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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是如何征税的？一文带你看懂唐代租庸调制和两税制

Answer 1

上一篇文章介绍了唐德宗从一个想要复兴盛世的帝王，是如何一步步变成守财奴的，德宗继位之初满怀壮志，在经济上他采用宰相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法，成功为朝廷增加了财政收入，今天这篇文章就详细的介绍一下租庸调法和两税法的区别。

      先说租庸调法，作为唐初开始施行的税收体制，租庸调法的实施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的。那么，什么又是均田制呢?
      均田制是由朝廷将大量无主的土地收归国有，再按人口数分给百姓耕作，唐朝初期均田制就规定成年男子每人可“授田百亩”，这一百亩田地又被划分为二十亩永业田和八十亩口分田。
      永业田的二十亩土地是归百姓私有的，可以世代传递，也可以在百姓迁徙或者因家贫需要安葬费时出售，但一经卖出，朝廷就不再次授永业田。而八十亩口分田则归国家所有，只是暂时交给百姓使用，耕种者去世时则由朝廷收回(百姓迁往人少地多的地区时也准许出售)，再根据情况重新分配。

      在均田制的基础上，政府就可以按照授田记录向百姓征税。百姓不论贫富，一律缴纳定额的租庸调，唐初这一税制被称为租庸调法，其中租指田租，每年纳粟二石;庸指劳役，每年替朝廷服劳役二十日;调是户调，即按户征收一定数量的如麻布、丝、绢等农产品。
      租庸调法还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比如允许百姓交纳丝绢以代替劳役，在国家需要百姓服役的时候，如果加役超过十五天，则免其调，加役超过三十天，则同时免除租和调;再比如在出现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农作物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则免租，损失十分之六以上免调，损失十分之七以上则全免。
      建立在均田制上的租庸调法使得百姓既有土地耕种，又不会因为长期服役而耽误农时，更有面对灾情时的减税方案。在唐朝初年时期，朝廷通过这一政策安置了大量流亡的百姓(授予田地建立户籍)，调动了他们的生产力、推动了唐初农业的发展，而人民生活的安定又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促进了国家的稳定，为唐朝的繁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租庸调法的问题也渐渐显现出来。
      首先，唐代的户籍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指最初给百姓授田的地方，如果此人迁居别地，则登记为客户，按当时的规定，主户需要缴纳租庸调，而客户则不需要缴纳，于是许多人将手里的土地卖掉，移居别地、不再缴税;而购买土地的人则想方设法将土地隐藏起来，不在地方登记，这就造成了税收的大量流失。
      其次，一部分被授予土地的家庭，在应该归还口分田时不愿意上缴土地，而是隐瞒实际情况，导致朝廷掌握的土地数据严重失真，影响税收。
      最后，由于均田制分配的是无主土地，地主阶级的土地仍归私人所有，因而贵族阶层便常常借助家族势力和官僚权力扩大自己的土地。
      到唐中期时，土地兼并的情况日益严重，随着大量本来归属国家的土地转变为私人所有，政府手中可分配的土地越来越少，而经过休养生息、人口在逐年增加，于是朝廷渐渐陷入无田可授的局面。
      此外，土地兼并又导致大量的自耕农或逃亡成为流民，或沦为奴隶，脱离了当地的户籍。由于管理工作滞后，天下户籍久不更新，朝廷却仍按照旧户籍征收租庸调，地方官员为了交差，就把早已不在户籍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百姓身上，其结果是迫使更多百姓破产逃亡。

      安史之乱爆发后，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户籍更加混乱，为了平叛，皇帝在内地也设置了藩镇，授予节度使军政全权，从此地方税收经过藩镇截留，到达中央的已是杯水车薪，而每一次调动军队都需要大量的经费，依靠唐初的租庸调法已经无力支持国家的财政。于是朝廷开始对盐、酒实施专卖，但仍旧无法长期维持帝国的支出。
      在这样的千疮百孔的局势下，想要有所作为的唐德宗采纳了宰相杨炎的建议，推出了两税法，对租庸调制进行了彻底改革。
      两税法的征收内容包括按每户拥有的土地数量征收的地税(不分主户客户)和按贫富等级征收的户税(即财产税，统计每户财产多少，按照比例纳税)，每年分夏秋两次缴纳(主要以货币形式缴纳)，取消一切租庸调和杂捐杂税。
      此外，以公元779年(两税法前一年)的国家税收总额为参考，制定每年中央预计的税收额，再分摊给地方政府。在完成中央规定上缴的税收之后，若有结余，则剩余税收归地方政府支配。
      两税法中地税的征收不再区分主客户籍，也不再区分土地的性质，政府也不再分配土地，只通过确定人口现在的居住地和拥有的土地数量来征税;户税的征收则改变了租庸调法中所有人按同等标准征税的规定，根据贫富不同按等级征税。

      可以看出，两税法简化了税目和交税流程，解决了租庸调法实施中因为户籍转移而难以收税的问题，根据贫富差别征税也相对更加公平，因而在减轻普通百姓身上压力的同时，保证了政府的税收。
      唐德宗于公元780年下诏实施两税法，到公元782年，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大大增加，只是德宗在削藩的问题上过于心急，随后爆发的多次战乱让朝廷再次入不敷出，只得再另立名目(如间架税、除陌钱等)收取苛捐杂税，在两税之外继续盘剥百姓。
      此外，由于两税制下土地买卖合法，土地兼并之风更加盛行，土地的集中又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成为藩镇问题之外唐王朝的又一痼疾。