能,修车马,备器械,使国家有屹立金汤万里之固;《淳熙已亥论盗贼札子》严正指出人民为“贪浊之吏迫使为盗”的事实,建议朝廷“惠养元元”;无不把国家的安危、民族的存亡、人民的生活作为立论的根本,充分显示出立意的宏伟和较高的境界与格调,显示出作者超人的韬略、巨大的气魄、非凡的识度和开阔的视野。
稼轩散文的立意、气势、境界与格调,同作者的经历、思想、性格、抱负、学识和气度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辛弃疾出身宦门,祖辈多仕于北宋,靖康之难家乡沦陷,祖父辛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美芹十论》),但其素怀复国之志,并以此影响和教育着辛弃疾,“每退食,辄旨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先辈爱国思想的薰陶,使辛弃疾从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杀敌复国的雄心壮志,把抗金复国作为他终生奋斗的目标。二十二岁时的聚众起义,成为他酬志的第一次实践。南归以后,辛弃疾一方面不折不挠地致力于收复中原的大业,一方面也因地制宜地做了很多便民、利民、恤民的事情。诸如在滁州任上“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本传》),于湖南任上创建飞虎军,江西任上救灾赈民,福建任上设置备安库,镇江任上再建新军的计划等等。自然,作为北方的的“反正”之人,他在朝廷内部和战斗激烈的旋涡中,也经受了许多打击和挫折,所谓“言未脱口祸不旋踵”(《论盗贼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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