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之道》（十四）事业成功之道，在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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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成功，在于得人。正如《荀子·君道》中讲的，“明主急得其人。”“急得其人，则身佚而国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在慎取相，道莫径是矣。”
孔子十分感慨“才难”。《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舜王有五位主要的大臣，而使天下大治。自己要有德行才能有人辅佐，自己是关键，感得有贤臣来辅佐，那就能够使天下大治。这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禹，继承舜的帝业。大禹治水，继父业治理水患而成大功。大禹治水后，大为奠定农业基础，于是文化开始成长，发展成就了后来几千年农业立国的民族精神。孔子推崇禹伟大，“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没有可挑剔的。大禹的“大”是伟大之意，是尊称，他本姓姒，名文命，号禹。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文王武王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良臣来辅佐他，因为他有德。有德，才有疆土，在当时三分之二的人归附于文王。后来武王伐纣而得天下，所以有土（地）。有土就有财，有财就有用。用财来照顾黎民百姓。所谓“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是也。如果不求德而求财，财来也终失，舍本逐末矣。“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我们现代人更应重视此点。
“才难”是因为“德难”。蕅益大师说，“叹才难而赞至德，正因德难，故才难耳。倘纣有圣德，则武王并九人，方将同为纣之良臣，又何至以乱臣称哉。亢龙有悔，武王之不幸也甚矣”（蕅益大师《论语点睛》）。孔子叹息人才难得，赞叹圣王的至德，所以感召人才。为什么说人才难得？蕅益大师说“正因德难”，有真正的德行难，所以才会“才难”。纣王当时如具圣德，武王和他的九位臣民、臣子，当为纣之良臣，就不会推翻他了。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了不起：推选一位有德之才带领百姓创造美好生活。所以，才有孔子言“众星拱月”一般（《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只能产生于天人合一的思维理念下，而于对立的二元思维中是不好理解的。
我们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就是几个人而已。王绍璠先生的“屠龙居”，他说，“要打造十五到五十龙，我不信中国不能起来。”当年汉高祖靠三杰，张良、萧何、陈平打天下，韩信还只是战将。汉高祖能干又善于采纳合理意见。汉光武中兴时（东汉一朝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真正中心人物也不过几个人，而“云台二十八将”（云台二十八将，是东汉初期刘秀手下大将。在汉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建立东汉政权过程中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有二十八员大将，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二十八位大将的画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范晔《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还不算是中心人物。在国外历史中，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也称为“文坛三杰”，也只三个人而已。每一个时代的治乱，最高思想的决策，都不过几个人而已。不止是国家大事，治理企业也是一样。真正的关键几个人，团结一心，把事业干起来了。人生难得是知己。《易经》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两个人或是几位核心者志同道合，心性高度契合，理想愿景高度一致，真正的同仁同志，这股精神力量凝聚起来，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所以，事业成功之道，首在得人。
（一叶/20210413）
孔子十分感慨“才难”。《论语·泰伯》：“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治国之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舜王有五位主要的大臣，而使天下大治。自己要有德行才能有人辅佐，自己是关键，感得有贤臣来辅佐，那就能够使天下大治。这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禹，继承舜的帝业。大禹治水，继父业治理水患而成大功。大禹治水后，大为奠定农业基础，于是文化开始成长，发展成就了后来几千年农业立国的民族精神。孔子推崇禹伟大，“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没有可挑剔的。大禹的“大”是伟大之意，是尊称，他本姓姒，名文命，号禹。
《大学》：“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文王武王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良臣来辅佐他，因为他有德。有德，才有疆土，在当时三分之二的人归附于文王。后来武王伐纣而得天下，所以有土（地）。有土就有财，有财就有用。用财来照顾黎民百姓。所谓“正德、利用、厚生”（《尚书·大禹谟》）是也。如果不求德而求财，财来也终失，舍本逐末矣。“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我们现代人更应重视此点。
“才难”是因为“德难”。蕅益大师说，“叹才难而赞至德，正因德难，故才难耳。倘纣有圣德，则武王并九人，方将同为纣之良臣，又何至以乱臣称哉。亢龙有悔，武王之不幸也甚矣”（蕅益大师《论语点睛》）。孔子叹息人才难得，赞叹圣王的至德，所以感召人才。为什么说人才难得？蕅益大师说“正因德难”，有真正的德行难，所以才会“才难”。纣王当时如具圣德，武王和他的九位臣民、臣子，当为纣之良臣，就不会推翻他了。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了不起：推选一位有德之才带领百姓创造美好生活。所以，才有孔子言“众星拱月”一般（《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只能产生于天人合一的思维理念下，而于对立的二元思维中是不好理解的。
我们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一代，真正平定天下的，就是几个人而已。王绍璠先生的“屠龙居”，他说，“要打造十五到五十龙，我不信中国不能起来。”当年汉高祖靠三杰，张良、萧何、陈平打天下，韩信还只是战将。汉高祖能干又善于采纳合理意见。汉光武中兴时（东汉一朝被后世史家推崇为中国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司马光、梁启超语）的时代），真正中心人物也不过几个人，而“云台二十八将”（云台二十八将，是东汉初期刘秀手下大将。在汉光武帝刘秀麾下助其一统天下、重兴汉室江山、建立东汉政权过程中功劳最大、能力最强的有二十八员大将，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刘庄在洛阳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二十八位大将的画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范晔《后汉书》为二十八将立传，称“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还不算是中心人物。在国外历史中，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是文艺复兴的先驱者，被称为“文艺复兴三颗巨星”，也称为“文坛三杰”，也只三个人而已。每一个时代的治乱，最高思想的决策，都不过几个人而已。不止是国家大事，治理企业也是一样。真正的关键几个人，团结一心，把事业干起来了。人生难得是知己。《易经》上说:“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两个人或是几位核心者志同道合，心性高度契合，理想愿景高度一致，真正的同仁同志，这股精神力量凝聚起来，无坚不摧、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所以，事业成功之道，首在得人。
（一叶/2021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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