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典型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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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孔子在学习方面是很虚心，尤为刻苦。有一次孔子随师襄子学鼓琴。曲名是《文王操》。孔子苦苦的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说“可以了”。
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曲子的弹法，但未得其数”。又练了很多日子，师襄子又说“可以了，你已于其数”可是孔子仍说“不可以，未得其志”。
又过了相当的时间，师襄子认为这回真的可以了，可是孔子仍然认为自己没有弹好这首乐曲，于是，反复的钻研，体会琴曲的内涵直到他看到文王的形象在乐曲中表现出来了，才罢休。
2、有次孔子受困在陈蔡一带的地区，有七天的时间没有尝过米饭的滋味。有一天中午，他的第子颜回讨来一些米煮稀饭。饭快要熟的时候，孔子看见颜回居然用手抓取锅中的饭吃。
孔子故意装作没有看见，当颜回进来请孔子吃饭时，孔子站起来说：「刚才孟李祖先告诉我，食物要先献给尊长才能进食，岂可自己先吃呢?
颜回一听，连忙解释说：「夫子误会了，刚才我是因看见有煤灰掉到锅中，所以把弄脏的饭粒拿起来吃了。
孔子叹息道：人可信的是眼睛，而眼睛也有不可靠的时候，所可依靠的是心，但心也有不足靠的时候。
3、一次孔子到了郑国与弟子走散，孔子呆在城墙东门旁发呆，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边有个人，他的前额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部像子产。
不过自腰部以下和大禹差三寸。看他劳累的样子就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把这段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子。
孔子很坦然地笑着说：“把我的外表说成这样，实在是夸过头了。不过说我像条无家可归的狗，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啊！”
4、一天，有个人，路过孔子的宅门前，看见孔子的一个弟子在扫地，想到孔子的门生一定不差，就问了个问题，“请问你知道一年有几季吗？”
孔子的弟子觉得很奇怪，这个人怎么会问这样幼稚的问题，就说到：“很奇怪，是人都知道，一年有四季。你难道不知道吗？”来人，气冲冲地看着他。
“怎么会是四季呢？明明是三季啦！”孔子弟子一愣，不会吧，怎会有人把四季说成了三季。这个人一定是个神经病，不然就是个白痴，于是，就和来人据理力争起来。
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不得结果。最后，孔子弟子说，我们找个人来评判，如果，你说对了，我给你磕三个响头，如果你输了。麻烦你给我磕三个头，怎样？
来人，当然乐意。孔子弟子很自信，想到，随便是谁，一定会知道一年原本就是四季的。结果，这时候，恰逢，孔子出来了。他一听弟子，说了来龙去脉后。
把来人仔细打量一番，最后说道：“孩子，你给这位先生磕头吧！”弟子不解，十分诧异。来人可乐了。“磕头磕头！我就说了吧，一年就是四季的！”
弟子不服，看着师傅。孔子说：“快磕吧！我叫你磕，你就磕！不要废话了！”于是，弟子，只好听话的给来人磕头。来人，赢了后，悠哉着离去。
孔子弟子这才问师傅，为什么也要那样说一年为四季啊？孔子道：“你没看见那人浑身上下一片绿色吗？那是个蝗虫啊。春天生，秋天死，他那里看见过冬天！”弟子这才恍然大悟。
5、有一次，子路在孔子家里弹瑟。他人很刚勇，弹出的声音也像打仗一样充满着杀气。孔子是主张仁和中庸之道的，自然觉得这声音不平和，不满意他说：他为什么要在我家里弹瑟呢？
孔子的弟子听了老师这话，琢磨出这是老师对子路弹瑟作的不好的评论，对子路的看法顿时有了改变，言语中有些不尊敬。
孔子知道后，就对大家解释说：子路弹瑟的本领已经登上厅堂，但尚未进入内室。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成就，只是没有达到高深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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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第，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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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挫折中前进
孔子慢慢长大了。
因为穷困生活的磨炼，因为父亲原是体格很好的，所以孔子身子也很健壮，这是他日后所以能经受得起各种困难，而精力始终充沛的缘故之一。
孔子是有志气的。据他的自述，在十五岁已经立下了要好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的志愿。
孔子在十七岁上，死了母亲。依照当时的习俗，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道父亲葬在哪儿，他于是把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的街上。五父是五个老人的意思，衢就是街，如果是现在的北京街名，大概就叫什么“五老胡同”了吧。
这时一位老太太—— 一个名叫曼父的人的母亲——便走来指点给孔子说：“你父亲葬的地方我知道哇，那地方叫防。”防是指防山，在现在山东曲阜县东面，孔子因此才知道了父亲的坟地，便把母亲也葬在一起。
孔子这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虽然小心谨慎，但人事经验是不多的。他单纯地想到有机会就该出一出头，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本领了。有一次，鲁国的贵族季氏欢宴名流，这位十七岁的居丧的孔子便穿着孝服跑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喝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叫花子。你走吧！”孔子便只好退了下来。
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
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啊。——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达巷里的一个老百姓就这样说过：“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上名堂来。”孔子听见了，便谦虚地说：“我会什么呀？我会赶车罢了。”原来在这时有六种本领是一个全才的人必须具备的，这就是：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在这六种本领里头，赶车是被认为最低下的，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
孔子后来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往日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可是我因此有了学会各种本领的工夫。”
孔子大概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他担任的不是行政官，而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一回是当“乘田”，这是管牛羊的官，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大大的。”果然他养的牛羊都很肥壮。另一回是当“委吏”，这是一种会计工作，孔子说：“叫我管会计，我就要让账上不会出错儿。”果然他管的账都是一点岔儿也没有。他在青年时期工作就是这样踏实，这样负责的。
在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公元前522年，执政二十年以上的郑国大夫子产逝世了。子产是使郑国秩序得到安定的人，是使郑国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而外交上常常获得胜利的人。子产是十分博学的。他也熟悉当时的诗歌。子产并且善于组织人才，使用人才。他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探询一番，再同善于出计谋的裨谌到郊外去一起研究，同时征求一下老百姓的意见，然后又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才让长于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既然经过这样审慎的步骤，所以子产执行的政策便很少失败了。郑国在公元前536年，即孔子十六岁时，把刑书铸在金属制的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这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子产最初执政的时候，郑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提倡节俭，提倡节俭，
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
整顿军事，整顿军事，
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
谁杀子产，
我们心甘情愿！
可是过了三年，便流传了另一首歌：
我们子女，
是子产教育；
我们田地，
是子产开辟；
子产可别死！
死了谁继续？
子产一死，郑国人便都哭了。孔子听见这消息，也哭了。孔子称赞子产是对人们有着惠爱的人。在思想上，子产也是比较开明的。郑国有了火灾，别人都说要去求神，但是他说：“天的道理是渺茫的，人的道理是切近的，我们是讲人不讲天的。”郑国有了水灾，又有人以为是龙神作怪，但是他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不相干的。”这种开明思想在当时原是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抱有的，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子产正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孔子的一些健康的见解，正无疑是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在同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专心从事教育工作
从三十岁左右就从事教育的孔子，在任何时期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的孔子，随时想到自己培育的人才出众而感到欣慰的孔子，随时感到自己的主要生活可以拿“学不厌，教不倦”来概括的孔子，现在更意识到教育工作才是自己的本行了。
由于孔子本人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于他的弟子的教育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大概在早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为主的，晚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作文化学术工作为主的。
孔子曾经粗略地把他的弟子按照不同特长分为四类，并各举了几个代表人物，这就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治：冉有、子路；口才：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这有点儿像后来大学分系的光景。
自然，这样分法是不够严格的：德行在孔子看来仍然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条件；政治也包括军事；口才又包括外交本领；文学也包括比后代更广泛的内容——学术。
至于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像对于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健康；像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像对一般人都要友爱，但更要接近好人；像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谦虚谨慎，逢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老实实请教等。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孔子说：“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管死了以后做什么？”子路又问：“该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谈什么对待鬼神！”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而不喜欢空论的。孔子也很少谈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在做人道理方面，如果提得太高而不切实，孔子也是不许可的。子贡曾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也不要照样对待别人。”孔子便说：“赐啊，这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
孔子也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例如有一次子路问起管仲在齐国的内战中没有为自己所拥戴的公子纠死节，是不是还可以称为好人呢？孔子说：“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这还不算好人吗？这还不算好人吗？”又有一次，子贡也问起同样问题，孔子也说：“管仲帮助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领袖，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人们到如今还受他的好处，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早要被外族征服了，连服装都改了呢。我们要求管仲的，难道只像对一个普通的男人女人那样死节，在河边上上了吊，无声无臭，什么功劳也没有，才算好吗？”在评价管仲的话里，表现了孔子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和重民轻君的思想。
不过，在阶级社会里，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在教育方面，他虽然讲究踏实，但他反对劳动教育。其实孔子从小比较穷苦，搞生产是有一手的，弟子们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一回，樊迟想跟孔子学种田，孔子就板起脸说：“我不如老农夫！”樊迟又想跟孔子学种菜蔬，孔子说：“我不如老种菜的！”樊迟退出后，孔子还跟别的弟子说：“樊迟真下贱啊，想学这个！”
尽管如此，孔子的教育方法还是有很多可取的特点，这就是：因材施教，注重启发，以身作则，踏实虚心。所以他的弟子颜渊曾这样地称叹：“咳，往上看吧，越看越高；往里钻吧，越钻越有东西。瞧着在前头呢，忽然又转到后头了。老师是一步一步地善于诱导啊。给我最广泛的东西，又给我最扼要的东西，让我想要停下也不能够。我费心竭力地跟着他跑，仿佛刚要赶上了，但是他又跑到前头了，总是赶不上。”
孔子慢慢长大了。
因为穷困生活的磨炼，因为父亲原是体格很好的，所以孔子身子也很健壮，这是他日后所以能经受得起各种困难，而精力始终充沛的缘故之一。
孔子是有志气的。据他的自述，在十五岁已经立下了要好好学习各种知识和本领的志愿。
孔子在十七岁上，死了母亲。依照当时的习俗，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道父亲葬在哪儿，他于是把母亲的棺材暂且停在一条叫“五父之衢”的街上。五父是五个老人的意思，衢就是街，如果是现在的北京街名，大概就叫什么“五老胡同”了吧。
这时一位老太太—— 一个名叫曼父的人的母亲——便走来指点给孔子说：“你父亲葬的地方我知道哇，那地方叫防。”防是指防山，在现在山东曲阜县东面，孔子因此才知道了父亲的坟地，便把母亲也葬在一起。
孔子这时还是一个少不更事的青年，虽然小心谨慎，但人事经验是不多的。他单纯地想到有机会就该出一出头，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已经有一些本领了。有一次，鲁国的贵族季氏欢宴名流，这位十七岁的居丧的孔子便穿着孝服跑去了。季氏的家臣阳虎向他喝道：“我们请的是有地位的人，并不招待叫花子。你走吧！”孔子便只好退了下来。
经过这一番挫折，孔子更发愤了。
过了三四年，他的道德修养和各种才能，一天比一天进步，虽然年轻，却已出了名。他在十九岁结了婚，二十岁得了一个儿子。鲁国的国君昭公向他道喜，特地送了一条大鲤鱼来。孔子为了纪念这桩事，便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鲤，号伯鱼。伯是老大的意思，因为这是孔子的第一个儿子啊。——可是孔子也只有这一个儿子。
由于刻苦学习，孔子逐渐成了博学多能的人。在他住宅的附近有一条街叫达巷，达巷里的一个老百姓就这样说过：“孔子这么渊博，他会的玩意儿我们简直叫不上名堂来。”孔子听见了，便谦虚地说：“我会什么呀？我会赶车罢了。”原来在这时有六种本领是一个全才的人必须具备的，这就是：礼节，音乐，射箭，赶车，识字，计算。在这六种本领里头，赶车是被认为最低下的，所以谦虚的孔子只承认了这一桩。
孔子后来曾经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往日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可是我因此有了学会各种本领的工夫。”
孔子大概在二十六七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两回小官。他担任的不是行政官，而是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一回是当“乘田”，这是管牛羊的官，孔子说：“叫我管牛羊，我就要把牛羊养得肥肥大大的。”果然他养的牛羊都很肥壮。另一回是当“委吏”，这是一种会计工作，孔子说：“叫我管会计，我就要让账上不会出错儿。”果然他管的账都是一点岔儿也没有。他在青年时期工作就是这样踏实，这样负责的。
在孔子三十岁这一年——公元前522年，执政二十年以上的郑国大夫子产逝世了。子产是使郑国秩序得到安定的人，是使郑国虽处在晋楚两大国之间而外交上常常获得胜利的人。子产是十分博学的。他也熟悉当时的诗歌。子产并且善于组织人才，使用人才。他决定国家大事的时候，一般是先向熟悉各国情况的公孙挥探询一番，再同善于出计谋的裨谌到郊外去一起研究，同时征求一下老百姓的意见，然后又请善于判断的冯简子加以决断，最后才让长于外交的游吉去办外交，既然经过这样审慎的步骤，所以子产执行的政策便很少失败了。郑国在公元前536年，即孔子十六岁时，把刑书铸在金属制的鼎上，这是中国有记录的、最早的成文法，这是子产在法律上的一个贡献。子产最初执政的时候，郑国流传着这样一首歌：
提倡节俭，提倡节俭，
人有好衣服也不能穿；
整顿军事，整顿军事，
人要种地也没法子干；
谁杀子产，
我们心甘情愿！
可是过了三年，便流传了另一首歌：
我们子女，
是子产教育；
我们田地，
是子产开辟；
子产可别死！
死了谁继续？
子产一死，郑国人便都哭了。孔子听见这消息，也哭了。孔子称赞子产是对人们有着惠爱的人。在思想上，子产也是比较开明的。郑国有了火灾，别人都说要去求神，但是他说：“天的道理是渺茫的，人的道理是切近的，我们是讲人不讲天的。”郑国有了水灾，又有人以为是龙神作怪，但是他说：“我们无求于龙，龙也无求于我们，不相干的。”这种开明思想在当时原是一般有头脑的人都抱有的，这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子产正是一个代表人物；而孔子的一些健康的见解，正无疑是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并在同一社会基础上产生的。
专心从事教育工作
从三十岁左右就从事教育的孔子，在任何时期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的孔子，随时想到自己培育的人才出众而感到欣慰的孔子，随时感到自己的主要生活可以拿“学不厌，教不倦”来概括的孔子，现在更意识到教育工作才是自己的本行了。
由于孔子本人生活和思想上的变化，他对于他的弟子的教育前后期也有所不同。大概在早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从事政治活动为主的，晚年所收的弟子是以培养他们作文化学术工作为主的。
孔子曾经粗略地把他的弟子按照不同特长分为四类，并各举了几个代表人物，这就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政治：冉有、子路；口才：宰我、子贡；文学：子游、子夏。——这有点儿像后来大学分系的光景。
自然，这样分法是不够严格的：德行在孔子看来仍然是政治人才的重要条件；政治也包括军事；口才又包括外交本领；文学也包括比后代更广泛的内容——学术。
至于施教的方法，它的最大特点是着重在启发。孔子根据每个弟子的性格、主要优缺点，而加以相应的及时的教育。子路曾经问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孔子说：“还有比你更有经验、有阅历的父兄呢，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请教再说，哪里能马上就做呢？”可是冉有也同样问过孔子：“听说一个主张很好，是不是应该马上实行呢？”孔子却答道：“当然应该马上实行。”公西华看见同样问题而答复不同，想不通，便去问孔子，孔子说：“冉求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勇敢；仲由遇事轻率，所以要叮嘱他慎重。”
事实上冉有和子路的主要毛病正在这里。冉有曾告诉过孔子：“不是不喜欢你讲的道理，就是实行起来力量够不上呢。”孔子说：“力量够不上的，走一半路，歇下来，也还罢了；可是你现在根本没想走！”这就是冉有的情形。子路不然，子路是个痛快人，孔子曾说他三言两语就能断明一个案子。有一次，孔子开玩笑地说：“我的理想在中国不能实现的话，我只好坐上小船到海外去，大概首先愿意跟着我的准是仲由了。”子路当了真，便欢喜起来。孔子却申斥道：“勇敢比我勇敢，可是再也没有什么可取的了！”这就是子路的脾气。孔子对他们说的话，都是对症下药的。
孔子对其他弟子也同样有中肯的批评。颜渊是他最得意的弟子，但因为颜渊太顺从他了，便说道：“颜回不是帮助我的，因为他对我什么话都一律接受！”又如孔子是主张全面发展的，如果单方面发展，他认为那就像只限于某一种用处的器具了，所以说：“有学问、有修养的人不能像器具一样。”可是子贡就有陷于一偏的倾向，所以他就批评子贡说：“你只是个器具啊！”子贡问道：“什么器具呢？”孔子说：“还好，是祭祀时用的器具。”意思是说，从个别的场合看来，子贡是个体面的器具，却没有注意到全面的发展。
孔子注重启发，他善于选择人容易接受的机会给予提醒。他说：“如果一个人不发愤求知，我是不开导他的；如果一个人不是到了自己努力钻研、百思不得其解而感觉困难的时候，我也不会引导他更深入一层。譬如一张四方桌在这里，假使我告诉他，桌子的一角是方的，但他一点也不用心，不能悟到那其余的三只角也是方的，我就不会再向他废话了。”
孔子又往往能使人在原来的想法上更进一步。子贡有一次问道：“一般人都喜欢这个人，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不够。”子贡又问：“那么，一般人都不喜欢这个人呢？”孔子说：“也不够。要一切好人都喜欢他，一切坏人都不喜欢他才行。”
孔子对弟子使用的语言往往是含蓄而富有形象的，让人可以咀嚼，却又很具体。孔子看到有些人虽然不是不可教育，但根本不努力，又有些人却努力而不得其道，因而也没有成就，便对弟子们说：“庄稼是庄稼，可是光有苗头，长不出穗儿来的，有的是；长了穗儿却是个空壳儿，不结米粒儿的，也还是有的是呢！”
孔子在教导弟子的时候，最反对主观自是。他说要根绝四种东西：一是捕风捉影的猜想，二是把事情看得死死的，三是固执自己片面的看法，四是把主观的“我”看得太大，处处放在第一位。
孔子也常常以自己虚心的榜样来教育弟子。他曾说：“我不是生来就知道什么的，我不过是喜欢古代人积累下来的经验，很勤恳、很不放松地去追求就是了。”又说：“三个人一块儿走路，其中就准有我一位老师。”还说：“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有人来问我，我也是空空的。但我一定把人们提的问题弄清楚，我尽我的力量帮他思索。”
一个当惯了教师的人，往往容易摆出一副无所不知的架子，有时甚而不知道的也冒充知道。但作为一个教育家的孔子却一贯虚心，对于求知是抱有严肃认真的态度的。孔子曾向子路说道：“仲由啊，你知道什么是教育吗？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这才是真知道。一个教育者是应该这样的啊。”
孔子常常以自己的不断求知、积极学习态度来鼓舞弟子。他说：“我学习的时候，老怕赶不上，又怕学了又丢掉。”他又说：“十户人家的村子，找我这样忠厚信实人不难，可是找我这样积极学习的，就比较少。”他时常以不疲倦的学习，以致忘了忧愁、忘了衰老来形容自己。
学习和思考都重要，他说：“光是学习，不去思考，就得不到什么；光是思考，不去学习，也是白费精神。”但孔子更重视学习，他以自己的亲身经验告诉弟子们说：“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只管想来想去，但是没有什么收获，不如实实在在的学习有益处。”
弟子有在学习上松懈的，他就加以批评。宰我白天睡懒觉，孔子就说：“烂木头是不能刻上什么的，烂土墙是不能画上什么的，我对于宰我还有什么办法！”子贡忙着批评别人，而放松自责。孔子便也对他说：“端木赐啊，你这么聪明吗？我就没有这么些功夫！”
孔子最反对人在学习上自满。子路看见古代诗歌上有这么两句：“也不害人，也不求人，走到哪里，也是好人。”便老背这句话，满足了。孔子于是说：“这哪里配称好人呢？”
在学习中，他很注重温习，也就是把学习到的东西要巩固起来。他说：“学习会了的东西，时常温习一下，不也很有乐趣吗？”温习就能熟练，熟练就会有创造，所以他又说：“温习旧的，能产生新的心得，这样就有资格当老师了。”
孔子对弟子的教育，是结合实际生活来进行的。像对于父母要尊敬，想到父母爱护子女就要注意自己健康；像与人相处要融洽，但不要迁就；像对一般人都要友爱，但更要接近好人；像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谦虚谨慎，逢见比自己高明的人要老老实实请教等。
有一次，子路问孔子人死了以后怎样，孔子说：“活着的问题还没解决，管死了以后做什么？”子路又问：“该怎样对待鬼神？”孔子说：“对待人还没对待好呢，谈什么对待鬼神！”孔子就是这样看重实际问题，而不喜欢空论的。孔子也很少谈怪异、武力、变乱、鬼神。在做人道理方面，如果提得太高而不切实，孔子也是不许可的。子贡曾说：“我不愿意别人对待我的，我也不要照样对待别人。”孔子便说：“赐啊，这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
孔子也经常通过对历史人物的批评向弟子进行教育。例如有一次子路问起管仲在齐国的内战中没有为自己所拥戴的公子纠死节，是不是还可以称为好人呢？孔子说：“齐桓公能够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武力，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这就是管仲的功劳，这还不算好人吗？这还不算好人吗？”又有一次，子贡也问起同样问题，孔子也说：“管仲帮助齐桓公，使他成为诸侯的领袖，使天下有统一的希望，人们到如今还受他的好处，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早要被外族征服了，连服装都改了呢。我们要求管仲的，难道只像对一个普通的男人女人那样死节，在河边上上了吊，无声无臭，什么功劳也没有，才算好吗？”在评价管仲的话里，表现了孔子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和重民轻君的思想。
不过，在阶级社会里，孔子的思想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就是在教育方面，他虽然讲究踏实，但他反对劳动教育。其实孔子从小比较穷苦，搞生产是有一手的，弟子们也是知道的。可是有一回，樊迟想跟孔子学种田，孔子就板起脸说：“我不如老农夫！”樊迟又想跟孔子学种菜蔬，孔子说：“我不如老种菜的！”樊迟退出后，孔子还跟别的弟子说：“樊迟真下贱啊，想学这个！”
尽管如此，孔子的教育方法还是有很多可取的特点，这就是：因材施教，注重启发，以身作则，踏实虚心。所以他的弟子颜渊曾这样地称叹：“咳，往上看吧，越看越高；往里钻吧，越钻越有东西。瞧着在前头呢，忽然又转到后头了。老师是一步一步地善于诱导啊。给我最广泛的东西，又给我最扼要的东西，让我想要停下也不能够。我费心竭力地跟着他跑，仿佛刚要赶上了，但是他又跑到前头了，总是赶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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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行必有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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